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深秋的东升乡，夜晚来得早。山风裹挟着湿冷，穿过招待所破旧的木窗缝隙，吹得窗纸“咯咯”作响。
高远坐在办公桌前，借着一盏老旧台灯的昏黄灯光，写下一封家书。信纸已有些发黄，是他从县城带来的，家信落款总是“东升乡高远”，字迹一笔一划端正有力。但整封信通篇都是报喜不报忧：乡里山美水美，干部淳朴，工作顺利。唯独只字未提他这些天摔倒过几次、夜里被老鼠吵得睡不着、乡政府饭菜总是咸得发苦。
写完，他叠好信，塞进信封，又默默放进抽屉。邮筒离乡里有几十公里，得等有车下县里时才顺带捎去。他不知道父母何时能收到，但心里隐隐希望，哪怕只是一句“孩子一切都好”，也能让他们安心。
这一晚，他独自坐在窗前，望着远处的山影发呆。只有山风声、虫鸣声，还有胸口的一点点孤独在翻滚。
第二天是周末，难得没有安排外出下村的任务。高远早饭后背起小包，装了水壶和一点干粮，悄悄从后山走出乡政府大院。那是一条通往后山脊的小路，杂草丛生，坡陡路窄。他听说，那片山脊上偶尔能搜到手机信号。
“试试看吧。”他自言自语。
两小时的攀爬，他几次滑倒，裤腿蹭破，手掌磨出血。但终于在一个山腰平坡上，手机屏幕上那久违的“E”字闪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站着不动，生怕移动一下信号就断。
他连拨了三个电话，前两个未接通，第三个，是大学时的老同学王喆接起来的。
“喂？高远？你小子还活着啊！”
电话那头是熟悉的笑声，还有一点点恼火。
“你快成野人了吧？短信不回，电话打不通……你是被下乡‘劫持’了？”
高远笑了笑，声音哑哑的：“信号差。今天翻山过来，刚好能打出来。”
王喆沉默了一下：“你那边……还好吧？”
“嗯，挺好的。”高远仰望天空，阳光洒在树叶上，仿佛一切都温暖起来。“就是，确实跟原来想的不太一样。”
“你大学时候还说什么‘用脚丈量祖国的土地’，这下脚够用了吧？”
高远没说话，眼前浮现出大学操场上，自己举着志愿者招募旗的模样。他那时候信誓旦旦地要“改变西部落后的现状”，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结果现在却为厕所拨款发愁，为打印机卡纸捶桌子。
“你说我当时是不是太理想化了？”他轻声问。
电话那头，王喆忽然静了。
“高远，我记得你那时候说过，你不是想当官，你是想干点有用的。你要是真想做事，现在不就是机会么？”
高远点头，轻声说：“谢谢你。”
通话断断续续，最后还是因为信号中断而结束。他站在山腰，望着对面一座座墨绿色的山岭，忽然想起刚来东升时那句话：
“你来，是想干点真的。”
他拿出日记本，在风中写下一行字：
“不要在需要坚持的时候选择怀疑。”
下山途中，天色渐暗。他走得慢，每一步都踩在湿滑的落叶上。
途中，在一户偏僻的木屋前，他遇到正在劈柴的老村医陆厚生。
“哟，小高，去哪了？”
“翻山打电话。”高远笑着扬了扬手机。
老村医点点头，目光温和。
“我年轻时候也上山找信号。那时候不是打电话，是收信号灯。山那边有个军用信号塔，站得够高，就能接到。你们现在条件好啦，有手机。”
说着，他放下柴刀，拍拍高远肩膀：“你别看山里穷，消息灵得很。你送米油、帮老人、写材料……老百姓都记得清清楚楚。”
高远腼腆一笑：“我就是做了该做的。”
“你啊，是我们山里的灯。”陆厚生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山高，冬天长，雾又重。但只要有盏灯在，别人就知道往哪儿走。”
那一刻，高远心头一热。
回到乡政府，他洗了个冷水澡，换了干净衣服，坐在办公桌前。窗外又起风了，吹得桌角的信纸微微翘起。他摊开新的一页，写下当日驻村日记的标题：
“山那边的信号，其实一直在。”
那一夜，他睡得很沉，梦里是大学教室窗外的阳光，是东升山腰的信号点，也是那盏藏在山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