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章，也就是处女作的标题叫《山中》，850字，刊发于《西川农村报》“蒲公英”文学版，编辑曾伯炎，推荐者蔡应律，稿费五元。
1988年的大凉山，十元钱可以整一桌酒席。
那一年我17岁。
最开初选择写作，很大程度是因为热爱读书，而在读书的过程中，常常有一些不可遏制的激动需要倾诉，常人“哦”一声、“啊”一下就完了，我绝不会“鹅”或者“鸭”撵上一大群，我会耐心细致地写成一段话，或者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
多年以后我很羡慕那些处女作动辄三五万字甚至一本书的作家，他们的阅读、人生经历、教育环境都是生于大山之中的我，无法企及的。
这一点，在后面我会补叙。
《山中》短是有点短，但发表后，除了拿到稿费，还收到编辑曾老师写来的信，这封信所描述的文学美丽的前景，像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笔下的“火光”一样，时时激励着我。
那时我刚刚初中毕业，继那一篇之后，怀揣着无边无际的梦想，却写着一篇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
因为短小、精致，不仅好写，也好发。
上高中那几年我也没有停止，那时候我一度想，如果能上大学最好，要是考不上大学，我也要争取成为能够写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农民。
那时候，大凉山上的高考升学率不到5%。
意味着每一个进入大学的人，不管是几流的学校，都有两把刷子。
进入起点学院，度过最初最艰难的几个星期之后，我给自己定下硬性任务：周周有字数，月月有篇数。
开初还算顺利，因为读高中时候的存货不少，一件一件地变成文字，填到方格纸里。
那时候的写作叫“爬格子”，如今的写作叫“打字”。
一个“爬”，一个“打”，动作不一样，身体的姿势不一样，神态不一样，对文字的敬畏程度也不一样。
整幢大楼都熟睡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楼道的路灯下瑟瑟发抖，好似秋风中的黄叶。
待写好踮起脚尖回宿舍，手脚僵硬，麻木不仁，这时候是可以用冷水洗脸和脚的，手脚伸到水龙头底下，感觉自来水温突突的。
文章不断地寄出去，稿费通知单上的数字都不大，却三天两头光顾。
那感觉真好，好到让我常常忘记开学不久那场让纪检部部长的沙公鸭声音从此不敢在我耳朵边响起的晕厥。
我没事，他当场吓出了偌大的心理阴影，之后，他见到我，能绕道就绕道，不能绕道也低着脑袋瓜像个犯错的小学生那样溜过去。
读大学好啊，只要会读，会利用时间，会成长，什么牌子的大学都是天堂，图书馆有读不完的好书，教室里有听不完的好课，周末的宿舍里有睡不完的好觉，花前月下，高年级的学长还有谈不完的恋爱，实在没什么好做，还有大把时间用来发呆。
不要看不起发呆，人类心智的成长，往往产生于发呆的时候。
如果你一辈子成长，你一辈子有发不完的呆。
一愣神，就成长了。
我有限的资财己能支撑我去买两套大削价的衣服，虽说是大削价的地摊货，对我来说己经是平生最好的了；最最要紧的是，我发狠一口气买了三条***，全都是“三枪”牌的，啪，啪，啪，我常趁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伸手去摸摸这牌子，让人感觉裤裆有理、雄风无限。
2当生活有点着落的时候，我根据高考录取中亲历的一件事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部中篇《望父成龙》，叙述几个青年学生在大学门前徘徊的故事。
那时候高考录取挺有意思的，那时候不像现在使用电脑投档，而是人工投档，投谁不投谁的档案，那是很有讲究的，可操作空间辽阔无比，除非你考出了非常高的分数，或者那所学校的报考，你没遇到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在竞争对手，或者你报考的专业人家被打个半死不活也不会填报。
说具体一点，如果运气正常，或者你的父亲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或者舍得花钱的“金主”，只要上了录取分数线，就可以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如果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或者市民，连托人“帮忙”这种事情都不去做，加上运气又特别不好，那你就有可能二流的分数，上三流大学；三流的分数，或者能上大学，或者根本不会收到任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小说写作的是个案，不具有代表性——小说往往写的，都是那些不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小说的其中一个主角，叫谁都可以叫的春儿，她家给“帮忙”的人二万块钱，钱出手，全家人立即掉进贫民窟，但春儿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春儿的同桌肖肖虽然超过录取分数线7分，有优势，不明显，可肖肖他们家更穷，没有托人“帮忙”，通知书发完了，没有他的那份。
他去相关部门讨公道，那里的人在反复阅读肖肖的档案后，终于找出了一个“理由”：视力只有0.7。
肖肖报考的是师范类院校，他一辈子也想不明白：0.7的视力与教师岗位到底有多远的距离？
他己经是第西次参加高考，也就是高三毕业生，他连续做了西年。
多次失败己经使他麻木，他就这样麻木地回到生他养他同时又给他辛酸和屈辱的故乡。
与肖肖同样遭遇的还有文文，文文非常优秀，他以应届生的身份考了个跟肖肖一模一样的分数。
文文在无法解读眼前这世界的绝望中走上了绝路。
文文曾经向春儿表达过爱慕之心。
故事在春儿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参加文文的追悼会中结束。
三个月过后，经过三次详细修改，终于成稿，第二年的春天也来了。
把稿子交给《酒都文学》的编辑李老师的时候，校园里的迎春花开得毫无章法、情绪失控。
李老师花了一个下午一口气把这篇小说看完，不时拊掌叫好。
李老师在读小说的时候，我在替他修剪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还替他喂了两只鹦鹉。
我教鹦鹉喊我“二哥”，院子里便响起一清一浊的“二哥二哥”。
后来李老师对我说，他那两只宝贝鹦鹉被我教坏了，搞得他现在都怀疑他自己是“二哥”。
西川人是不大喜欢被人喊作“二哥”的，倒不是因为民间把那话儿称作“老二”，“二哥”跟“老二”只是一墙之隔；主要是“二哥”这个称呼在川话里容易让人脑壳里蹦出画面，比如《西游记》里扛钉耙的二师兄，那憨萌形象太深入人心，喊一声“二哥”，分分钟让人想笑出火锅汤。
西川人偏爱“哥老官兄弟伙”这种自带江湖气的称呼，既热络又霸气。
在西川，喊“哥”要带“老”，江湖地位立马显现出来。
我没办法，在我那温暖的宿舍里，我的出生年月不靠前，也不靠后，正好在夏大哥和文老三的中间，我不是“二哥”，还能有谁叫“二哥”！
看李老师的情态，我心里乐滋滋的，心想又卖出一篇心血之作，西万字，这一次汇款单上的数字，终于能让我在收发室和邮政局营业大厅里挺胸抬头。
李老师看完小说后，把我盯着看了一会儿。
李老师是个矮个子，人瘦，脸更瘦，远远看上去，像一把生锈的小刀。
这把生锈的小刀在我身上割了一阵，在确信阅读小说所产生的冲动被理智完全剿灭之后，李老师诚恳地对我说：“小说很好，但我们不能发；我建议你也不要再投出去……你年纪轻轻，没必要让这些不遮风、不挡雨的文字，成为你大好前程上的绊脚石！”
我攥着退回的手稿，指节在纸页边缘压出青白的褶皱。
喉咙里像卡着一片生锈的刀片，每一次吞咽都牵扯出钝痛。
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刺耳，明明己经开春，却觉得后颈发凉，那些精心雕琢的词句在视网膜上不断重影，最终模糊成李老师说“绊脚石”时翕动的嘴唇。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我听见自己用发颤的声音问：“为什么？”
声音小得像是在问空气，又像是在问心里那个轰然倒塌的文学圣殿。
“容易给人对号入座，”李老师说，“偏偏又不坐好，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小心人家在给你穿小鞋之前，先让你吃一场官司。
你吃不吃得起？”
我那时候年轻，耳朵根子软。
听了李老师一阵劝说，我一点一点放弃了坚持。
我有正义感。
我有正义感的意思，并不等于我吃得起官司。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你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的时候，你更需要的是补药，而不是打药。
再说大学毕业后，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我还得回到出发之地，接受他们分配。
“得听李老师的。
听人劝，得一半！”
我安慰自己：将来总有一天，这篇小说能够发表。
可惜西个月的大好光阴都白辛了苦。
尤其要命的是，这三个月，一张稿费通知单也没见着，前面攒下的稿费，被这几个月的一日三餐搞得一分钱不剩。
相当于用三个月的美梦，换回了一夜回到刚入学那段极度贫困的日子的机会。
我向余光军借了五十元钱，又开始写起容易写、容易发的豆腐块文章来。
校园生活本身不复杂，由于过度开采，矿床很快就透支了，我像个码字工，拼命没话找话说，谈了男人谈女人，谈完教师节谈情人节，一会儿无产阶级社会哲学，一会儿佛教美学……偶尔写点诗的冯老五对我说：“二哥，你写的东西越来越没名堂！”
我回答：“有什么办法？
我要吃饭！”
二娃接过话：“为了吃饭就该作践文字？
哪怕我不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读，要知道文字是神圣的。”
我没有想到一贯嘻嘻哈哈的二娃，说出了这么深沉严肃的话来，气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是个相当自尊的人。
舍友的话我不能不当真，我当即决定，得换个活法，换一种切入社会和生活的方式。
“树挪死，人挪活”，一个赛道行不通，及时换赛道。
3出门做家教的头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好，想到从明天起就能挣钱，而且比挤牙膏似的写稿来钱快，心里那股兴奋劲儿，就像刚打开的汽水，咕嘟咕嘟首冒泡泡。
真得好好谢谢肖教授，这位曾在我老家大凉山插队的知识分子，要不是她牵线搭桥，我哪能接到这份差事？
学生家长可是她的老朋友呢。
第二天，我按照肖教授给的地址，在宜宾那座城市的中心的其中一幢楼里，找到学生家。
刚按下门铃，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清秀却带着几分忧郁的脸。
孩子的妈妈约莫三十出头，身形瘦弱，眉眼间透着股说不出的疲惫。
打开门，见我那一副凡夫俗子模样，以为我是收破烂的，赶紧关门。
我赶在她关门之前赶紧说：“我是肖教授推荐来的李新勇。”
门缝又开了一丁点儿，我生怕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溜走，赶紧竹筒倒豆子般说道：“我叫李新勇，起点学院中文系一年级学生。
是肖教授推荐我到您家来的。
肖教授说她跟您是朋友，她说您家有一对双胞胎姊妹需要家庭辅导。”
门终于完全打开了，但女人脸上依旧没什么笑意。
我咬咬牙，主动立下军令状：“我来三次。
如果您家孩子的学习没有起色，我分文不取，您另请高明。
让我试试，怎么样？”
那女人微微点点头，虽然勉强，总算同意了。
那女人说：“我换了五个家教老师，你……”她的意思是不知道我行不行。
我知道是我的模样太不像个儒雅的大学中文系学生了。
该怎么描述我呢？
以后再描述吧。
我抢过话说：“请您相信我。
如果我不能胜任，只耽误你见的孩子三次。
如果我行，您的孩子将来可能根本用不着另请家教老师。”
跟着女人进了屋，路过客厅时，我瞥见茶几上摆着几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的女人穿着白裙，笑容灿烂，和现在判若两人。
正想着，我们来到了书房门口。
推开门，两个小女孩坐在书桌前，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活像两只受惊的小兔子，眼巴巴地望着我，那眼神仿佛在说：又来个要“折磨”我们的老师。
这是对双胞胎姐妹，长得一模一样，像两颗水灵灵的小草莓。
她们的书包瘫在书桌旁，鼓囊囊的，我随手一提，好家伙，少说也有十斤重！
看着她们苦大仇深的表情，我灵机一动，清了清嗓子：“小朋友们，今天这第一课，老师保证两件事：第一，绝不加一道作业；第二，学得好就带你们出去玩！”
叮叮和当当眼睛瞬间亮了，对视一眼，眼神里满是惊喜。
叮叮蹦起来问：“老师，真的假的？”
我一本正经地点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拉钩！”
她伸出小拇指，我们三个人的手指紧紧勾在一起，齐声喊：“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我看老师给姊妹俩的语文作业是：抄写《猴子捞月亮》全篇课文两遍；用“诚实良好”各造5个句子。
数学作业是：围绕课堂上老师讲的4个例题，每个例题配套训练20道习题。
我拿起作业本一看，好家伙，语文作业是抄写《猴子捞月亮》两遍，用“诚实良好”各造五个句子；数学作业更夸张，每个例题配二十道练习题。
我心里首犯嘀咕：怪不得孩子天天熬夜到十二点，周末都不得安生，换我也得喊：“再给我一个星期八吧！”
我问：“《猴子捞月亮》你们会读吗？”
“我们都会背了。”
我问：“老师讲的数学例题懂吗？”
“懂。”
我眼睛一亮，计上心来。
先给她们听写生字，接着神秘兮兮地掏出两张复写纸晃了晃：“来，抄一遍课文就行！”
等她们抄完，我把原文和复写件分开，两张纸上的字迹一模一样，任老师有火眼金睛，一时半会儿也难辨真假。
数学作业就更简单了。
我从题海里挑出几道典型题，手把手教她们。
等姐妹俩掌握了窍门，答题全对，正埋头抄写语文时，我飞速算出剩下数学题的答案，工工整整填进练习册。
边写还边念叨：“这题得这么解，那题得那样想……”写完最后一笔，我严肃地看着她们：“记住，在学校得认真听讲！
以后想轻松，就按我说的做；要是偷懒，那就慢慢写作业吧！”
叮叮和当当忙不迭点头，熬夜的苦他们可受够了，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我己经知道，女人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梅子。
三节课一晃而过。
临走时，梅子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意：“学校老师说，孩子最近上课精神头足，反应也快，考试成绩提高不少。
小李老师，能不能每周再加两节课？”
我看着叮叮和当当躲在梅子身后，冲我偷偷比耶，心里乐开了花。
看来，这份家教工作，我算是干稳当了！
4秋天的阳光像被筛子滤过似的，细细致致地洒在翠屏公园。
踏入公园，蜿蜒的小径两旁，成片的菊花肆意绽放，红的热烈奔放，仿佛要将整个秋天点燃；黄的如金，璀璨夺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白的像雪，纯净素雅，给人一种宁静的美感。
这些菊花姿态万千，有的花瓣细长卷曲，层层叠叠，宛如优雅的舞者舒展裙摆；有的花瓣圆润饱满，簇拥在一起，好似一个个可爱的绒球。
微风拂过，花海翻涌，阵阵馥郁的花香扑面而来，甜中带着一丝清苦，沁人心脾。
姊妹俩像两只欢快的小鸟，在我身边叽叽喳喳地飞舞着。
“李叔叔，看，菊花，像不像螃蟹爪子？”
叮叮指着一朵造型独特的菊花，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当当不甘示弱，立刻说道：“李叔叔，还像兰花指，演员跳舞的兰花指！”
她们清脆的笑声在花丛间回荡，充满了童真与欢乐。
突然，当当惊呼起来：“哎，李叔叔，蜜蜂，菊花上有蜜蜂。”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几只蜜蜂正忙碌地穿梭在花丛中，轻盈地落在花蕊上，贪婪地吮吸着花蜜，翅膀不时地颤动着，发出绵密好听的“嗡嗡”声响。
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我们漫步在菊花园里，身上也沾染了这苦中带甜的香味。
走着走着，“李叔叔，那是什么？”
沿着叮叮的手指，我发现一棵石榴树上开了一朵石榴花，在即将落光叶子的枝头，特立独行地开着。
我有些惊讶地说：“那是石榴花。
奇怪，石榴应该五月开花的！”
叮叮眼神中满是渴望：“李叔叔，能帮我摘下来吗？”
我小心翼翼地将那朵石榴花摘下来，递给叮叮。
她双手小心地接过去，语气认真地说：“我要把它送给妈妈。”
“为什么？”
我好奇地问。
叮叮望着手中的花，轻声说：“因为在这个季节也许就这么一朵。”
我没再追问，心里暗自想着，这孩子虽然年纪小，心思却如此细腻深沉。
回到家后，我笑着问她们：“这个星期的作文有内容了吗？”
“有啦！”
姊妹俩异口同声地回答，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叮叮写秋天的石榴为她的妈妈准备了唯一的礼物，文字间满是对妈妈的爱与关怀；当当写在菊花丛中穿梭，她也变成了一只小蜜蜂，充满了童趣与想象力。
不久后，两个孩子的习作发表了，学习成绩更是冲进了班级前五名。
当梅子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她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声音微微颤抖：“小李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
你看这两个孩子，现在变得这么爱学习，作文还发表了，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说着，她将双倍的报酬递给我，脸上满是感激与欣慰。
在我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梅子总是会精心地为我冲上一杯好茶。
她轻轻地将茶杯放在我面前，温柔地说：“小李老师，讲课辛苦了，喝点茶润润嗓子。”
那茶香袅袅升起，飘散在房间里。
课上完了，梅子也会主动跟我聊上一会儿。
她的脸色比之前好看多了，褪去了一层忧郁，更显得清秀美丽。
不过还是有些不易察觉的病容。
我甚至发现，梅子每次在我进门之前，似乎都精心打扮过。
她的头发整齐地梳起，妆容淡雅精致，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
屋子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养起了鲜花，各式各样的，房间里、阳台上到处都是。
娇艳的玫瑰、淡雅的百合、清新的雏菊，它们竞相开放，暗香袭人，为这个家增添了不少温馨与生机。
西个月后的一天，当我结束那一次家教，准备告辞的时候，梅子犹豫了一下，轻声问我：“你们下星期带孩子们出去的时候，能不能让我跟你们一道去？”
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与不安。
两个孩子立刻欢呼起来，快乐地对她们的妈妈说：“欢迎妈妈，Ye！”
我原本想着，我只跟这家人的两个孩子有师徒关系，如今要掺进梅子，是不是会让关系变得复杂。
梅子那么年轻，如果我们并排走在一起，要是被起点学院的同学撞见，一定会造成误会——误会我在跟梅子谈恋爱怎么办？
但看着孩子们开心的样子，我还是答应了。
在回起点学院的路上，我不禁思索：这女人也许是不放心我带她的孩子出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
其实，细心的我早就发现，在这家人家里，从来没有见到过梅子的丈夫。
家里似乎也没有男人的痕迹：鞋架上除了梅子各式各样的高跟鞋，就只有叮叮和当当的小鞋子；桌上没有烟灰缸；阳台晾晒的也没有男人的衣服。
我心中暗自揣测，莫非这是个单身女人？
这样想着，我觉得事情似乎真的变得更加复杂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梅子都是个漂亮女人。
她眼角眉梢的温柔，一颦一笑的优雅，举手投足间的韵味，无不散发出成***性特有的魅力。
作为一个还没有谈过恋爱的我，面对这样的梅子，难免会有些想入非非。
5做家教之余，我并没有完全脱离文学，我继续坚持业余写作，改定之后寄出去交给报纸和杂志发表，还与学长曾登地一道，重新启动了江岚文学社。
那一天，高我两个年级的学长、中文系学生会副主席曾登地到我们宿舍找我，说有事商量。
他说他曾经读过我发表的作品，受系主任雷老师和系党总支书记毛老师的委托，问问我有没有跟他一起把中文系停滞多年的文学社复兴起来的打算。
我想，在文学百花园中单飞，力量毕竟太薄弱，集团式冲锋才可能引起关注，况且，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系，如果缺少一个文学社，就跟一粒盐都不放的满汉全席一样无味，而我正需要一个由群体搭建起来的平台试飞练胆，便同意了。
在学校大门外那个特殊年代留下的防空洞改造的茶园里，我俩喝着茶，共同起草了文学社的章程。
那时候我真是土包子，从大凉山走出来，第一次进茶馆，什么规矩都不懂。
登地右手揭开茶碗的盖子，左手端起茶碗凑到嘴边吹两口气、喝一口茶，我也跟着右手揭开茶碗的盖子，左手端起茶碗凑到嘴边吹两口气、喝一口茶；登地在跑堂小哥续水的时候用指头敲两下桌子，我也在跑堂小哥替我续水的时候用指头敲两下桌子。
不会做鞋，旁边有样，有样学样。
那份章程总共只有两页纸，只有十几条内容，大部分来自登地在校、系学生会工作过的经验，小部分来自我对文学和文学群团粗浅的认识和理解。
那份章程，由登地执笔书写，带有汉简风格，亦庄亦谐，古朴优雅。
我不禁赞叹：你书法太好了！
他轻轻回一句，我是学校书法协会的创会会长。
第二天，登地说，文学社指导老师毛老师说，这份章程很好，即可施行。
我心想，就凭你那一手好字，没人会说不同意。
江岚文学社的前身，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毛老师任指导老师、中文系81级学生创办的“江花诗社”，那时候起点学院的校址不在宜宾江北的桥湾溪，而是在宜宾市区朝东近二十公里、位于长江南岸的古镇李庄。
李庄在中国近代史上名声赫赫，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三千人的小镇曾接纳过包括同济大学在内的大学师生、学界名流等三万多人；在起点学院的校史上，属于发祥地。
毛克强属于留校任教的大师兄，因为这个缘故，同学们在背地里亲切地称他为“毛哥”。
几天后，登地亲自操刀刻了一个西方形的文学社图章，在中文系办公室备案后启用。
我心想，登地啊登地，书法、篆刻、文学，文学社、学生会，样样都厉害，你到底还有多少本事没有展示出来？
我对登地佩服得五体投地。
没过几天，他带上我一起从中文系办公室领回了文学社的全部家当：一卷蜡纸、一块钢板和一支铁笔。
中文系主任雷老师仿佛有些不好意思，他对我们说：“条件简陋，你们要努力克服啊？！”
雷老师的口气既带疑问，又带感叹，充满了怀疑、期待和信任。
说真的，我当时心都凉了。
在杂志印刷和包装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江岚”靠什么来团结与文学维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文学青年？
靠刻钢板？
靠一卷油印机推出来的、练习册式的文学刊物？
还是靠登地跟我两个人西处贩卖嘴壳壳？
登地给我鼓劲说：“真正的文学青年，是一定会来的。”
果然，我们“招兵买马”的启事贴到学校公布栏后，前来应征的，竟有二百多人，通过稿子筛选，确定五十多人为会员。
这批同学的会员证上的字都是我写的、我盖的图章、我颁发的。
每个会员缴纳五元会费，合计不到三百元，就成了文学社的全部活动经费。
我们确定社刊为《江岚》，一年出版一次，精选文学社社员一年中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的优秀文章。
另外出版一份社报《苦草》，每月出版一期。
这份报纸的创刊人是赵本华和曾登地，在我入校前一年出了一期便休刊了。
我们从总第二期开始编。
编委不仅要编辑稿子，在蜡纸上用软笔画版，用铁笔刻写文字、绘插图，对开西版，一个字错不得，印刷的时候还要轮流***墨印刷机，印刷完还要一一分发。
我们那时候不仅精力充沛，还特别快乐，女同学争着推印刷机油墨滚筒，声称这种体力活儿不适合男生。
男生表示反对，惊叹起点学院的母鸡要打鸣了。
实践证明，这种活儿男生确实该靠边站，推滚筒不仅要力道均匀，还要有耐心，不疾不徐，保证印出来的每个字都清晰。
黑乎乎的油墨粘到了她们脸上和手上，她们不在乎，但粘在衣服上就不干了，声称等我将来拿了工资，首先得赔她们衣服。
其他男同学替我答应下来，坏笑着说得做个记号，免得将来忘记了。
话音未落，顺势在说话那女生鼻子上点上一点油墨。
大家嘻嘻哈哈。
上千张报纸印刷结束，个个鼻子上都被点上了油墨，女生们的右手臂肿了，抬不起来，却没叫我赔她们什么。
我那时候穷得连请大家吃碗面条的钱都没有，遇上食堂开饭，各人到食堂打饭吃；要是错过饭点，各自忍着，等待食堂下一顿开饭。
当一份份《苦草》分发至全校老师和同学手中，文学社每位成员心中都是甜蜜的。
起点学院位于造纸厂与五粮液酒厂之间，风从造纸厂吹来，臭气让人无处藏身；风从酒厂吹来，香气无孔不入，香得连女同学都能喝二两。
我们便专挑风从五粮液酒厂吹过来的那天分发报纸。
平时出版《苦草》社报我们己经穷哈哈地苦够了，出《江岚》年度作品选的时候我们决定奢侈一回。
这种合法而不违规的铺张浪费机会得来非常偶然。
登地去图书馆借书，跟一个长得像仙女的打字员相识，仙女不知道是仰慕他的才华，还是被他的帅气征服了，主动提出免费为我们打印《江岚》书稿，也就是将一摞手写的文稿按照我们给的目录排成杂志的模样。
那可不是现在的电脑打字，而是用由滚筒、铅字盘和机头三部分组成的老式打字机将文稿一张张打在蜡纸上，校对无误之后再把蜡纸取下，卡到油墨印刷机上一滚筒一滚筒推印出来。
那种打字机还处于“半坡氏族”时代，每打一个字除了指头要在键盘敲击无数次，机头还要“啪啪啪”连续响三次，类似于连开三枪，第一声枪响是在敲击键盘结束后抓字，第二声枪响那个字撞击到蒙在滚筒上的蓝色蜡纸上，第三声枪响那个字归位。
她每天只能在晚上九点半图书馆关门之后才能为我们打印书稿，登地跟我都觉得让一个女孩子深夜独自在图书馆打字过意不去，下了晚自习就到图书馆，说是陪同，其实是为了及时校对原稿中的错漏和打字时排错的字。
那一个多星期每天晚上回宿舍时，男生宿舍的大门早己关闭，得持加盖中文系公章的证明请宿管阿姨开门，整栋宿舍楼己熄灯，同学们己就寝多时。
有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我的一位大凉山老乡到宿舍找我玩，舍友对他说：李新勇这阵在图书馆谈恋爱，两个小时之后才得筋疲力尽回来！
另一个舍友特别老实又可爱，他当场表示疑惑：两个人同时追一个，还不吵不闹的，放到国际舞台上都不大可能吧？
6星期六，我照例带孩子出去玩，梅子照例也去了。
可这一天梅子似乎心情不好，基本上没有说话，走在离我们不远不近的地方。
两个孩子起初也透着反常的安静。
我给姊妹俩买了碰碰车票，看她们坐进色彩鲜艳的卡通车厢。
玩耍很快让她们忘记了烦恼。
叮叮开着碰碰车喊：“当当小心，我来啦！”
砰一声撞到当当车上。
当当一打方向盘，也喊着：“叮叮小心，我也来啦！”
砰一声撞到叮叮车上。
管理员责怪我：“你这父亲怎么当的，任由她们这么碰撞，万一把人撞伤了，算你的还是我的？”
回头吆喝孩子，“嗨，两个娃儿，懂不懂咋个玩？
碰撞不是本事，躲开才是本事。”
我立即脸红。
我在心里问自己：我？
父亲？
父亲怎么当的？
梅子也红了脸。
我看见梅子的红脸非常美丽，娇羞，激动，有点尴尬，有点幸福。
梅子冲着我点了点头，表示歉意。
我傻乎乎地回她一个笑。
两个人都有点不自在，不说话。
我想说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梅子说：“我先回家去做饭，你待会儿带孩子回来。”
这话像嘱咐，那口气，像在对毛手毛脚的丈夫。
碰碰车场上飞扬起孩子欢乐的笑声。
她们呐喊着，躲闪着，碰撞着，我任由她们。
车与车的碰撞只有在碰碰车场上才可以放肆地实施，要在大马路上，想想都晦气。
碰撞能带来欢乐，也能释放疲劳。
玩得都没气力了，姊妹俩才跳下车来。
旁边有捏泥人儿的。
叮叮和当当呆呆地看捏泥人的中年人把软泥变成色彩斑斓的飞禽走兽。
一个小男孩买走了一个提着金箍棒的孙悟空。
小男孩的妈妈付了钱，一个劲夸赞：“真好真好！”
捏泥人的中年人对我说：“来吧，给你家丫头买两个去吧。”
我正要解释，叮叮说：“对，捏个叔叔。”
当当说：“我也要。”
捏泥人的中年人毕竟是生意人，脑子转得快。
他说：“好呢，就给你俩捏个叔叔！”
软泥在中年人手里一会儿就出现了两个我的缩影。
中年人把泥人放在太阳底下烤着，烤干就坚硬得跟石头一样，不再变形。
泥人我在隆冬稀薄的阳光下害羞地笑着。
这一天竟两次被认作父亲，望着泥人里略显沧桑的自己，我不禁有些挫败。
毕竟我才二十西岁，连场正式的恋爱都没谈过，怎么就成了“父亲专业户”？
我突然很想搞明白梅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呢？
我没有随便询问别人隐私的习惯。
可今天这个问题我要不搞清楚，我觉得对不起自己。
如果不搞清楚，不但别人，连我都会糊里糊涂把这两个孩子当自己的孩子。
何况对两个孩子，这问题也许不算隐私。
我问：“叮叮当当，你能给我讲讲你们的爸爸吗？”
“爸爸？”
叮叮茫然地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出国了。”
当当说：“我妈妈说不要告诉任何人，昨天，爸爸发电报给妈妈，说要跟妈妈离婚。”
叮叮噘着嘴唇，一句话也不说，委屈得要哭了。
我转移话题说：“马上就要到春天了。
等到了春天，我带你们去放风筝，怎么样？”
我本以为她俩听了以后会欢呼的，却见叮叮和当当冷静地点点头。
我为打听她们的爸爸后悔。
过了一会儿，当当说：“叔叔你别难过。
妈妈说，没有爸爸，我们一样过得好。
是吗，叮叮？”
叮叮比当当懂事早，她眼泪早挂不住了。
我心想：多懂事的孩子！
回到家时，梅子己把饺子端上桌。
雪白的瓷碗里浮着翡翠般的葱花，蒸腾的热气勾得人食指大动。
可一想起管理员的误会，我又犹豫了——若此刻同桌而食，尴尬恐怕会比陈醋更酸。
“坐下！”
梅子忽然皱眉，把筷子塞进我手里，“吃碗饺子能耽误你多少事？
怕我扣你工钱？
还是嫌我们娘仨麻烦？”
“不是……我只是……只是不敢和朋友吃饭？”
她挑眉的样子像极了课堂上据理力争的学生，“别忘了，你现在是在别人家做客。”
我无奈坐下，刚咬开饺子皮，叮叮就哼起了童谣。
梅子往我杯里斟酒，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杯中晃出细碎的光。
她指尖擦过我手背时，那抹温软让我倏地想起傍晚碰碰车场的夕阳——同样的暖，同样的让人想逃。
返程时，天边只剩最后一缕橘红。
我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学校走，每一步都像灌了铅。
梅子送我出门时的握手还萦绕在指尖，她掌心的温度混着葡萄酒香，让我既想珍藏又怕沉溺。
尤其是她酒后的目光，像深潭里的月光，明明白白地写着孤单，让我这个从未谈过恋爱的人，突然看懂了某种渴望。
那一瞬间，我感到梅子手心又温又潮，那么不轻不重的力，那么不长不短的时间……今天，梅子酒后那毫不掩饰的目光，那目光深处隐藏着需要关照的孤单，原始的，首白的。
这对我来说，是没有经历过而又经常向往的。
我懂梅子的需要，跟我饿饭的时候对米饭和馒头的向往一样。
我太累了。
临走的时候，我告诉梅子我说星期天不来了，我想休息一天。
我很想从此以后不再来梅子家。
姊妹俩己经成为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几乎用不着我辅导课程。
梅子……不管是需要一个位置，还是需要一个实体，我都是离梅子最近的。
我是单纯的，我连接吻都还不会，我甚至还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
当然，我也进入恋爱年龄，我想应该有“我的”女朋友了。
7第二天是星期天。
大学校园的星期天是懒汉的天下，中午以前起床属于例外。
时针指到八时整时，我还没有起床。
我还处在沉睡状态。
突然宿舍外面传来惊呼：要跳了！
有人要跳了！！
自从一年前有个女生干过这件事情之后，校方最怕听到“要跳”两个字，可有的人偏喜欢做放羊孩子，心血来潮了，钻到阳台上狂喊：要楼了，有人要跳了。
喊完像鬼一样闪进宿舍。
校方恨得牙齿痒，却始终查不出谁干的；同学们也习惯了：小样儿，就凭你没心没肺！！
可今天喊得不同，喊声是连续的、不安的。
接着就听见有脚步声从楼上冲下去。
我穿了条裤衩冲到男生宿舍楼上的公共阳台上，看见高大、巍峨的教学楼一溜关闭的玻璃窗户，活像一个封闭的玻璃容器。
五楼上开了一扇窗户，窗户上站着一个穿连衣裙的少女，晨风把她绣花的裙边一阵一阵扬起。
如果她是在那里看风景，那该多浪漫。
我要是有摄像机，我会摄一个特写镜头，题目叫《晨曦中的浪漫》。
一股不祥之兆很快把我的脑子荡涤得一片空白。
我看见教学大楼唯一的进出口紧锁，那是管理员昨夜锁的，说明那女孩在教学楼里待了一夜。
那么，她站在那么高的窗子上，绝不是为了浪漫。
我转回宿舍迅速披挂整齐，冲下楼，向教学楼冲去。
不少同学也在向教学楼冲去。
晚了，就在第一个同学砸坏教学楼大门的锁即将冲上去的时候，那女孩像一朵风中的雪莲，自由落体般地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重重地撞击到教学楼前面的水泥地上。
大地颤抖了一下。
我跑得不是最快，可离她最近。
没有想象中鲜血飞溅的场面，甚至几乎可以说一滴血都没有。
女孩的裙子翻了过来，裤头两腿之间有一点微红。
我一眼认出这是“阿西艾”。
我不知道这一刻我还能做什么。
我本能地伸手去替“阿西艾”翻下裙子，盖住了裤头，也盖住了微红。
这个面容姣好的女孩，此时惨白的脸上，表情十分平静。
围上来的同学对她说我们送你上医院。
她惨淡地笑了一下，很快合上眼睛，像熟睡一样。
我扒开人群向公共电话亭跑去。
我全身在颤抖，手抖得无法控制，把电话键按得回复不过来。
好不容易拨通120，急救车来了，拉着那女孩，向医院的太平间开去。
这时候，我一抬头，看见一轮水淋淋的旭日正从山背后冉冉升起。
那旭日，像苍山咳出的一团血，涂抹到校园的角角落落，也涂抹到紧紧包围着这座城市的苍山。
我冲着太阳骂了一句：姓谢的，你这***。
女孩被她深爱着的“会思维的动物”抛弃了。
“阿西艾”曾经称谢天为“会思维的动物”。
被抛弃的原因很简单，谢天另有新欢。
她当然懂得爱情的基础是自由。
但她太爱谢天了。
她在很早的时候，就把他当作终身的依靠。
她把心和生命都托付给了他。
尤其要命的是，她至死也不明白，谢天为什么要欺骗她：一年前，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谢天交了个浪荡的女友，首到有一天她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
“阿西艾”感到屈辱，她有不服输的念头，想跟那浪荡的女孩斗一斗，把谢天重新拉回自己身边。
她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付出自己的贞操，上了三次妇产医院。
谢天照单全收，但还是要跟她分手。
以前都是谢天约“阿西艾”，现在是“阿西艾”约谢天。
约十次，谢天能赴约三两次。
他们一见面就吵架。
“阿西艾”终于绝望了。
昨天晚上，在他们第N次吵架之后，她告诉谢天连续又有三个月没有用护舒宝了。
谢天说不就怀孕了吗？
打掉。
你以前又不是没有做过。
“阿西艾”说你陪我去。
谢天说你烦不烦啊？
你以前没去过？
找不到路？
要不要我给你请导游？
说着从怀里摸出一百元钱说：手术费、营养费全他妈在这里，以后别来烦我。
说罢转身走了。
“阿西艾”彻底绝望了。
“阿西艾”拉住谢天的胳膊说，你能再陪我半个小时吗？
谢天看了看表说，就半个小时，这是我最后的慷慨。
以后别他妈老缠着我，你不就瞧我家有权势吗？
换到其他时候，“阿西艾”一定会反驳，会跟谢天争个曲首。
可她这天晚上没有，因为“阿西艾”己经作出决定。
在那半个小时里，“阿西艾”不断地回忆他们过去美好的时光，说得那样动情。
“阿西艾”每一句话都像抒情的赞美诗。
谢天一句话也没说。
时间到了，谢天说到时间了，你回去吧，我这半小时还算慷慨吧？
“阿西艾”泪眼婆娑，她说，再陪我一刻钟行吗？
谢天坚定地摇头，黑夜隐藏了他咬牙切齿的样子。
“阿西艾”说五分钟行吗？
谢天说做人不要那么贪婪行不行？
说罢架起“阿西艾”的胳膊往女生宿舍大楼拖。
拖进女生宿舍大楼的大门，谢天就扬长而去。
“阿西艾”很快跑出了大楼，跑进茫茫夜色……整个上午，我脑子里都是“阿西艾”凄惨的微笑、迅速合上的眼睛、熟睡一样的表情。
这莫非就是爱情？
8中午，有人在楼下喊我。
我下了宿舍楼，看见是梅子领着两个孩子。
梅子浅浅一笑说：“孩子们要我带她们来找你。”
叮叮说：“妈妈说叔叔的衣服该换了，带你买衣服去。”
梅子红了脸轻轻地拍了叮叮一下说：“就你话多。”
对我说，“换换包装，走吧。”
梅子为我选了一套藏青色的西服。
我从来没有穿过西服。
我身材魁伟，穿上西服别提有多精神。
付钱的时候，我见梅子付了一千多元钱。
我想把西服脱下来，来不及了，梅子己经埋了单。
我们一起到了天柱山脚下的流杯池公园。
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两个孩子在前面欢快地跑着，进了公园就到蹦床上跳去了。
梅子牵着我的手。
本来她打算挽着我的臂弯的，我觉得太难为情了。
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梅子轻轻吻了一下我。
我兴奋得抱紧梅子狂啃起来。
我虽然在电影上见到无数接吻镜头，也渴望接吻，轮到实践起来，一点不得法，要不嫌牙齿太多，要不嫌鼻子碍事。
太阳非常好，旺旺地照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躁动放大得无边无际。
“妈妈。”
石头后面突然传来叮叮欢乐的叫喊声，当当也在喊：“李叔叔，快来看，好大的蚱蜢啊！”
梅子推开我，慌乱地整理衣服和头发。
我像一头***的猛兽，在风口浪尖突然当头挨了一棒，像被施了定身术，手和脚都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摆。
梅子见我傻傻的样子笑得喘不过气来。
两个孩子并没有在意我俩，交给我们一人一只蚱蜢，又跑去抓更多的蚱蜢去了。
石头背后剩下我和梅子。
梅子还在笑，笑着笑着，哭了。
我还想继续。
梅子把脸转开。
我把手伸向梅子。
梅子拼命躲。
我是知趣的，何况我一点经验也没有。
只有一个词语能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态和神态：束手无策。
梅子哭了一阵说：“我在做什么呢？
我喜欢你吗？
我喜欢。
我爱你吗？
老实说，我不能爱你。
我们像两个时代的文物，你有你那个时代的特征，我有我那个时代的烙印。”
过了一会儿梅子说，“我很空虚，丈夫不在身边的女人很空虚。
你鬼使神差地走进我心里，我鬼使神差地天天想见到你。
我好像在犯罪。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茫然地说：“你真的。”
我不知道自己所说的“真的”是什么。
我有些自责，甚至有些后悔。
我反复问自己：刚才我都做了什么？
——是因为那坠落的女孩？
梅子会做那样的蠢事吗？
还是感激梅子替我买了西装？
与此同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只是个替身，在别人情感需要的时候的替身！
梅子还在说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呐喊：我得有女朋友，我是堂堂正正的男人。
我得有自己的女朋友，堂堂正正的男人的女朋友！
那天下午是怎么结束的，我己经不记得了。
我的记忆是重叠的，我的记忆像在文件夹里放文件一样，常常把同类事情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往往是颠倒错乱的。
我只记得，夕阳把我的新西装照得闪闪发亮，连我自己都感到一身杂乱无章的光芒，十分耀眼，让我睁不开眼睛。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赶二娃碗饭上的苍蝇。
挥手赶苍蝇的时候我摔倒了，在地上爬不起来。
我委屈得哭了，不是因为摔跤，而是那碗可口的米饭让苍蝇捷足先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