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回复，只是迅速删除了短信，并将那个号码拉黑。
动作利落，心里却无法同样利落地将那个男人带来的压迫感一并清除。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
我迅速联系中介，处理那几套偏远房产。
同时，我开始低调地整理原主林晚的私人物品。
那个骄纵的大小姐，留下的除了满衣橱的高定和堆积如山的珠宝，似乎就只有一片情感上的狼藉。
在翻找一份可能存在的保险单时，我意外地在书房一个上锁的抽屉暗格里，摸到了一个硬硬的物件。
不是珠宝，也不是文件，而是一把古朴的、泛着铜绿的黄铜钥匙。
钥匙很小，样式古老，上面没有任何标识。
这不在原主的记忆里，也不在“林晚”任何明面的财产清单上。
一种莫名的首觉告诉我，这把钥匙不简单。
它被藏得如此隐秘，会通向什么？
是原主留下的后手，还是……属于更早以前的、这个身份的秘密？
我将钥匙小心收好，暂时按捺下好奇。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离婚和脱身。
离婚协议在三天后正式签署。
过程简单到近乎冷漠，顾言深没有出现，全程由李铭代理。
我签下名字，笔尖划过纸张，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是为自己在这个荒谬故事里的角色画上了一个仓促的句号。
拿到那本墨绿色的离婚证时，阳光正好，我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
王律师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递给我一张名片：“林小姐，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谢谢。”
我接过名片，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净身出户，几乎等于自断后路。
但我别无选择。
我搬出了那栋冰冷的别墅，在市区一个安保严格但不算顶奢的公寓楼租了间房子，用的是我变卖一件不太起眼的首饰换来的现金。
我像一只即将进入冬眠的动物，谨慎地储备着“粮食”，尽量减少与外界的联系。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我拿到离婚证的一周后，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敲响了我的公寓门。
门外站着一位穿着朴素、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帆布包，眼神里充满了焦虑和一丝孤注一掷。
“顾……林小姐？”
她迟疑地开口，声音沙哑。
我警惕地看着她：“你是？”
“我叫赵桂芝，”女人急忙说，“是……是北郊那个老机床厂的职工。
我丈夫以前也在那里上班，后来厂子倒闭，他……他生病走了。”
北郊老机床厂？
我迅速在记忆中搜索。
那是原主林晚母亲家族的产业之一，很早以前就破产清算了，地皮好像后来被顾氏集团收购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赵女士，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厂子很多年前就不存在了。”
我试图关门。
“林小姐！
求求你听我说完！”
赵桂芝猛地用手抵住门，声音带着哭腔，“厂子是没了，可我们这些老职工住的宿舍楼还在！
那是当年厂里的福利房，我们是有居住权的！
可现在顾氏要开发那块地，逼我们搬走，补偿款低得根本买不起现在的房子！
我们几家死活不搬，就成了钉子户……他们、他们断水断电，还找人恐吓我们！
我听说……听说您和顾总离婚了，但那块地，最早是您母亲家的呀！
您能不能……能不能帮我们说句话？
求求您了！”
她的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我试图维持平静的心湖。
北郊的地皮……母亲家族的遗产……钉子户……顾言深。
我忽然想起，原著小说里似乎有一笔带过的情节，关于顾言深早期创业时，如何以极低价格整合了一些濒临破产的老企业资源，其中就包括林家的一些边缘产业。
这块地，恐怕就是那时候被顾氏吞并的。
而原主林晚，眼里只有顾言深，对这些家族旧事根本毫不在意。
现在，这块早己被遗忘的、带着历史包袱的土地，连同上面挣扎求生的“钉子户”，就像一颗埋藏己久的钉子，在我以为可以彻底告别过去时，突兀地戳到了我的面前。
帮他们？
我拿什么帮？
我现在自身难保，刚刚从顾言深的婚姻牢笼里挣脱，难道要为了几个陌生人，再去招惹那个男人？
不帮？
看着赵桂芝绝望的眼神，听着她描述的断水断电、恐吓威胁……我无法假装这一切与我无关。
这块地，在法律上己与我无关，但在道义上，它曾经姓林。
原主造下的孽（比如对家族产业的漠视），难道要由这些无辜的工人来承担后果？
“赵女士，”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发干，“你先进来坐下慢慢说。”
我把她让进客厅，给她倒了杯水。
她局促地坐在沙发边缘，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絮絮叨叨地讲起了宿舍楼里剩下的几户人家，讲起了他们如何艰难，讲起了顾氏派来的人如何凶狠。
我安静地听着，心脏一点点下沉。
我意识到，我所以为的“退场”，或许只是从一个显而易见的牢笼，踏入了一个更庞大、更无形的棋局。
顾言深的世界，从来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可以轻易摆脱的。
而口袋里那把冰凉的黄铜钥匙，此刻似乎也微微发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