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部，是除了老屋门槛之外，我第二个又好奇又有点发怵的地方。
它就在村中央，离我们家不远，是一座比普通农舍高大些的青砖瓦房。门口没有牌子，但全村人都知道，那是“办公”的地方。门口有块不大的空地，平时空荡荡的，开会或者放电影时，就乌泱泱挤满了人。房子后面，是一个更大的场院，堆着些农具、木头，还有几间破旧的仓库。
每次爷爷去大队部，我就像条小尾巴，总想跟着。爷爷有时会板着脸呵斥：“去去去！那不是你耍的地方！”但有时候，特别是他心情不错或者事情不急的时候，也会默许我远远地跟着，只严厉叮嘱一句：“跟紧了，不许乱跑！不许乱摸！不许乱说话！”
大队部的门，是一扇厚重的、刷着绿漆的木头门，漆皮剥落了不少，露出底下的木头茬子。推开它，会发出“嘎吱——”一声悠长而沉闷的声响，像是在宣告：这里，是办正事的地方。
一进门，一股混合着陈旧纸张、劣质烟草、尘土和汗味的复杂气息就扑面而来，钻进鼻孔里，和家里灶房的烟火气截然不同。这味道有点呛人，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严肃和疏离。
屋子很大，光线却不太好。高高的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旧报纸，阳光艰难地透过纸上的破洞和缝隙钻进来，在满是灰尘的光柱里跳舞。靠墙摆着几张同样斑驳掉漆的木头桌子，拼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台面。上面堆满了小山一样的账本、表格、报纸、文件，还有一些用报纸仔细包着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桌子后面，是一排高背的木头椅子，有的腿脚不稳，用砖头垫着。墙上贴满了各种纸张：有些是红纸写的标语，字迹粗黑有力，写着“农业学大寨”、“深挖洞，广积粮”、“抓革命，促生产”；有些是通知，纸已经发黄卷边；还有几张是印着人像的宣传画，表情严肃地看着屋里的一切。
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屋子角落里，靠墙立着的一个大家伙——一个比我人还高、乌黑油亮的大算盘！算盘珠子有我的小拇指头那么大，乌沉沉的，像是铁做的。它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个沉默的巨人，透着一股冰冷的威严。我偷偷听大人说过，这算盘珠子一响，就能决定各家各户能分到多少粮食、多少工分钱，厉害得很。我总想凑近了摸摸那光滑的珠子，但每次刚挪动脚步，就被爷爷严厉的眼神钉在原地。
**2.**
爷爷在靠墙正中的那张桌子后面坐下。那位置似乎是专门留给他的。桌子上相对干净一些，摆着一个竹壳的暖水瓶，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红字的搪瓷茶缸，还有几本厚厚的、用牛皮纸包着书皮的笔记本。最显眼的，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木头盒子，盒盖是抽拉的，里面铺着红绸子，上面端端正正地躺着一个暗红色的木头疙瘩——大队的公章！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颗沉睡的心脏，却仿佛掌握着整个村庄的脉动。爷爷把它从裤腰带上解下来，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里，推上盒盖。
他刚坐定，还没来得及打开暖水瓶倒水，大队部的门就被推开了。
“张书记！您可得给俺评评这个理！” 一个高亢尖锐的女声像锥子一样刺破了屋里的沉闷。进来的是村东头的快嘴刘婶。她风风火火，袖子卷到胳膊肘，叉着腰，脸上因为激动涨得通红，唾沫星子随着她的话四处飞溅。后面跟着她男人，刘老蔫（此老蔫非彼赵老蔫），一个老实巴交的汉子，缩着脖子，搓着手，一脸苦相。
“咋回事？慢慢说。” 爷爷拿起茶缸盖子，不紧不慢地刮着浮沫，眼皮都没抬一下。这种场面，他见得多了。
“还能咋回事？就为那三垄地头的界石！”刘婶的声音又拔高了一个调门，手指头几乎要戳到刘老蔫的鼻子上，“他！俺家这个窝囊废！昨儿个跟王老五家换工，帮人家犁地，王老五那老狐狸精，趁他不注意，把俺们两家地头的界石，偷偷往俺家这边挪了足有一尺！这不是明抢吗？欺负俺们家没劳力是不是？张书记，您给量量！您给做主！”
“我……我没有！王老五他……” 刘老蔫想辩解，声音却蚊子哼哼似的，被刘婶狠狠瞪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爷爷放下茶缸盖，站起身：“走，去地里看看。”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他拿起桌上一个磨损严重的皮尺，又对角落里一个正在打算盘的、戴着眼镜的瘦高个说：“老王，你也来。”
那个叫老王的，是队里的会计兼记分员。他鼻梁上架着一副用胶布缠着腿的旧眼镜，镜片厚得像酒瓶底。他闻言“哎”了一声，放下算盘（那算盘珠子碰撞的声音清脆响亮），拿起一个硬皮本子和一支铅笔，跟了上来。
我一看爷爷要出去，也赶紧像个小影子似的跟上。刘婶还在旁边愤愤不平地数落着王老五的“罪状”和刘老蔫的“没用”。爷爷没说话，只是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他那高大的背影像一堵移动的墙。
**3.**
来到村东头那块争议的田地。麦苗刚返青，绿油油一片，在风里轻轻摇晃。地头果然埋着几块半截露出地面的石头，当作界石。
王老五早就等在那儿了，身边还围着几个看热闹的村民。王老五是个精瘦的老头，留着两撇山羊胡子，眼睛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个“人精”。他看见爷爷来了，脸上立刻堆起笑容，颠颠地迎上来：“哎哟，张书记！您看这点小事，还劳您亲自跑一趟！误会！都是误会！”
“是不是误会，量过才知道。”爷爷没接他的烟，径直走到地头，把皮尺一头塞给老王，“老王，你拿着这头，站刘家地头原来埋界石的老坑那儿。”他又把皮尺另一头交给刘老蔫：“你去那边，按王老五说的他家地界站好。”
老王和刘老蔫依言站好，拉直了皮尺。爷爷蹲下身，仔细看着尺子上的刻度，又看了看脚下松软的新土痕迹。王老五脸上的笑容有点僵，凑过来想说话，被爷爷抬手制止了。
“王老五，”爷爷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目光锐利地看向他，“这尺子量出来的，比你说的话实在。新挪的坑还在呢。这一尺宽的麦苗，你打算怎么办？”
王老五脸上的笑彻底挂不住了，山羊胡子一抖一抖：“张书记……这……这可能是牲口犁地的时候不小心带偏了……俺真没留意……”
“哼！牲口还能认准了界石挪？”刘婶立刻抓住话头，“就是你这老狐狸精使的坏！”
“行了！”爷爷低喝一声，制止了争吵。他环视了一下看热闹的人群，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老规矩。挪界石，往自家地里挪一寸，罚三个工分。王老五，你挪了一尺，罚你三十个工分！这尺宽的地，麦子归刘家收。老王，记下来！”
“哎！”老王立刻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
王老五的脸瞬间垮了下来，像霜打的茄子，心疼得直嘬牙花子。三十个工分！那可是不少钱粮啊！他想争辩，但看着爷爷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又把话咽了回去，只是狠狠地剜了刘老蔫一眼。刘婶则像打了胜仗的公鸡，得意地扬起了下巴，还故意大声对刘老蔫说：“听见没？张书记最公道！”
爷爷没理会他们，收起皮尺，对老王说：“下午收工前，找两个可靠的人，把界石重新埋好，埋深点。”说完，转身就往回走。围观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低声议论着散去。我赶紧跟上爷爷的脚步，心里对爷爷的崇拜又多了几分。那皮尺和公章一样，在爷爷手里，好像就能把弯的说成直的，把乱麻理得清清楚楚。
**4.**
回到大队部，刚坐下喝了口水，门又被推开了。这次进来的是村里的赤脚医生陈瘸子，还有他搀扶着的王寡妇。
王寡妇是村里有名的苦命人，男人几年前修水库时被石头砸死了，留下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叫狗蛋。她自己身子骨也弱，干不了重活。此刻她脸色蜡黄，捂着肚子，额头上全是冷汗，几乎站不稳。
“张书记……”陈瘸子一脸为难，“王嫂子这急性肠痈（阑尾炎），拖不得了，得赶紧送公社卫生院开刀！可……可这钱……”他搓着手，说不下去了。
王寡妇更是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用哀求的眼神看着爷爷，嘴唇哆嗦着。
爷爷的眉头又拧紧了。他当然知道王寡妇家的情况，孤儿寡母，年年都是队里的“超支户”（挣的工分不够分口粮的钱，倒欠队里钱）。他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发出笃笃的轻响。大队部里一时安静下来，只有王寡妇压抑的、痛苦的***和陈瘸子不安的呼吸声。
我知道，爷爷裤腰带上那个红布包里的木头疙瘩，也变不出钱来。
过了一会儿，爷爷站起身，走到那个巨大的算盘前。老王立刻很有眼色地把账本拿了过来。爷爷伸出粗糙的手指，拨弄起那乌沉沉的算盘珠子。算珠碰撞，发出“噼啪噼啪”清脆又急促的声响，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响亮，像冰雹砸在瓦片上。爷爷的手指飞快地在算盘上移动，时而皱眉，时而停顿。我大气不敢出，觉得那每一颗珠子拨动的声音，都像是敲在人的心上。
噼啪声终于停了。爷爷抬起头，对老王说：“从队里的公益金里，先支二十块钱。老王，你写个条子。”
“张书记，这……”老王有些迟疑，“公益金……主要是备着修桥补路，买农药种子啥的，这看病……怕不合规矩……”
“人命要紧！”爷爷斩钉截铁地打断他，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写条子！出了事我担着！”他又转向陈瘸子：“陈大夫，你赶紧去套队里的驴车，立刻送她去公社！钱随后就到！”
陈瘸子如释重负，连声应着，赶紧扶着几乎虚脱的王寡妇出去了。
老王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拿起笔开始写借支条。爷爷拿起那个红绸子盒子，打开，取出那方沉甸甸的公章，沾了沾红印泥，然后，重重地、稳稳地盖在了老王写好的条子上。
“啪！”
一声轻响。一个鲜红的、圆圆的印记清晰地留在了白纸上。那印记仿佛带着温度，也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我看着那方小小的红印，再看看爷爷严肃的侧脸，第一次模糊地感觉到，这颗木头疙瘩，它不仅仅是用来罚王老五工分的，有时候，它也能救人命。
爷爷把盖好章的条子交给老王：“快去快回。跟卫生院说，钱队里一定补上。”老王拿着条子匆匆走了。
爷爷坐回椅子上，端起茶缸，里面的水已经凉了。他也没在意，咕咚喝了一大口，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阳光透过窗户纸的破洞，正好照在他紧锁的眉头和鬓角几根刺眼的白发上。屋子里又恢复了安静，只剩下那巨大的算盘沉默地立着，像在无声地计算着这个村庄的贫瘠、困苦，以及维系着这一切运转的、不易的平衡。
**5.**
下午，大队部里人少了一些。爷爷在翻看一堆文件，老王在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核算着工分账。我百无聊赖地蹲在角落里，用捡来的粉笔头在泥地上画小人玩。
这时，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戴着好几枚像章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是村里的“老革命”孙大爷。他参加过抗美援朝，虽然只是后勤兵，但回村后，这成了他最骄傲的资本。他平时说话嗓门大，喜欢讲过去的“光荣历史”，还特别爱管“闲事”，看谁家自留地里菜种多了，或者谁家偷偷养了超过规定数量的鸡鸭，他都要跑去“教育”一番，说那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坚决割掉！村里不少人嫌他烦，背地里叫他“孙大炮”。
“张书记！”孙大爷声音洪亮，像在喊操，“俺得跟您反映个情况！重大情况！”
爷爷抬起头，放下文件：“老孙，啥事？”
孙大爷一脸严肃，甚至有些义愤填膺：“俺发现，后街的李二狗家，有问题！大问题！”
“哦？什么问题？”爷爷不动声色。
“他家自留地边上，偷偷摸摸搭了个草棚子！”孙大爷的声音又提高了几分，“俺怀疑，他是想在里面搞小买卖！或者养啥违禁的东西！这可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必须坚决打击！张书记，您得带人去查查，给他拆了！”
爷爷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李二狗家的情况他知道，家里人口多，劳力少，日子过得紧巴，那草棚子，多半是想多养几只鸡鸭贴补家用。这“孙大炮”上纲上线的毛病又犯了。
“老孙啊，”爷爷拿起烟袋锅，慢悠悠地往里塞烟丝，“搭个草棚子，不一定就是搞资本主义嘛。可能是堆点柴火，也可能是养几只鸡。咱们得调查研究，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政策也在变嘛。”
“变？”孙大爷眼睛一瞪，“再变也不能忘了阶级斗争！张书记，您可不能心软啊！这口子一开，还得了？家家户户都搭棚子搞副业，那集体生产还搞不搞了？这不是走回头路嘛！”他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又飞溅起来。
爷爷“吧嗒吧嗒”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有些模糊。“老孙，你的警惕性是好的。这样吧，你先回去。这事我知道了，会派人去了解清楚。如果真是搞歪门邪道，一定按规矩处理。”爷爷的语气带着安抚，也带着不容置疑的结束意味。
孙大爷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看看爷爷的脸色，又看看旁边打算盘的老王，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梗着脖子，气呼呼地转身走了，嘴里还嘟囔着：“哼，你们就是心太软……”
爷爷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又深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烟雾在昏黄的光线里盘旋上升。他没说话，只是疲惫地捏了捏眉心。我蹲在地上，虽然不太明白“资本主义尾巴”具体是啥，但感觉爷爷好像并不完全赞同那个嗓门很大的孙大爷。这大队部里的事，好像比我想的还要复杂。不是所有的“理”，都像地头界石那样，用皮尺一量就清清楚楚。
**6.**
日头渐渐偏西，大队部里那点可怜的光线变得更暗了。老王点起了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放在算盘旁边。昏黄的灯光只能照亮桌子一小圈，四周的角落都沉入了更深的阴影里，那些标语和画像在光影里显得影影绰绰，有些诡异。
爷爷还在看文件，或者在本子上写着什么。老王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一直没停，像单调的背景音。我玩累了，靠着墙根打起了瞌睡，小脑袋一点一点的。
不知过了多久，大队部的门又被轻轻推开了。一个穿着整洁蓝布褂子、梳着两条油亮大辫子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是公社派下来的知青赵老师。她在村里的小学教书，平时说话斯斯文文的，带着点城里人的口音，身上总有股淡淡的香皂味儿。
“张书记，打扰您了。”赵老师的声音很柔和，带着点拘谨。
“赵老师啊，坐。”爷爷放下笔，脸色比面对村民时和缓了许多。他对这些有文化的知青，态度总是不一样。
赵老师没坐，只是把手里拿着的一个硬壳笔记本和几张纸递到爷爷面前：“张书记，这是俺们几个老师弄的扫盲班计划草案，还有需要队里支持的物资清单。您看看，能不能批一下？眼看开春了，农闲的时候正好开课。”
爷爷接过本子，凑近煤油灯，认真地翻看起来。灯光在他脸上跳跃，勾勒出深刻的皱纹。他看得很慢，一页一页。
“嗯……想法是好的。”爷爷看完，合上本子，“扫盲，是好事。不过赵老师，这要的灯油、粉笔、还有晚上上课烧炉子的煤……队里现在……”他顿了顿，手指又习惯性地敲了敲桌面，“老王，账上还能挤出点钱来给扫盲班买灯油粉笔不？”
老王停下算盘，推了推酒瓶底眼镜，翻了翻账本：“张书记，账面上……紧得很。春耕马上要买种子化肥，水利上还欠着点工钱……这灯油粉笔，怕是一时半会儿……”
赵老师脸上的期待黯淡了下去，但她还是努力微笑着：“张书记，王会计，俺们知道队里困难。灯油粉笔，实在不行，老师们可以自己凑点钱，或者用点土办法。就是晚上上课，天还冷，孩子们冻手冻脚的，那点煤……能不能想想办法？哪怕少给点，让孩子们暖和暖和就行。”
爷爷沉默着，又拿起了烟袋锅。煤油灯的火苗在他眼中跳动。他看了看赵老师恳切的脸，又看了看老王摊开的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大队部里只剩下灯芯燃烧的轻微哔剥声和爷爷吸烟的吧嗒声。
过了好一会儿，爷爷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老王，这样。仓库里去年秋天存下的那些打场剩下的碎麦草糠皮，还有用吗？”
老王愣了一下：“有是有，堆在仓库角落呢，没啥大用，也就留着引个火……”
“嗯，”爷爷点点头，“赵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煤实在紧张，队里先批给你们几捆麦草糠皮，晚上上课前，让孩子们自己抱点去教室，烧土炉子取暖。虽说不如煤耐烧，烟也大点，但多少能顶顶寒气。灯油和粉笔……”爷爷顿了一下，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老王，先从大队部的办公经费里，挤出一点来，给她们。能买多少是多少。”
赵老师黯淡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连声道谢：“谢谢张书记！谢谢王会计！麦草糠皮也行！能取暖就好！谢谢！太谢谢了！”她激动得脸都有些发红。
“去吧。具体需要多少麦草，跟老王说，让他给你开条子，去仓库领。”爷爷摆摆手。
赵老师拿着老王开好的条子，千恩万谢地走了，脚步都轻快了许多。爷爷看着她消失在门口的背影，又拿起那份扫盲班计划看了看，才把它放在桌子一角那一摞等待处理的文件上。
“唉……”老王摘下眼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叹了口气，“张书记，这东挪西凑的，窟窿眼是越来越多啊。这公章……”他看了一眼那个红绸盒子，“盖下去容易，可这担子……”
爷爷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拿起那个红绸盒子，打开，又看了一眼里面静静躺着的公章。昏黄的灯光下，那方暗红色的木头疙瘩，似乎比白天更显得沉重。他伸出手指，轻轻摩挲了一下那冰冷的、刻着字的表面，然后，缓缓地盖上了盒盖。
“啪嗒。”
一声轻响。像是为今天画上了一个句号。
“收拾收拾，回吧。”爷爷站起身，吹灭了煤油灯。大队部瞬间陷入一片浓稠的黑暗，只有窗外透进来一点微弱的星光。那些标语、文件、巨大的算盘，都变成了黑暗中模糊不清的影子。
我赶紧爬起来，紧紧抓住爷爷的衣角。走出大队部厚重的大门，清冷的夜风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扑面而来，一下子冲散了屋里那沉闷复杂的味道。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钻了出来。抬头看看，满天星斗，像撒了一把碎银子，比大队部里那盏小油灯亮堂多了。
爷爷沉默地走在前面，他的背影在星光下显得有些疲惫。我抓着他的衣角，跟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回家的土路上。身后，那座青砖瓦房的大队部，像一个沉默的巨兽，蹲伏在村庄的中央，在夜色里消化着白天所有的争吵、哀求、算计和不易的妥协。我知道，明天天亮，它又会“嘎吱”一声打开大门，迎接新的鸡毛蒜皮、新的告状求情、新的、盖着红印的条子。而爷爷裤腰带上那个小小的红布包，也将再次挂起，沉甸甸地，坠在他的腰间，也仿佛坠在每一个需要它“说话”的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