一凌晨三点，我在阳台数星星。猎户座的腰带三星格外亮，

像1937年南京城墙上的探照灯，冷得能穿透骨头。身后传来窸窣声，

沈砚之踩着我的拖鞋溜到栏杆边，白大褂下摆沾着实验室的液氮味。“又在看星图？

”他递来杯热可可，棉花糖在液面浮成小小的雪山，“你手机里存着1950年的星轨数据，

天文台都未必有这么全的档案。”我没接杯子。1950年我在漠河，零下四十度的夜里，

用铅笔在冻疮裂开的手背上画星图。当时以为自己活不过那个冬天，

没想到这些歪歪扭扭的线条，七十年后会被个戴金丝眼镜的科学家当成宝贝。“沈博士，

”我转头看他，月光在他睫毛上凝成霜，“你见过1969年的月亮吗？”他果然愣住。

这是我对付他的老办法——用时间制造壁垒。1969年他还没出生，自然接不上话。

我趁机补充：“那年我在西昌，跟着地质队找铁矿。月圆夜炸山，石头崩起来比月亮还高，

有块碎碴擦过我耳朵，现在还留着疤呢。”沈砚之的视线立刻落到我耳垂上。

那里确实有个针尖大的凹痕，是真的，不过不是炸山留的——1987年在香港，

被抢劫犯的匕首划的。他总爱考据这些细节，像只执着的松鼠，

非要把所有坚果都扒开看里面的果仁。“上周我去了趟协和医院。”他忽然开口，

热可可的蒸汽模糊了眼镜片，“1948年的病历存档里，有个叫林夏的病人，急性阑尾炎，

手术记录上的签名医生，去年刚过百岁寿辰。”我数星星的手指顿了顿。

那年我确实在协和住院，隔壁床是位旗袍开叉到膝盖的小姐，总偷偷给我塞美国巧克力。

后来她去了台湾，临走前把金镯子塞给我，说“留着当念想”，

现在那镯子还在我衣柜最底下压着。“可能是重名吧。”我仰头灌了口风，嗓子有点发紧，

“我奶奶也叫林夏。”沈砚之从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袋，倒出堆老照片。

1952年的天安门城楼，

穿布拉吉的姑娘举着“劳动最光荣”的标语；1978年的深圳蛇口，

戴安全帽的女人在工地上指挥吊车；2003年的非典病房，

防护服上写着“林夏”的护士正给病人喂饭。“这些都是从旧货市场淘的。

”他指着照片里不变的眉眼，“摊主说，每张背后都有故事。”我捡起那张非典时期的照片。

背后确实有字，是用马克笔写的：“今天救了个小男孩，他说长大要当医生。

”那孩子现在应该上大学了，说不定就在沈砚之的研究所当实习生。“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我把照片放回纸袋，金属拉链的响声在夜里格外清冽。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腕，

掌心烫得像实验室的恒温箱。“你的细胞。”他的声音发颤，“为什么不会衰老？

是基因变异，还是接触过放射性物质？或者……”“我会老的。”我挣开他的手，转身回屋。

客厅墙上的电子钟显示3:17，这个时间总让我想起1945年的重庆防空洞，

炸弹落下来时，钟表停在三点十七分，血溅在表盘上，把数字染成暗红。沈砚之跟进来，

看着我从柜子里翻出个铁皮盒。里面是1956年的粮票，1968年的红袖章，

还有颗泛黄的智齿——1972年在东北拔的，当时没打麻药，疼得我差点咬断医生的钳子。

“你看，”我捏起智齿给他看，“牙齿会掉，头发会白，只是……慢了点。”他没接话，

忽然从背后抱住我。白大褂上的消毒水味混着他身上的薄荷香，

像1998年抗洪时的江水味，又腥又清。“我奶奶走了。”他把脸埋在我颈窝，

“阿尔茨海默症，到最后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想起1989年的冬天，

我在上海弄堂里照顾过的张阿婆。她总把我当成她早逝的女儿，每天给我梳辫子，

说“囡囡的头发真好”。后来她走的时候，我在她枕头下发现张泛黄的照片，

上面的年轻姑娘，眉眼竟和我有七分像。“沈砚之，”我轻轻拍他的背，像哄个迷路的孩子，

“时间不是敌人。”他没说话，只是抱得更紧。电子钟的滴答声里，

我仿佛听见1921年苏州河上的汽笛，1949年天安门广场的欢呼，

1977年恢复高考的锣鼓——这些声音都刻在我骨头里，像圈年轮，

一圈圈裹住不老的皮囊。天快亮时，沈砚之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给他盖毯子时，

发现他手里攥着张照片，是我昨天刚洗出来的——在街心公园的银杏树下，

我举着片叶子挡太阳，背后有打太极的大爷，跳广场舞的大妈，还有遛狗的小夫妻。

照片背后，我写了行字：“2024年秋，天气晴。”也许等他醒了，

我会告诉他1953年的银杏叶有多黄，1984年的秋雨有多凉，2008年奥运会那天，

我在鸟巢外捡到个迷路的小孩，他举着国旗说“中国加油”。二沈砚之醒来时，

晨光正透过纱帘在他脸上织网。他揉着眼睛坐起来，看见我在厨房煎蛋，

蛋黄流出来的样子像朵刚绽开的花。“这是……”他盯着餐桌上的白粥，

青瓷碗沿还留着圈浅淡的茶渍——那是1963年在景德镇买的，当年我用它装过咸菜，

现在盛着加了莲子的甜粥。“你昨天说想吃清淡的。”我把煎蛋推到他面前，

“实验室的咖啡机该换了，喝多了速溶对胃不好。”他没动筷子，

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个显微镜载玻片。玻璃片上沾着根我的头发，在阳光下泛着栗色的光。

“我做了检测。”他的声音很轻，“毛囊细胞活性是普通同龄人的300%，

端粒长度……相当于二十岁。”我舀粥的勺子顿了顿。1975年在云南插队时，

赤脚医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举着我的血涂片，在煤油灯底下看了半天，

说“你这血红细胞比小伙子还精神”，后来他在塌方中救学生，被埋在泥石流里，

再也没出来。“可能我天生就这样。”我把煎蛋的焦边撕掉——沈砚之不爱吃焦的，

这点和1946年认识的那个飞行员很像，那位先生总说“食物要吃新鲜的，

日子要过鲜活的”，后来他驾驶的战机撞向敌机，连块完整的尸骨都没留下。

沈砚之忽然笑了，是那种带着点无奈的笑。他推了推眼镜，把载玻片收起来：“你知道吗？

我爷爷临终前说，他见过个永远长不大的姑娘，在南京夫子庙卖栀子花，

能让枯萎的花枝重新开花。”我咬着勺子抬头看他。1947年的夫子庙确实有位卖花姑娘，

每天清晨都去秦淮河畔采带露的栀子。有天她遇见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他说“等打完仗，

我就来娶你”，后来那身军装永远留在了淮海战役的战场上，

姑娘把所有栀子花撒进了秦淮河，花瓣飘了整整三天。“她不是长不大。

”我把粥碗推到他面前，“她只是……记得太清楚了。”沈砚之的睫毛颤了颤。他开始喝粥，

勺柄碰撞碗沿的声音很轻，像1954年北京胡同里的鸽哨声，悠长又清亮。

“我查了1956年上海医学院的毕业生名单。”他忽然开口，“有个叫林夏的学生，

毕业后去了武汉，在传染病医院工作，1959年的档案里还有她的名字，

后来就……消失了。”“我去了新疆。”我望着窗外的梧桐树，

叶子上的露珠正顺着叶脉往下滑，像1959年戈壁滩的雨水，稀稀拉拉砸在卡车篷布上，

“支援边疆，在兵团医院当护士，那里风沙大，把档案吹丢了也说不定。”他没再追问，

只是把我的粥碗也接过去，默默喝完了剩下的半碗。晨光爬上他的指节，

那里有道浅浅的疤痕——上次做实验被碎玻璃划的，我给他贴创可贴时，

发现那道疤比普通人愈合得慢些，像株迟迟不肯抽芽的植物。“今天去不去公园？

”我收拾碗筷时问他，“张大爷说新教了套太极，适合你这种天天坐实验室的。

”沈砚之跟着我出门时，手里攥着个小小的保温壶。走到银杏树下，

他忽然把壶塞给我：“里面是枸杞水，我妈说……”“喝了明目？”我笑着拧开盖子，

热气混着枸杞的甜味扑过来，像1982年在成都茶馆喝的盖碗茶，粗瓷碗里飘着几颗枸杞，

老茶客说“这玩意儿比人参管用”。打太极的张大爷看见我们，老远就挥胳膊：“小林，

这是你对象？看着像个文化人！”沈砚之的耳朵瞬间红了，像1976年唐山地震后，

我在废墟里捡到的那株月季花，蔫了好几天，忽然在某个清晨冒出点红。我正想解释，

张大爷又说：“你俩可得好好保养，我像你们这么大时，扛着一百斤粮食能走二里地！

”“张大爷以前是搬运工。”我凑到沈砚之耳边小声说，“87岁了，每天还能爬六楼。

”他望着张大爷舒展的背影，忽然说：“我奶奶也爱打太极，她说太极讲究‘以柔克刚’，

就像时间，看起来慢慢悠悠，其实最有力量。”阳光穿过银杏叶，在他发梢跳着碎金似的光。

我想起1998年抗洪时，在堤坝上遇见的那位老兵，他说“水退了之后，该种稻子种稻子，

该生孩子生孩子”，后来他抱着沙袋跳进决口时，吼的也是这句话。沈砚之忽然拉起我的手，

往公园深处走。他的手心很暖，像1943年伦敦防空洞里的那杯热可可，

英国护士举着搪瓷杯说“喝了就不冷了”，后来那护士在轰炸中牺牲了，

我把那只杯子带回了国，现在还在储藏柜里躺着。“你看。”他指着草坪上的蒲公英，

白色的绒球在风里轻轻晃，“我小时候总觉得它们能飞到天上去，其实啊，

它们只是把种子留给了土地。”我想起1968年在北大荒，我们把麦种撒进冻土，

队长说“别看现在光秃秃的，明年开春就是一片绿”。后来我离开时，

那些麦子已经长得比人高，风吹过的时候，像片金色的海。“沈砚之，”我忽然停下来，

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是不会老，只是把每个今天，都过得像第一次过。

”他的睫毛上还沾着阳光的碎屑，像落了层金粉。“我知道。”他笑着说，

“就像这杯枸杞水，喝的时候觉得没什么特别，日子久了，才知道好处都在里头呢。

”三广场舞的音乐换成了《甜蜜蜜》时，沈砚之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个东西，

用手心托着递过来。是枚银质的栀子花胸针，花瓣边缘有点磨损，

针脚却还结实——像1947年那个春天，穿军装的年轻人别在我衣襟上的那枚。

“旧货市场淘的。”他耳朵红得更厉害，“摊主说，民国时期的玩意儿，

戴起来……挺好看的。”我捏着胸针的花瓣，冰凉的金属贴着掌心。

那年南京夫子庙的栀子花，被炮火熏得发焦时，我就是攥着这样一枚胸针躲在断墙后。

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胸针的棱角硌得手心生疼，却让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还活着。

“谢谢。”我把胸针别在衬衫领口，沈砚之的目光落在花瓣上，像在研究什么精密仪器。

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和我的影子交叠在草地上，像两条纠缠着游向远方的鱼。

“下周所里有个学术交流会。”他忽然说，脚尖无意识地踢着草叶，“讲端粒酶与衰老机制，

你……要不要来听听？”我想起1956年在上海医学院的阶梯教室，

教授在讲台上讲细胞分裂，阳光透过百叶窗在黑板上切出明暗交错的条纹。

当时我坐在最后一排，偷偷在笔记本上画窗外的梧桐树，没想到几十年后，

会被个年轻的科学家邀请去听同样的课题。“去当你的活体标本？”我故意逗他，

指尖划过胸针的花瓣，“被你的同事们切片研究怎么办？

”他急得差点把眼镜晃掉：“不会的！我跟他们说你是……是我的远房表姐，

对生物学特别感兴趣。”“远房表姐？”我笑得直不起腰，“沈博士，你这撒谎的本事，

还不如1983年我教的那帮中学生。他们编理由逃课，至少会说‘奶奶家的猪下崽了’。

”沈砚之的脸彻底红了，像被晒透的番茄。我忽然觉得，

这个总把“细胞周期”“基因序列”挂在嘴边的科学家，其实比谁都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连撒谎都带着股认真的笨拙。交流会那天，我穿了件米白色的风衣，

领口别着那枚栀子花胸针。沈砚之在研究所门口等我，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见了我就往我手里塞了瓶温水：“里面空调开得足，别着凉。”报告厅里坐满了人，

大多是戴眼镜的年轻人，笔记本电脑屏幕亮得像片星空。沈砚之走上讲台时，

忽然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大概是在好奇我这个“远房表姐”为什么看起来和他差不多大。

“今天我们从海夫利克极限说起。”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开，清晰又沉稳，

完全不像平时那个会脸红的沈砚之。PPT上跳出细胞分裂的动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