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初次册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史臣司马光说：我听说，天子的职责中，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而礼制中，没有比区分地位高下更重要的，区分地位高下中，又没有比匡正名分更重要的。那么，什么是礼制呢？礼制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高下呢？区分地位高下就是区分君臣的等级。什么是名分呢？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这些官爵称号。四海如此广阔，百姓如此众多，却都受一人的统治，即使有人能力绝伦、才智超群，也不敢不奔走效力，这难道不是因为有礼制作为法纪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率领诸侯，诸侯节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人和百姓。高贵者统治低贱者，低贱者侍奉高贵者。上级役使下级，就如同心脏指挥手脚、树根控制枝叶；下级侍奉上级，就如同手脚保卫心脏、枝叶庇护树根。这样，上下才能相互保护，国家才能安定太平。所以说，天子的职责中，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周文王为《易经》作序，以《乾》《坤》两卦为首。孔子在《易传》中说：“天尊地卑，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由卑到高排列有序，贵贱的地位也就分明了。”这是说君臣的地位如同天地一样不可更改。《春秋》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周王室的使者即使地位卑微，在排序上也在诸侯之上。由此可见，圣人对于君臣关系，一直都是非常重视的。如果不是君主像夏桀、商纣那样残暴，臣子像商汤、周武王那样贤明，人们归服于他，上天授予他天命，那么君臣的名分就应当坚守，哪怕是守节至死。所以，如果微子（商纣王的兄长）去讨伐商纣王，那么就如同商汤配享上天一样；如果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做了吴国的君主，那么太伯（吴国的始祖）也能永享祭祀了。然而，这两个人宁可让国家灭亡也不这么做，实在是因为礼制的大节不能被破坏。所以说，礼制中，没有比区分地位高下更重要的。礼制能够分辨贵贱、排序亲疏、裁断万物、处理各种事务，这些都要通过名分来彰显，通过器物来体现。用名分来命名，用器物来区别，这样上下关系就会清晰有序，这就是礼制的根本原则。名分和器物都不存在了，礼制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从前，仲叔于奚为卫国立下战功，他不接受封地，却请求赐给他繁缨（一种用于装饰马匹的贵重之物）。孔子认为，不如多给他一些封地。因为只有器物和名分，是不能轻易给予别人的，这是君主应该掌控的。一旦政事失去了这些，国家也就跟着衰败了。卫君准备让孔子来治理国政，孔子却想先纠正名分，他认为名分不正，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繁缨不过是个小物件，孔子却很看重；纠正名分只是件小事，孔子却把它放在首位。这实在是因为名分和器物一旦混乱，上下就无法相互保护了。事情往往都是从微小之处产生，然后发展壮大。圣人目光长远，所以能在事情刚有苗头时就谨慎处理；普通人见识短浅，所以一定要等到事情发展得很明显了才去补救。《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即将到来。”《尚书》说：“每一天都要处理成千上万的政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中，没有比匡正名分更重要的。

唉！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德行，周朝的王道日渐衰落，法纪散乱败坏，在下位的人侵犯在上位的人，在上位的人却废弛了职责，诸侯擅自征战，大夫专权执政，礼制大体上已经丧失了十分之七八。然而，周文王、周武王的祭祀却还能绵绵不绝，这是因为周朝的子孙还能遵守名分。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晋文公为周王室立下大功，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使用天子的葬礼规格（隧礼），周襄王没有答应，说：“这是天子的典章制度。还没有取代周朝的德行，却出现了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您不希望看到的吧。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土地，要举行隧礼又何必来请示我呢？”晋文公听了，感到害怕，就不敢违背了。所以，周朝的土地并不比曹国、滕国大，周朝的百姓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历经数百年，周朝却能作为天下的宗主，即使是强大的晋国、楚国、齐国、秦国，也不敢对它有所冒犯。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名分还存在罢了。到了季氏在鲁国、田常在齐国、白公在楚国、智伯在晋国，他们的势力都足以赶走君主，自己取而代之，然而最终却不敢这么做。难道是他们的力量不够，或者是于心不忍吗？其实是他们害怕背上叛逆的罪名，遭到天下人的共同讨伐。如今，晋国的大夫们公然蔑视他们的君主，瓜分了晋国，天子不仅不能加以讨伐，反而还对他们进行加封，让他们位列诸侯。这样一来，就连这区区的名分也无法守住，被彻底抛弃了。先王的礼制，到这时就全部丧失了。有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周王室已经衰弱，韩、赵、魏三家强大，即使周天子不想册封他们为诸侯，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大错特错。韩、赵、魏三家虽然强大，但如果他们不顾天下人的讨伐，违背道义，侵犯礼制，那就不会向天子请示，而是自己直接自立为诸侯了。如果他们不向天子请示就自立为诸侯，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君主，一定会奉行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如今，他们向天子请示，天子也批准了，这就相当于接受了天子的任命成为诸侯，谁还能去讨伐他们呢？所以，韩、赵、魏三家位列诸侯，并不是他们破坏了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唉！君臣之间的礼制一旦被破坏，天下就会凭借武力和智谋相互争雄，使得圣贤的后代成为诸侯的，他们的国家也无不灭亡，百姓几乎被消灭殆尽，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当初，智宣子打算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果说：“不如立智宵。智瑶有五项超过常人的长处，却有一项短处。他身材高大、胡须漂亮，这是长处；射箭驾车的本领高强，这是长处；各种技艺都很精通，这是长处；能言善辩、聪慧过人，这是长处；坚毅果敢，这是长处。然而，他却非常不仁厚。凭借这五项长处去欺凌别人，又以不仁厚的行为行事，谁能受得了他呢？如果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氏宗族一定会灭亡。”智宣子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智果为了避免灾祸，就到太史那里更改了姓氏，自立为辅氏。

赵简子的儿子，年长的叫伯鲁，年幼的叫无恤。赵简子在确定继承人时，不知道该立谁，于是就把训诫的话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说：“要牢牢记住这些话。”过了三年，他问两个儿子，伯鲁已经无法说出竹简上的话，而且连竹简也找不到了；问无恤，无恤却能熟练地背诵竹简上的话，并且从袖子里拿出竹简呈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能，就立他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晋阳（今山西太原），尹铎请示说：“是要像收取蚕丝一样压榨百姓呢，还是要把晋阳作为保障之地呢？”赵简子说：“要作为保障之地。”尹铎到了晋阳后，减少了百姓的赋税户数。赵简子对无恤说：“如果晋国有难，不要认为尹铎年轻，也不要认为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把晋阳作为归宿。”

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执掌国政。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设宴饮酒，在宴会上，智伯戏弄韩康子，还侮辱了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听说后，劝谏智伯说：“主公如果不防备灾祸，灾祸一定会到来。”智伯说：“灾祸都由我来掌控，我不制造灾祸，谁敢兴风作浪？”智国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夏书》上说：‘一个人多次犯错，结下的怨恨难道会在明处吗？应该在它还没有显露的时候就加以防范。’君子能够在小事上谨慎，所以才不会有大的祸患。如今主公在一次宴会上就羞辱了别人的君主和家臣，却又不加以防备，还说别人不敢兴难，这恐怕不行吧。就连蚊子、蚂蚁、黄蜂、蝎子都能伤人，更何况是君主和家臣呢？”智伯没有听从他的劝谏。

智伯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想给，段规说：“智伯贪图利益，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来攻打我们。不如先给他土地，他习惯了得到土地，一定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一定会出兵攻打，这样我们就能避免灾祸，等待时机变化了。”韩康子说：“好。”于是就派使者给智伯送去了一个万户的城邑。智伯很高兴，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也不想给，任章说：“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他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所以我不给。”任章说：“他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其他大夫一定会感到害怕。我们给他土地，智伯一定会骄傲。他骄傲就会轻敌，我们因为害怕而相互亲近。用相互亲近的军队去对付轻敌的人，智氏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周书》上说：‘想要打败他，一定要先暂且辅助他；想要夺取他的东西，一定要先暂且给予他。’主公不如先给他土地，让他骄傲起来，然后再选择盟友，共同对付智氏。为什么要单独让我们成为智氏的攻击目标呢？”魏桓子说：“好。”于是也给了智伯一个万户的城邑。

智伯又向赵襄子（赵无恤）索要蔡、皋狼（今山西离石西北）的土地，赵襄子拒绝了。智伯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的军队去攻打赵氏。赵襄子准备出逃，说：“我该逃到哪里去呢？”随从说：“长子（今山西长子）离得近，而且城墙厚实完整。”赵襄子说：“百姓已经疲惫不堪地把城墙修好了，现在又要让他们拼死守城，他们怎么会和我同心呢？”随从又说：“邯郸（今河北邯郸）的仓库很充实。”赵襄子说：“那是搜刮百姓的膏脂才充实起来的，现在又要让百姓为此送命，他们怎么会支持我呢？还是去晋阳吧，晋阳是先主嘱托的地方，尹铎又在那里施行宽厚的政策，百姓一定会和我一条心。”于是就逃往晋阳。

智伯、韩康子、魏桓子三家率领军队包围了晋阳，还引晋水灌城。城墙只有三板（约六尺）没有被淹没，城中的炉灶都被淹没了，青蛙到处乱蹦，但百姓却没有背叛的想法。智伯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在旁边陪乘。智伯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原来可以灭亡一个国家啊。”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碰韩康子，韩康子也踩了踩魏桓子的脚，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的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绛水可以灌韩国的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

絺疵对智伯说：“韩、魏两家一定会反叛。”智伯说：“你怎么知道的？”絺疵说：“从人之常情就能知道。我们率领韩、魏两家的军队去攻打赵国，赵国灭亡了，灾祸必然会降临到韩、魏两家。现在约定战胜赵国后三家瓜分其土地，晋阳城墙已经没剩多少了，城内的人马都开始相互残食，眼看就要投降了，可这两人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反而面带忧虑，这不是要反叛又是什么呢？”第二天，智伯把絺疵的话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两人说：“这是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想为赵氏游说，让主公怀疑我们两家，从而放松对赵氏的进攻。不然的话，我们两家难道不想早日瓜分赵氏的土地，反而要去做那些危险而又不可能成功的事吗？”两人出去后，絺疵进来对智伯说：“主公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伯说：“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他们了？”絺疵回答说：“我看到他们看我的眼神很异样，走路也很快，就知道他们已经知道我识破了他们的心思。”智伯却没有醒悟。絺疵请求出使齐国，离开了智伯。

赵襄子派张孟谈偷偷出城去见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打赵国，赵国如果灭亡了，那么韩、魏两家也会跟着遭殃。”两人说：“我们心里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担心事情还没成功，计划就泄露了，那样灾祸就会立刻降临。”张孟谈说：“计谋从你们两位主公口中说出，只进入我一个人的耳朵，有什么妨碍呢？”于是两人就暗中与张孟谈约定了行动的日期，然后送他回城。赵襄子在夜里派人杀死了守堤的官吏，掘开堤坝，用水倒灌智伯的军队。智伯的军队因为忙着救水而陷入混乱，韩、魏两家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领士兵从正面进攻，大败智伯的军队，杀死了智伯，还把智氏家族全部诛灭，只有辅果（即智果）得以幸免。

史臣司马光说：智伯的灭亡，是因为他的才能超过了品德。才能和品德是不同的，然而世俗之人却不能分辨，一概称之为贤能，这就是他们在用人上失误的原因。聪明、明察、坚毅、刚强被称为才能，正直、中和被称为品德。才能是品德的凭借，品德是才能的统帅。云梦泽的竹子，是天下最坚韧的，但如果不经过矫正、加工，不装上羽毛和箭头，就不能射穿坚硬的东西；棠谿的铜，是天下最锋利的，但如果不经过熔炼、铸造，不磨砺，就不能用来攻击强大的敌人。所以，才能和品德都完备的人被称为圣人，才能和品德都没有的人被称为愚人，品德超过才能的人被称为君子，才能超过品德的人被称为小人。选拔人才的方法，如果得不到圣人、君子，而要在小人和愚人之中选择的话，与其选择小人，还不如选择愚人。为什么呢？因为君子凭借才能做好事，小人凭借才能做坏事。凭借才能做好事的人，好事没有做不到的；凭借才能做坏事的人，坏事也没有做不到的。愚人虽然想做坏事，但他们的智慧不够，力量也不足，就好比小狗去和人搏斗，人很容易就能制服它。小人的智慧足以实现他的奸计，勇气足以决定他的暴行，这就如同给老虎添上了翅膀，他们造成的危害难道还小吗？品德是人们所敬重的，才能是人们所喜爱的。人们喜爱的东西容易亲近，敬重的东西容易疏远。所以，考察人才的人大多被才能所蒙蔽，而忽略了品德。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家庭的败子，大多是因为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最终导致国家颠覆、家庭破败，难道仅仅只有智伯是这样吗？所以，治理国家、管理家庭的人，如果能清楚地分辨才能和品德的区别，知道选择人才的先后顺序，又怎么会因为用人不当而感到担忧呢？

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赵襄子把智伯的头涂上漆，做成饮酒的器具。智伯的家臣豫让想要为他报仇，于是就伪装成受过刑的人，怀揣匕首，潜入赵襄子的宫中，在厕所里等待机会。赵襄子去上厕所时，突然心中一动，派人搜查，抓住了豫让。赵襄子的侍从们想要杀死豫让，赵襄子说：“智伯死后没有后代，而这个人却想为他报仇，真是个义士啊。我小心避开他就是了。”于是就把豫让释放了。豫让又用漆涂满全身，使自己长满癞疮，还吞炭使声音变得沙哑，在集市上乞讨。他的妻子都认不出他了，在路上遇到他的朋友，朋友认出了他，为他哭泣着说：“以你的才能，去侍奉赵襄子，一定能得到他的宠信。到那时，你再做你想做的事，难道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这样去报仇，不是太难了吗？”豫让说：“不行。既然已经委身成为别人的臣子，却又想杀死他，这是怀有二心。我所做的事情确实非常困难，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后世那些怀有二心的臣子感到羞愧。”赵襄子外出时，豫让埋伏在桥下。赵襄子来到桥上，马突然受惊，派人搜查，又抓住了豫让，于是就把他杀了。

赵襄子因为自己没有被立为伯鲁的继承人，所以他有五个儿子，却都不肯立他们为继承人，而是把伯鲁的儿子封在代地（今河北蔚县一带），称为代成君。代成君早逝，赵襄子又立他的儿子赵浣为赵氏的继承人。赵襄子去世后，他的弟弟赵桓子驱逐了赵浣，自立为君，一年后去世。赵氏的族人说赵桓子即位不是赵襄子的本意，于是就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重新迎回赵浣并立他为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了赵籍，就是赵烈侯。

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了韩武子，韩武子生了韩虔，就是韩景侯。韩国向魏国借兵去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和赵国是兄弟之国，不敢听从你的命令。”赵国向魏国借兵去攻打韩国，魏文侯也同样拒绝。两国都很生气地离开了，后来知道魏文侯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讲和，就都来朝拜魏国。魏国从此在韩、赵、魏三国中最为强大，其他诸侯都无法与它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