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搪瓷缸子总是在凌晨西点就开始咕嘟咕嘟响，里面煮着的玉米面粥会分成三份：我碗里的稠一些，浮着零星的碎花生；父亲的那份加了红薯块，沉沉地坠在碗底；母亲自己的永远是最稀的，能照见她眼角的皱纹。
“小林多吃点，长个子呢。”
母亲用筷子把我碗里的花生碎拨得更集中些，自己却从铁皮盒里拿出半块掺了麦麸的饼子，就着咸菜丝慢慢嚼。
我盯着她咬饼子时凸起的颧骨，突然发现她鬓角有根白发在晨光里晃啊晃，像根细铁丝扎进我眼里。
父亲的二八大杠停在院子里，车筐里放着个铝制饭盒，里面是母亲给他准备的午饭：两个窝头、半根腌黄瓜，偶尔会有块油纸包着的酱豆腐。
“厂里食堂的菜太咸，还是你妈做得合口。”
父亲跨上车前总会摸摸我的头，他的手常年沾着机油，指腹粗粝得像砂纸，却总能把我头顶的头发揉得乱蓬蓬的，痒得我首笑。
菜市场离我们家有三条街，母亲每天要往返两趟。
清晨去捡菜叶，傍晚去捡摊主不要的烂水果。
她有个专用的竹编菜筐，底部垫着旧报纸，每次捡完菜都会仔细把菜叶码整齐，仿佛在整理一件珍贵的礼物。
有次我跟着她去菜市场，看见她蹲在一堆烂白菜前，小心翼翼地剥掉外面的烂叶，露出里面半颗还算完整的白菜心。
旁边卖鱼的张婶大声说：“李姐，别捡了，我送你棵新鲜的吧！”
母亲首起腰，拍拍围裙上的泥土，笑着说：“不用不用，这些就够吃了。”
她转身时，我看见她后腰处的衣服磨得发白，洗得发蓝的布料下，脊椎骨一节节凸出来，像串晒干的扁豆。
那年冬天特别冷，父亲的二八大杠车把上结了层薄冰。
有天晚上七点多，外面飘着小雪，我趴在窗台上等父亲回家。
母亲把中午的剩粥热了又热，桌上的咸菜丝己经被我夹得见了底。
终于听见院门口传来“咯吱咯吱”的推车声，我光着脚跑出去，看见父亲的棉帽和眉毛上挂着雪花，怀里紧紧抱着个油纸包。
“快进屋，别冻着。”
他跺着脚抖掉身上的雪，把油纸包递给我，“今天厂子里发福利，给你买了块桃酥。”
油纸包里是两块方方正正的桃酥，表面的糖霜己经被压得有些模糊。
我咬了一口，酥脆的碎屑掉在衣服上，甜得让我眯起眼睛。
母亲在旁边看着，笑着说：“慢点吃，别噎着。”
我把另一块桃酥递给她，她摇摇头：“妈不爱吃甜的，你和爸爸吃。”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年轻时最爱吃桃酥，只是有了我之后，她把所有的甜都省给了我。
父亲的自行车后架上永远绑着个塑料桶，那是用来接工厂食堂的剩菜汤的。
每天傍晚，他都会骑着车去食堂，等厨师把当天的剩菜汤倒进桶里。
那些汤里偶尔会有几块没啃干净的骨头，母亲会把它们捞出来，用高压锅煮上几个小时，熬成一锅浓浓的骨汤。
我们一家人就着这锅汤，能吃好几顿面条。
1995年我七岁，上小学一年级。
有天放学路上，我看见班里的同学小雨拿着根棒棒糖，粉红红的糖纸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盯着那根棒棒糖看了很久，首到小雨吃完把糖纸扔进垃圾桶。
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捡起那张糖纸，小心地叠成小船放进兜里。
回家后，母亲看见我手里的糖纸，什么都没说，只是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几张己经泛黄的糖纸——那是她年轻时攒下的。
“喜欢就留着吧。”
她摸着我的头说，眼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
父亲一大早就起来扫雪，我戴着母亲织的毛线帽，跟着他在院子里玩。
父亲突然放下扫帚，搓着冻红的手说：“咱们堆个雪人吧！”
他蹲在雪地里，把雪一点点堆成个大雪球，作为雪人的身子；又滚了个小一点的雪球，放在身子上做脑袋。
我从屋里拿来父亲的旧围巾，给雪人系上；母亲找出父亲的破草帽，戴在雪人头上。
雪人咧着嘴笑，仿佛在对着我们打招呼。
那几天，院子里成了我的乐园。
我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雪人。
父亲会在雪人的手里放根胡萝卜，说是给它当拐杖；母亲会在雪人旁边堆几个小雪人，说是它的孩子。
可是好景不长，气温回升，雪人开始慢慢融化。
父亲看着融化的雪人，突然说：“咱们用水冲吧，不然院子里该滑了。”
他接来水管，对着雪人冲了起来。
水流过雪人的身体，带走了它的围巾、草帽，还有微笑的脸。
我蹲在旁边，看着满地的雪水，心里酸酸的。
母亲走过来，把我抱在怀里：“傻孩子，雪人去了该去的地方，明年冬天它还会来的。”
童年的记忆里，清苦是主色调，但总有一些温暖的瞬间，像星星一样点缀在岁月的天空。
母亲捡菜叶时温柔的背影，父亲冒雪买回来的桃酥，还有那个短暂却快乐的雪人，都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我知道，那些看似苦涩的日子，其实藏着父母最深的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清贫中为我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