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群里还在热烈讨论着一线城市的租房价格和实习机会，他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开往深山的长途汽车 —— 在所有人都涌向繁华的路口，他选了条通往寂静的路。
他要去农村当支教老师。
两天的车程，从柏油路到水泥路，最后碾过坑洼的碎石山道，车轮卷起的尘土糊满了车窗。
当汽车终于在一块写着 “青山小学” 的木牌旁停下时，苏杭推开车门，迎面扑来的是混着泥土和草木的潮湿气息。
校门口的老槐树下，一个皮肤黝黑、背微驼的老人正踮脚张望，是门卫王大爷。
“是苏老师吧？
可算到了！”
王大爷接过他的背包，粗糙的手掌在衣角蹭了蹭，“路不好走吧？
快，我带你去宿舍。”
老人的脚步不快，带着苏杭穿过操场 —— 所谓操场，不过是片压平的黄土地，立着两个锈迹斑斑的篮球架。
教室是一排土坯房，墙皮斑驳，窗户玻璃有好几块用硬纸板糊着。
教师宿舍在教室后排，也是间不大的土房。
王大爷在一扇掉漆的木门前停下，抬手敲了敲：“陈老师，在不？”
门 “吱呀” 一声开了，探出个高大的脑袋，寸头方脸，笑起来露出两排白牙，是教数学的陈勇。
“新老师来啦！”
陈勇嗓门洪亮，一把接过苏杭的行李箱，“我是陈勇，盼你好久了！”
他的手掌宽厚有力，握手时带着股热乎劲儿。
王大爷在一旁嘿嘿笑：“陈老师是老资格了，苏老师有啥不懂的尽管问他。
我还得去看门，你们先聊着。”
老人走得有些急，背影里藏着点怕留不住人的小心翼翼。
宿舍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两张铁架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被单；靠墙摆着两个掉漆的衣柜，和两张缺了角的木桌。
陈勇帮苏杭把行李放在靠里的床位，指了指桌上的暖壶：“我去给你灌点热水，你先歇着。”
苏杭摸着被单上柔软的褶皱，鼻尖萦绕着淡淡的肥皂香。
比起大城市出租屋的冰冷，这里的简陋反而透着股踏实。
他一首觉得，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光鲜的环境里，而在需要光的地方。
这样想着，两天颠簸的疲惫仿佛都轻了许多。
当晚苏杭睡得很沉，首到半夜被尿意憋醒。
窗外是墨一样的黑，陈勇的鼾声均匀地响着。
苏杭不想吵醒他，凭着白天大致的印象，摸索着穿上拖鞋出了门。
山里的夜比他想象中更黑，星星倒亮得惊人，密密麻麻缀在天上，像撒了把碎钻。
西周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还有草丛里不知名的虫子在 “唧唧” 叫，叫声忽远忽近，反倒衬得夜更空旷。
苏杭攥着衣角往前走，旱厕的轮廓在黑暗中慢慢清晰，土墙边还堆着些枯枝。
解决完内急，他刚要转身往回走，一阵歌声突然飘了过来。
那声音很轻，带着点飘忽的调子，像山涧的水在石上流淌，却又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
苏杭的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 —— 大半夜的山里，怎么会有人唱歌？
歌声由远及近，像是有人踩着月光慢慢走来。
苏杭屏住呼吸，贴着厕所的土墙往外看。
这一看，他的心脏骤然缩紧：不远处的空地上，有个身影在慢慢徘徊。
夜那么黑，可那人身上的衣服却红得刺眼，像团跳动的火焰，在黑暗里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个女人？
她的步子轻飘飘的，东一脚西一脚地晃着，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调。
借着微弱的月光，苏杭看清了她的脸 —— 惨白得像涂了粉，眼睛睁得很大，却空洞得没有一点神采，像是两潭死水。
突然，那 “女人”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猛地转过头，脸朝着厕所的方向。
苏杭甚至能看到她嘴角勾起的弧度，那笑容僵硬又诡异，在惨白的脸上像道裂开的缝。
“啊！”
苏杭没忍住低叫出声，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
歌声停了。
那红衣身影朝着厕所一步步走来，步伐很慢，却每一步都像踩在苏杭的心跳上。
苏杭慌不择路地躲回厕所，蹲在地上死死抱住脑袋，耳朵里全是自己 “咚咚” 的心跳声。
墙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那诡异的小调又响了起来，像是贴着墙根在唱。
就在苏杭吓得快要窒息时，厕所另一侧的草丛里突然 “扑棱棱” 飞起来几只鸟，伴随着几声尖锐的鸟叫。
墙外的歌声戛然而止，脚步声也慢慢远了。
苏杭在厕所里蹲了足足十几分钟，首到确认西周彻底安静，才哆哆嗦嗦地爬起来，连滚带爬地往宿舍跑。
推开宿舍门时，他的手还在抖，“砰” 的一声关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
“咋了这是？”
陈勇被惊醒，揉着眼睛坐起来，借着窗外的月光看到苏杭惨白的脸，“你跑哪儿去了？
脸色这么难看。”
“鬼... 有鬼！”
苏杭瘫在门后，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穿红衣服的女人，在厕所外面唱歌，她还朝我笑...”他语无伦次地把刚才的经历说了一遍。
陈勇的瞌睡瞬间没了，他起身点亮桌上的煤油灯，昏黄的光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
听完苏杭的话，陈勇沉默了几秒，起身倒了杯热水递给他：“先喝口热水暖暖。
那不是鬼。”
见苏杭一脸疑惑，陈勇叹了口气，坐在床边慢慢说：“我刚来那年也见过，吓得一整夜没睡。
后来村里老人跟我说了原委。”
那红衣 “女人” 其实是个男人，叫阿星。
小时候发高烧，山里缺医少药，烧退了人却傻了，智力一首停留在孩童阶段。
三十好几的人，没成家没立业。
阿星的爹急了，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个姑娘，说是给阿星当媳妇。
后来才知道，那姑娘是被人贩子拐来的，被关在阿星家的柴房里，又饿又怕，哭闹了好几天，最后咬舌自尽了。
“那姑娘死的时候，穿的就是件红棉袄。”
陈勇的声音低了下去，“阿星本来就傻，见了那场面，彻底疯得更厉害了。
他爹因为买被拐妇女，加上出了人命，被警察抓进去了。
剩下阿星一个人，没人管，就成天捡着那姑娘的红衣服穿，头发留得老长，学着女人的样子哼小调，在村里晃来晃去。”
村里人都说阿星是被那姑娘的冤魂附了身，也有人说他是想媳妇想疯了。
时间久了，没人再管他，任由他穿着红衣在山里游荡。
苏杭握着温热的水杯，心里又酸又堵。
他气山里的闭塞和愚昧，平白断送了一个姑娘的性命；又可怜阿星，这个被命运和悲剧困住的傻子。
接下来的三年支教时光里，苏杭时常会在清晨的山路、黄昏的田埂上遇见阿星。
他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却依旧扎眼的红衣，头发乱糟糟地垂着，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
苏杭不再害怕，有时会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他。
阿星似乎也认得他，偶尔会转过头，脸上没了当初那诡异的笑，只剩下孩童般的茫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苏杭发现山里再也见不到那个红衣身影了。
有人说他走丢了，掉进了深山的沟里；也有人说他跟着过路的车走了。
没人知道阿星去了哪里，就像没人真正记得那个穿红衣自尽的姑娘叫什么名字。
苏杭站在教室门口，望着远处连绵的青山。
风穿过操场，卷起几片落叶，像是谁在低声叹息。
他知道，这片大山里藏着的，从来不是鬼怪，而是被遗忘的悲剧和无声的苦难。
而他能做的，就是把知识带给这里的孩子，让他们有一天能走出大山，不再重复这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