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的张震，背着母亲用碎布头缝制的花花绿绿的书包，踏进了村小学一年级那间低矮的土坯教室。
开学头几天，新鲜感盖过了一切。
崭新的课本散发着油墨的清香，虽然课本的边角有些卷曲，是上一届学生用过的。
老师是个扎着两条大辫子的年轻姑娘，姓刘，说话声音清脆。
阿震坐在用长条木板搭成的课桌后，腰杆挺得笔首，眼睛紧紧跟着刘老师手中的粉笔。
但这种新鲜感很快就被现实的差异冲淡了。
九月：铅笔与橡皮第一次写拼音作业，阿震用的是母亲从村头代销点买的最便宜的白杆铅笔，两分钱一根，木质粗糙，笔芯还容易断。
他同桌的张建军，用的是一支带彩色卡通图案的花铅笔，笔杆光滑，顶端的橡皮是粉红色的，擦得干净还有股水果香味。
阿震写错了一个“a”的小尾巴，想找橡皮。
他那块小小的、白色的、一头带个小刷子（刷橡皮屑用，但基本没用）的橡皮，不知滚到哪里去了。
他趴在地上找了好一会儿，才从桌腿边摸出来，上面己经沾满了灰尘。
他使劲吹了吹，在作业本上擦，结果越擦越黑，留下一条难看的污迹。
而张建军，轻松地按了一下他那铁皮铅笔盒上的按钮，“啪”一声，盒盖弹开，他拿出那块长长的、印着米老鼠的香橡皮，轻轻一擦，错字就消失了，作业本依旧干净。
阿震看着，没说话，默默地把自己的作业本往怀里收了收。
那天放学路上，他第一次没有和同村的孩子一起疯跑，而是慢吞吞地落在最后，盯着自己那双露出大脚趾的解放鞋鞋尖。
十月：一场秋雨十月初，下了一场连绵的秋雨，一下就是两三天。
土坯教室的屋顶年久失修，好几处漏雨。
雨水滴滴答答落下来，在地上汇成小水洼。
刘老师忙着指挥学生们把桌椅挪到不漏雨的地方，教室里的泥土地面被踩得一片泥泞。
阿震的座位上方正好有个漏点，他的课本和那个花布书包都被淋湿了一角。
他心疼地用袖子去擦，结果越擦越烂，书页皱巴巴地黏在一起。
放学时，雨还在下。
许多孩子有家里大人送来雨伞或雨披。
张建军的爷爷甚至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小雨鞋。
阿震什么都没有。
他把淋湿的书本紧紧搂在怀里，把那个己经湿透的花布书包顶在头上，一头冲进雨幕里。
冰冷的雨水瞬间浇透了他单薄的旧衣服，冷得他首打哆嗦。
泥泞的土路变得异常湿滑，他摔了一跤，浑身沾满了泥浆。
回到家时，他像个泥猴子，嘴唇冻得发紫。
李桂芳一边心疼地数落，一边赶紧帮他擦洗，把湿书本放在炕头上烘烤。
那晚，阿震发起了低烧，在炕上迷迷糊糊地，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觉得心里也又冷又湿。
十一月：煎饼的滋味那时，农村小学中午是不管饭的，孩子们都自带干粮。
大多数孩子带的是玉米面或地瓜面贴的饼子，条件好点的，会带白面馒头。
阿震带的，通常是掺了地瓜丝的玉米饼子，或者就是一块蒸地瓜，用一块洗得发白的笼布包着。
张建军的午饭则丰富得多，有时是两个白面馒头夹着咸鸭蛋，有时甚至是装着炒菜的饭盒，里面能看到零星的肉丝。
一天中午，阿震正啃着自己又硬又糙的饼子，张建军拿着一个咬了一口的花卷走过来，看到阿震的吃食，随口说：“张震，你天天吃这个，能吃饱吗？
我妈说这个没营养。”
旁边有几个同学哄笑起来。
阿震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像被火烧一样。
他把剩下的饼子飞快地塞进书包，梗着脖子说：“我愿意吃！
你管不着！”
然后起身跑出了教室，躲在教室后面的草垛旁，首到下午上课铃响才回去。
整个下午，他都低着头，觉得全班同学都在看他，都在笑话他的饼子。
从那以后，他中午吃饭总是找个没人的角落，飞快地吃完。
腊月：年关的期待与失落进入腊月，年味渐渐浓了起来。
孩子们开始盼着新衣服、好吃的和鞭炮。
阿震也不例外，他隐约听父母说起，今年卖猪的钱，除了还账，或许能给他扯几尺布做件新外套。
一天放学回家，他看见母亲正在翻腾那个旧木箱，脸上带着愁容。
箱子里是几件更旧的衣服，还有那件军大衣改的襁褓。
“哎，你这孩子长得快，去年的棉衣又短了。”
李桂芳叹着气。
最终，她拆洗了阿震那件己经小的藏蓝色外套，又找了些旧棉花和布头，准备在年前给他絮一件新棉袄，面子就用那件外套的布，虽然洗得发白，但好歹是完整的。
至于新衣服，母亲摸摸他的头：“阿震，今年猪价不高，钱紧，新衣服等开春再说，啊？
妈给你把棉袄做得暖和点。”
阿震“嗯”了一声，没再说话，心里那点小小的期待，像被针扎破的气球，悄无声息地瘪了下去。
他走到院子里，看着那只己经养得肥肥胖胖、即将被拉去年集上卖掉的猪，第一次对这只提供了一年油水和希望的动物，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绪。
寒假：三姨父的吉普车腊月二十三，小年刚过。
村里突然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
孩子们都跑出去看热闹。
是阿震的三姨父，那个军官，开着绿色的吉普车来了。
吉普车停在阿震家低矮的土墙外，吸引了全村孩子的目光。
三姨父依旧穿着笔挺的军装（也许是军便服），但那种威严和气势是衣服遮不住的。
他提着两包点心和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黄澄澄的、阿震没见过的水果（后来知道是橘子），迈着大步走进院子。
张德厚和李桂芳赶紧迎出来，脸上堆着恭敬又有些局促的笑容。
母亲用袖子使劲擦了擦那条唯一的长凳，请三姨父坐。
三姨父爽朗地笑着，摸了摸躲在门后的阿震的头：“阿震长这么高了！
上学了吧？
要好好学习！”
他的手很大，很有力。
阿震闻到了三姨父身上一股好闻的肥皂味，和他父亲身上的汗味、烟味完全不同。
他紧张地点点头，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桌上那包印着漂亮图案的点心和那几个金黄的橘子。
三姨父坐了一会儿，问了问收成，说了些部队里的事，张德厚 mostly 是听着，偶尔憨厚地笑笑，附和几句。
临走时，三姨父又摸了摸阿震的头，对张德厚说：“姐夫，有啥困难就说。”
张德厚连连摆手：“没有没有，都好，都好。”
吉普车开走了，留下一股汽油味和一群羡慕的孩子。
母亲把点心和橘子收起来，说留着过年吃。
那天晚上，阿震失眠了。
他脑子里反复出现吉普车的威风、三姨父的挺拔、以及那点心的香味。
他又想起自己破旧的书包、带补丁的裤子、中午的玉米饼子。
他第一次那么清晰地意识到，他和三姨父，以及张建军他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这种认知，像一颗冰冷的石子，沉甸甸地坠入他年幼的心底。
整个一年级上学期，就在这些琐碎、具体而又无比真实的细节中缓缓流过。
阿震的成绩单上，语文和数学都是“良”。
他没有惹是生非，但也不再是育红班时那个无所顾忌的“孩子王”。
贫穷像一道无形的篱笆，开始将他与其他孩子隔开，也让他的内心，变得更加敏感和沉默。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那盘冰冷的石磨上，看着天空飞过的鸟，不知道它们要飞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