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夹缝里的野草
我和奶奶刚进李家院子，风里还飘着纺织厂的煤烟味，还有院角晒的霉干菜的香味。
我妈木兰正蹲在青石板上洗尿布，她围裙的前襟沾了一大块机油，看起来像块深褐色的补丁。
她抬头看见我时，把搓衣板“啪”地扔进木盆，溅起的水珠打在我脸上，凉得我打了个哆嗦。
"这就是春天？
"她用围裙擦了擦手，却并未走近，目光扫过我那磨破的布鞋尖，"比照片上瘦了。
"奶奶一把拽着我往屋里推，她的手如同老树根般粗糙，掐得我胳膊生疼："瘦点怕什么？
能吃就能长。
含含在炕上呢，快叫弟弟。
"土炕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花被面，裹着红棉袄的小男娃正蹬着腿，嘴里含着一个掉了漆的拨浪鼓。
我凑近他，他突然伸出肉乎乎的小手抓住我的头发，疼得我首倒抽冷气。
奶奶笑出了声，脸上的皱纹堆叠如核桃："含含，有姐姐疼咯！
"母亲将我带到外屋，从靠墙的红漆木箱中翻出一件灰布袄。
箱内飘出樟脑丸的气味，夹杂着旧棉花的霉味。
"这是你大姐的旧衣服，改小了。
"她抖开衣物，我注意到领口处缝着一圈白线——那是拆自旧被单的布料，针脚歪斜，有些地方还露出线头，"穿上吧，别挑剔。
"布袄穿在身上，领子硬邦邦的，磨得后颈发痒。
我伸手去扯，母亲"啪"地拍开我的手："就算痒也得忍着，你三姐过两年还得穿呢。
"这是我在李家的第一个冬天。
家里的饭桌上永远摆着两副"规矩"。
八仙桌的上座是弟弟李含，他的青花碗里总有一个煎蛋，蛋黄油汪汪地渗入白米饭，偶尔还能见到半片火腿肠。
而我和大姐、三姐则挤在长凳上，每人面前是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碗里仅有白菜汤，汤面上漂浮着零星的油星，得用筷子搅半天才能捞到一片菜叶。
"丫头片子吃那么多干嘛？
"奶奶用铜头筷子敲敲我的碗沿，"省下的给含含长个子。
"那天我实在嘴馋，趁大人们说话，用筷子尖儿蘸了蘸弟弟碗里的蛋汁。
蛋汁咸中带油香，在舌尖滚动，比养母给的糖还甜。
可我刚缩回手，母亲端着菜从厨房出来，正好撞见。
"手不洗就偷吃？
"她抄起烧火棍，抽在我腿上，"你大姐七岁就会蒸馒头，你西岁了还学不会规矩？
"烧火棍带着灶膛的余温，抽在腿上先是***辣的疼，接着麻得像踩了针。
我咬着嘴唇强忍不哭，但眼泪还是掉进汤碗，荡起一圈圈涟漪。
大姐坐在我旁边，指甲掐进我手背，轻声说："忍着。
"夜里，我蜷在炕角装睡。
大姐摸黑钻进我被窝，往我手里塞了块烤红薯。
红薯皮有些焦，内里却甜得发面，还带着炉灰的味道。
"别告诉妈。
"她声音低如蚊鸣，"我偷着烤的，热乎。
"我啃着红薯，听见大姐在我耳边说："春天，姐以后去纺织厂上班，挣钱给你买新衣服。
"她的手轻轻摸了摸我领口的白线，"这种破布，穿出去会被人笑话的。
"1995年春天，弟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母亲翻出一个铁皮饼干盒，盒盖上印着褪色的牡丹花。
她数钱时，我注意到盒底压着半块银镯子，与我襁褓里塞的那半块花纹一模一样——那是缠枝莲纹，花瓣边缘磨得发亮，仿佛被人反复抚摸过。
“妈，这镯子……”我指着盒子。
母亲“啪”地盖上盖子，铁皮发出刺耳的声响：“小孩子看什么看？”
那天夜里，我蜷缩在炕角装睡，听见奶奶和母亲在堂屋说话。
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得煤油灯芯首晃。
“当年要不是送走她，哪能再生含含？”
奶奶的声音像敲梆子，“现在倒好，丫头片子又回来了，白吃白喝。”
“她爸总念叨春天。”
母亲的声音低了一些，“他说对不起春天，当年家里穷，养不活两个孩子……养不活？”
奶奶冷笑，“养不活就该送人，省得现在闹心。
你要是敢把含含的学费给她，我跟你没完！”
我攥紧被窝里的布袄，领口的白线蹭得手腕生疼。
原来在他们心里，我从来都是“白吃白喝”的累赘。
1996年夏天，雨来得急促。
三姐晾衣服时忘了收，豆大的雨点砸在院坝里，把刚晒的床单、弟弟的小衬衫全泡湿了。
母亲举着滴水的床单冲进屋，头发贴在脸上，活像只炸了毛的母鸡：“让你晾的衣服呢？
全泡雨里了！”
三姐缩在墙角，眼泪大颗大颗地掉：“我……我去帮含含捉蛐蛐了……捉蛐蛐？”
母亲抄起扫帚，“你忘了，让春天替你记着！”
扫帚梢抽在我背上，比烧火棍还疼。
我踉跄着撞在桌角，额头磕出个包。
三姐躲在门后，咬着嘴唇不敢出声。
后来我才明白，她总在母亲发火时把我推出去——反正我是“多余的”，疼几下也没人在意。
那天夜里，我在院角的老槐树下挖了个坑，把大姐给的烤红薯皮、养母塞在我襁褓里的半块银镯子（被母亲收走前我偷偷藏了半片），还有去年冬天大姐用草纸画的“新衣服”（上面画着红棉袄，领口绣着花）全埋了进去。
埋的时候，我听见父亲在屋里咳嗽，一下接一下，像敲在棺材板上的钉子。
“小惠！”
母亲的骂声从屋里飘出来，“还不进来！
含含的痱子粉呢？”
我抹了把脸上的土，往屋里跑。
经过厨房时，大姐正蹲在灶台前，往弟弟的玻璃罐里装晒干的茉莉花。
那是含含说“香”，她特意摘的。
1996年秋天，学校通知要组织秋游。
班主任王老师举着喇叭在教室喊：“每人交五块钱，下周三去城郊看菊花展！”
同学们欢呼着跳起来，我攥着书包带，指甲几乎要掐进手心——五块钱够买十颗橘子糖，够弟弟吃一周的鸡蛋。
放学路上，我跟在母亲身后，看她拎着刚买的排骨。
“妈，秋游要交钱。”
我的声音细得像蚊鸣。
母亲脚步顿住，排骨在塑料袋里“咚”地撞了下：“五块？
够含含买盒蜡笔了。”
她转身时，风掀起她的蓝布围裙，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秋裤，“丫头片子凑什么热闹？
在家看弟弟。”
我站在原地，看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墙角的梧桐叶打着旋儿落下来，贴在我磨破的布鞋尖上。
第二天上学，小芬晃着手里的五元钱：“我妈给的！
春天你呢？”
我低头摆弄铅笔盒，盒盖是铁皮的，锈了个洞。
“我……我不去了。”
“为什么？”
她瞪圆眼睛，“王老师说菊花有红的黄的，比过年的灯笼还好看！”
没说话。
课间操时，我躲在厕所里，听见几个女生议论：“李春天肯定是家里不给钱。”
“听说她是抱养回来的，她妈最疼儿子。”
眼泪掉在水泥地上，摔成八瓣。
那天夜里，大姐钻进我被窝。
她刚下纺织厂夜班，身上还沾着线头，手背上有道新烫的疤——是被熨斗烙的。
“春天，”她塞给我个纸包，“这是我这个月的零用钱，五块。”
纸包里是皱巴巴的票子，最大的面值是两块。
我攥着钱，心跳得厉害：“妈知道了会打你。”
“她打我总比打你好。”
大姐摸了摸我领口的白线，“你去看菊花吧，姐没上过学，不知道菊花长啥样。”
可母亲还是发现了。
第二天早晨，她举着皱巴巴的五元钱冲进屋，发梢还滴着洗头的水：“谁给你的？”
我缩在炕角不说话。
大姐从厨房探出头，围裙上沾着面糊。
母亲冲过去，抄起擀面杖：“好啊！
你挣的钱不贴补家用，倒惯着赔钱货？”
擀面杖抽在大姐背上，闷响像打在我心上。
大姐咬着嘴唇不哭，只是护着我：“妈，就一次……一次？”
母亲红着眼，“含含的蜡笔还没买！
你姐俩合起伙来坑我？”
她转身抓过我的书包，把五元钱撕成碎片，“去看菊花？
做梦！”
碎纸片飘在地上，像被踩烂的花瓣。
我蹲下去捡，母亲踹了我一脚：“捡什么捡？
你也配？”
那天夜里，我趴在窗台上看月亮。
大姐背对着我躺着，我看见她背上的红印子，像条狰狞的蜈蚣。
她突然轻声说：“春天，等姐攒够钱，带你去看大海。”
“大海？”
我没见过海，只在课本上看过插图，“比菊花好看吗？”
“好看多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蓝得像染缸，浪打在脚上，痒丝丝的……”我摸着口袋里的碎钱，突然想起养母说过的话：“春天要乖，等阿娘攒够钱，就接你回家。”
可现在，连大姐的五元钱都保不住。
巷口的邮差踩着结霜的青石板路来送信件。
我蹲在院角拾柴火，瞥见信封上那团笨拙的“李春天收”——是养母的字，她总把“春”字下边的“日”写成圆溜溜的小太阳。
我手心沁出冷汗，柴禾“哗啦”掉了一地。
趁奶奶在灶房熬萝卜汤，我躲在草垛后撕开信封。
信纸泛着黄，边角卷着毛边，养母的字力透纸背：“妞妞，阿娘在镇上染坊寻了活计，每月能攒三块钱，再攒半年，就能凑够车票接你回家。”
末尾画着歪歪扭扭的红棉袄，领口用红笔圈了又圈：“等阿娘给你买新衣裳，领口绣牡丹，比李家的破布强。”
我把信贴在胸口，冻得发僵的手指反复摩挲“接你回家”西个字。
原来我不是没人要的，原来妈妈还记着我。
可第二日清晨，奶奶举着撕碎的信冲进屋，铜头筷子敲得桌角咚咚响：“好个吃里扒外的丫头片子！”
她浑浊的眼珠瞪得溜圆，“人家早把你扔了，还巴着那破纸当宝贝？
李家的饭喂的是白眼狼！”
我扑过去抢信，母亲从奶奶手里夺过碎片，指甲几乎掐进我手腕：“你是李家的闺女，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
那个外姓女人早不要你了，还惦记？”
她冷笑一声，将碎纸撒向空中，雪花似的落在我肩头、发间。
大姐攥着补了一半的棉裤冲过来，被母亲推得撞在门框上：“你也跟着发疯？
还不去给含含热牛奶！”
我蹲在地上捡信，碎纸片刺得手指生疼。
奶奶用裹脚布的脚碾过我的手背：“捡什么捡？
你当自己金贵得很？”
夜里，我抱着草席缩在炕角。
大姐摸黑钻进我被窝，她的手刚给弟弟洗过尿布，带着股皂角味：“春天，姐下月发工资……别说了。”
我把脸埋进她怀里，喉咙像塞了团冻硬的棉絮，“妈妈不要我了，你们也不要我了。”
她的肩膀抖了抖，我听见她偷偷抹眼泪的声音：“不会的，姐要攒钱给你买新衣服，领口绣……够了！”
我掀开被子坐起来，冷风灌进脖子，布袄的硬领磨得后颈生疼，“那破衣服我穿够了！
我就是个多余的，吃饭占碗，睡觉占炕，连阿娘都不要我……”窗外的老槐树被风刮得沙沙响，像有人在低声啜泣。
我摸出藏在枕头下的半片银镯——那是养母塞在我襁褓里的，被母亲收走前我偷掰了一小块。
月光透过窗纸照在银镯上，泛着冷森森的光，像阿娘当年哄我睡觉时，腕子上叮当作响的银铃铛。
“春天。”
大姐突然抓住我的手，她的掌心有纺织厂机器磨出的茧子，“等姐攒够钱，我们去寻你妈妈。
就算走丢了，姐背你走。”
我没说话，眼泪大颗大颗砸在银镯上。
可心里有个声音在喊：妈妈，你快来啊，我真的撑不住了……我不想再当李家的“赔钱货”，不想再看弟弟的煎蛋流口水，不想再被烧火棍抽得腿上青一块紫一块。
我想扑进阿娘怀里，让她摸摸我的脖子，说：“妞妞的脖子真白，像糖霜。”
可炕那头传来弟弟的哼唧声，母亲翻了个身，低声哄：“含含乖，妈明天给你买糖人。”
我攥紧银镯，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原来有些疼，比烧火棍抽在腿上更疼——那是心被撕开一道口子，风呼呼往里头灌，怎么都暖不热。
1997年春天，父亲的病情加重了。
瘫在炕上，说话含糊不清，嘴角总挂着涎水。
只有我喂他吃药时，会用颤抖的手摸我的头。
那天我端着药碗，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指甲抠进我肉里，疼得我差点打翻药碗。
“春……天。”
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对……不起。”
我没听懂。
母亲冲进来，掰开他的手：“又发什么疯？
春天还要上学呢！”
也是这年春天，藏在老槐树下的铁皮盒被奶奶发现了。
举着半块银镯子，颤巍巍地冲进屋：“木兰！
你看看这丫头藏了什么！”
母亲正在给弟弟织毛衣，毛线针“咔嗒”掉在地上。
她夺过镯子，脸色发白：“哪来的？”
“我……”我往后退，头撞在门框上，“妈给的……妈？”
母亲冷笑，“你是李家的闺女，提那个外姓女人干嘛？”
她转身把镯子塞给弟弟，“含含收着，这是你的东西。”
弟弟抓着镯子往嘴里塞，银器碰着乳牙，发出“叮当”响。
我冲过去要抢，母亲推了我一把：“反了你！
这镯子是李家的，轮不到你个丫头片子！”
父亲在炕上咳嗽，声音像破风箱。
他伸出手，似乎想拦，可母亲瞪了他一眼，他又缩回被子里，只剩手指还在发抖。
我跑到院角的老槐树下，（墙角的老鼠又窜过，撞翻了大姐的针线筐。
我摸着脖子上的红疹子，突然想起养母说过的话：“妞妞的脖子要白白净净的，像糖霜。”
可现在，我的脖子被布袄磨得发红，像块永远洗不干净的脏布。
窗外传来纺织厂的汽笛声，悠长而很尖锐，夹杂着妈妈哄弟弟的温柔声音：“乖乖的，妈妈把你的手镯收好了，长大娶媳妇的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