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场秋雨过后，东升乡愈发湿冷。
乡政府前院的泥地积满了水，一脚踩下去，溅起的泥点能甩到裤脚以上。6月的天气说变就变，清晨天刚亮，几只麻雀从屋檐飞起，带出湿漉漉的羽毛声。
招待所二楼的窗子透着光，高远已经醒了。
他裹着一床潮湿的被子，睁着眼看天花板，那是一块被雨水浸透后留下印迹的石灰面，像一张褪色的地图。他心里有些难受，不是因为潮湿，不是因为冷，而是昨晚走后再未归来的几位同伴。
五位大学生，昨天一早还笑闹着约好要去镇上吃碗牛肉粉，下午便各自打包行李，搭上县里的中巴回了乌蒙市。
“这地方太穷了，连信号都没有，我爸妈死活不同意我待下去。”
“我原本是奔着考公务员的，这种地方连考试通知都接不到。”
“要是再不走，等到村里虫灾开始了，还不得让我去抓虫子？”
走的人有他们的理由。乡政府没有留人——也留不住人。书记雷自强只是皱了皱眉，说了一句：“年轻人志气不够，是可惜了。”便没再多说什么。
但当最后一辆车驶出乡口，整个院坝安静得只剩风声和狗吠时，雷自强站在阶前，望着山路尽头，喃喃自语：“也就剩这个小高了。”
那天晚上，他把胡乡长叫进办公室，两人泡了一壶老茶。
“一个都不留下？”胡乡长一边揭开茶盖，一边低声道，“你说上面搞这个‘西部计划’，到底图个啥？”
“图个希望。”雷自强点了支烟，叹了口气，“我们老东升，留不住人也很久了。今天这个高远，倒是个不吭声的孩子，眼里有东西。”
胡乡长想了想，点点头：“至少没抱怨。他跟着我去下岔沟那天，我骑摩托都喘，他半个字没哼。”
“看着吧。”雷自强敲了敲桌子，“这小子能熬下去，不简单。”
此时的高远，并不知道这场茶谈。他正蹲在二楼走廊的水龙头边，洗那件早上刚穿过的白衬衫。
水是山里抽上来的，一早一晚各来一次，中间水压极低。他用冷水搓着衣袖，指节发红，低头看那一圈圈从泥巴地里蹭出的污渍，忽然有些恍惚。
他想起大学里干净明亮的洗衣房，宿舍阳台上晒满了阳光味的衣服，食堂排队吃饭时同学们的打闹。他当然也羡慕过沿海的生活——摩天楼、写字楼、洋快餐。可他更记得那个下岔沟给弟弟熬米糊的七岁男孩和直不起腰的奶奶。
饭得自己做。因为乡里食堂只有中午开火，晚饭要靠自理。他跑到对面的小卖部，买了点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又拿了一包咸菜。房间没有电饭锅，只有前一位住户留下的电热水壶。
他把泡面倒进洗脸盆，用电热水壶反复烧水冲泡——吃的时候面都断了，咸菜太咸，火腿像咬不动的胶皮。他还是一口一口吃完了。
吃完饭，他把泡面盆洗干净，晾好，躺回床上，披上外套打开笔记本——那是他大学时就开始坚持的习惯，每天记录生活。
他写下今天招待所的静寂，写下雷书记下午安排他整理上月扶贫报表的事，也写下自己站在乡政府院坝，看最后一辆中巴离开的背影时的那份沉默。
末尾，他郑重写下一行字：
“今日起，东升乡，只我一人留下。”
写完这行字，他忽然心里有了种奇怪的平静。仿佛那些泥泞与寂静，那些潮湿与无助，在此刻汇聚成一种踏实的质地，压进他身体里，成为某种骨骼与肌肉之间的联结。
他关掉灯，听着屋外山风呼啸。
那晚，他睡得很沉。梦里是连绵的山路，是一个穿着白衬衫、骑着破摩托车奔波于村头巷尾的年轻人。他梦见自己成了雷书记口中的“我们的人”，成了村口老人在广播里念叨的“国家派来的干部”。
第二天清晨，他早早来到办公室，帮老文书李世荣收拾资料。
李世荣是乡里资格最老的干部，快六十岁，一直守着那台老旧打字机，被戏称为“活档案”。起初他对这个大学生没什么热情，只冷冷道：“你要整理这个？懂得年份么？文件分级看过没？”
高远不气馁，一边请教一边学，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把过去五年的扶贫、救灾、农业、教育等报表都按序归类，誊写了一份电子清单。
李世荣站在一旁看了半天，嘴角终于抖动一下：“小高，挺细致。”
高远咧嘴一笑：“我还没录完呢，明天把缺项补上。”
“哼——”老文书转过身，“比上一个强。”
这，就是认可。
午饭后，雷书记叫住他：“晚上有空？我带你去走访老林家。他家闺女前阵子病了，申报补助还差材料。”
“有空，我去。”
“你不累？”雷书记眯眼打量他。
“留在这，就做好了不累的准备。”
雷书记点点头，眼神里第一次带了点笑意。
当天夜里，高远回到房间，把走访情况记入笔记，写到最后，他提笔在最底下写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今天的我，是东升的一员。”
山雨又至，风声敲窗。他却不再感到孤独。
这一夜，他又梦见村里一个孩子对他喊：“高叔叔，你回来啦！”那孩子穿着破旧球鞋，笑得眼睛都弯了。
梦醒，窗外山雾正浓，他的笔记本摊开在案，最后一页写着：
“我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