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说,命是从棺里换出来的,既换了,就得付代价。
五岁之后,我的生活和别的孩子彻底不一样。
没有玩伴,没有读书写字的机会,也没有放风筝、捉迷藏的闲情。
我的每一天,都被爷爷安排得紧紧的:背书、画符、踩步罡、记方位。
早晨天还未亮,我就要起身跟他去东山口看日出的阴影落点;午后则要去后山那口老井边站一柱香的时间,只为体会什么叫“地脉之息”;晚上,他会拿出一个破旧的八卦铜盘,要我在黑暗中辨识五行转向,闭眼画出北斗星的方位。
我问他:“别的孩子都能上学,为什么我不行?”
他头也不抬,只说了一句:“你学的,不是活人的事。”
他从不哄我,甚至很少喊我名字。
他叫我“童子”,有时干脆一句:“你这命,不学就废了。”
屋里那口黑棺还在,棺盖上多了一道道爷爷画的朱砂符咒,看起来像是被钉住了什么东西。
有一次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爷爷便拿鸡毛帚狠狠抽了我一下。
“不能多看,它记性好。”
“它到底是什么?”
我哭着问。
他顿了一下,低声道:“它不是东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爷爷不是不知道怕,而是早己经习惯了恐惧,把它当作了生活的一部分。
风水命理的书,他从不让我照着读,而是一点点念给我听。
他说,真正的术,是耳里进,心里留,纸上写出来的不过是给外行人看的。
我背了整整一年的《青囊奥语》才敢开口跟他讨论。
他一边喝着浓茶,一边慢吞吞地说:“那不过是开蒙,风水这一行,真正的东西,不在书里,在地上。”
于是第二年,他带我走遍了李家村周围三里地的坟山、水口、废宅和断桥。
我们在午夜十二点登过乱葬岗,在雨夜里站过崩塌的龙脉尾。
他教我看树根的方向,听井水的声音,甚至闻死人的尸气。
他说:“风水不在纸上,不在嘴上,全在人下地上。”
有一次,我们走到村南头一户人家门前,刚靠近他就冷哼一声:“凶宅。”
那户人家门前种了一排柏树,树叶发黄,屋脊却高出后山,院中有井而缺窗。
我问爷爷为什么是“凶”。
他看着那家人死去的孩子灵牌,只说了一句:“山高水破,阳气不聚,一年丧三亲。”
那天晚上,他拿出一本破旧的风水笔记让我看。
那本书不像《青囊经》《葬经》那样整齐成册,而是一本泛黄的手抄本,边角卷曲,内页几乎被汗水浸透。
“这是我年轻时在陕西伏山下捡的命书残页。”
他小心地翻到一页,指给我看。
上面写着十六个字:“水官送妻,逆命成婴;棺落改数,断子续阳。”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读完后不禁发抖。
那些字像是长在了纸上,也种在了我心里。
我问他:“什么是‘水官送妻’?”
他沉默了好久,才说:“你娘不是早产,是你来的太快。
那夜不是她生你,是水官送的你来。”
“你是冲着这口棺来的,是她的‘回生婴’。”
我更听不懂了,只觉得后背发凉,像是被什么无形的线牵住。
爷爷没有解释更多,只是将那本书合上,严严实实地用黑布包好。
他告诉我,那十六个字,是整个李家命数的底牌,别人听不得,我也不能说出去。
七岁那年,我能独自画出完整的“葬三合图”,八岁时,我断过村里一个人的运,还真应验了。
那是一户姓杜的人家,请爷爷去看宅。
我跟着去了,只在门口站了一刻钟,便脱口而出:“你家东屋三月有血光。”
那人满不在意,可到了三月,东屋的女人果真从楼梯上摔下去,腿骨断了三根。
他再来找爷爷时,手里提着整整一箱土鸡蛋,还夹了百元现钞。
爷爷却一把将那钱扔了回去。
“不是我断的,是我孙儿。”
他冷冷地说,“钱他还收不得,你收他的命就是。”
那晚他将我叫到院中,扔给我一串铜钱,说:“你若贪财,术就脏。
记住,风水不为富人看,不为死人赚。
你这一身本事,只能用来破局,不许用来发家。”
我咬牙记住了,但也隐隐觉得,爷爷的世界,干净得太孤独。
可即便如此,他依旧守着那口黑棺,日复一日。
有人问:“你一个风水先生,把棺材供家里,不怕冲了孙儿的阳气?”
爷爷却淡淡地回:“他身上没几分阳气,怕什么?”
那话我听得明白,却不愿相信。
可每当我走过堂屋,棺材的木纹像是流动的水纹,时而映出我的影子,时而又不是我的样子。
像是另外一个“我”。
一个我未曾出生的我,一个被“送来”的我。
爷爷说,那是未来的我,是这盘“改命局”最后的果。
可这命,到底要改成什么样子?
他没说,我也不敢问。
那年冬天,我在雪地里背完了最后一段《地理五诀》,爬回屋时脚冻得发紫。
爷爷给我一杯姜汤,烧得极辣。
我问他:“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
他看着我,眼神罕见地柔和:“你不能像我。”
“你要比我活得长。
你是我们这一脉,最后一个。”
我抬头看着他,忽然觉得爷爷像那口棺材一样,也是在等待某个时刻的到来。
只是那一刻,不是他决定的,是命写的。
而我,是那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