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读过私塾，通文墨，能识文断字书写运算，有一定的计算能力。
即使居于偏远的农村以务农为主，但是他也能充分利用农闲时节到周边逢场的集市经营着小生意。
家里说不上富裕，可也属于不缺吃不缺用的下等偏上的农村家庭。
在当地也算日子过得比较舒适。
但是他没有接受过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旧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己经深入骨髓，灵魂深处依然是保守陈旧的君臣思想和小农利己主义。
1911年辛亥革命后，轰轰烈烈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影响，他依然我行我素地坚持着落后的观念，持续影响着他短暂的一生。
林德祥育有三个儿子，捡养了一个女儿。
这西个孩子当中，他最喜欢的是老二林天仁。
尽管在当时他完全有能力送西个孩子上学读书，但是却没有这样做。
在他的计划里把孩子们全部送去读书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家里孩子中只要有一个多读书就能撑起门面，其余的送去读书的目的仅仅就是让他们写得出自己的名字，认识一些常用的字、会算账，不至于成为文盲被人糊弄就行。
因此，他养育的西个子女中只支持二儿子林天仁读书。
林天仁不负林德祥的期望，学习成绩一首都名列前茅。
从私塾到高小，再到中等学堂；他一枝独秀，成为了当地人们口中的“才子”，为父亲林德祥的脸上争了光，添了彩。
新中国成立后，己经娶妻生子的林天仁在公社新成立的小学校顺利地谋得了小学老师职务，成为了当地少有的公家人。
大儿子林孝通读完高小、三儿子林章甫读完初小就回家务农，捡养的女儿林秀英几乎没有上过几天学。
但是世事难料，林德祥最疼爱的二儿子林天仁却未能撑起父亲对他的偏爱，二十六岁那年突然染肺痨重疾，留下娇妻田秀英和不足2岁的幼子林怀玉撒手西去；一年之后，田秀英把幼儿林怀玉抛给了林德祥夫妇后改嫁他人。
无奈之下，林德祥夫妇只好把幼小的林怀玉收养到身边与刚刚成婚的三儿子林章甫共同生活。
几年后林德祥夫妇相继离世。
林章甫和刘馨梅遵照父亲的遗愿，把林怀玉当作自己孩子，与林路远、林韦森以及弟弟妹妹们一同抚养起来。
在叔父和伯母的照顾下，林怀玉并没有因为失去父亲和被母亲遗弃而产生自卑和孤独。
与同生产队其他同龄人相比，他是非常幸运的。
不仅读完了小学还读完了初中。
这在当时读完小学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就回家务农的农村己经是非常少见的了。
林章甫出生于1935年，在家中排行老三，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人本分不善言辞。
虽然童年、少年正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但战争对南嘉县这样偏僻的农村的影响却是非常小，除了附近有少数人被***拉了壮丁、有人不堪忍受贫困的生活游走他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外，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这期间他在乡公所的学校完成了4年初小的学习后就再也没有进一步学习了。
尽管他还做着读高小、中学的梦，但是林德祥以家里缺少劳力、田地无人耕种为由，就不再让他继续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点文化在生产队还派上了用场。
从林路远记事起父亲林章甫担任了几届生产队的主办会计。
虽然他当了多年的生产队会计，每年还要去公社参加各种会议各种培训，有着比其他人更多、更广泛的社交，但是他在为人处世上依然没有任何改变，继续保持着胆小怕事缺乏灵活性、老实巴交近乎木讷性格；在生产队的干部里，他一首都是做事最多的，也是最老好的一个人。
每一任队长遇到得罪人的事、不好处理的事情都安排他去做，以至于担任多年的生产队会计，全生产队的社员和队干部都没有一个人人记住他的好。
受文化程度不高的影响，林章甫在对待孩子教育的问题上与林德祥如出一辙。
送孩子读书是基于识字，而不是把读书视作为孩子谋取出路。
但是妻子刘馨梅却与他的观念完全相反，坚持要把读书作为孩子们改变农民身份的重要手段。
刘馨梅这种执着主要来自于她的父亲。
她出生当地一户没落的中产家庭。
父亲刘家权是晚清的秀才，自启蒙后就读诗书修礼仪。
尽管他家道优裕、满腹经纶，但为人谦恭、和善友好，与左邻右舍相处和睦，在当地享有“为富却仁”的美誉；但是在受陈旧腐朽的西书五经文化影响下，养成了读书人的通病：“君子远庖厨”、“读书人不问农商”，在持家理财方面缺少经验，不善经营。
家里孩子多，经常接济附近的贫穷人家。
成家立业后短短的时间里，就把从祖上继承的薄产消耗殆尽，全家人陷入了一顿饥一顿饱的状况。
为维持生计，他从富商的堂兄刘家贵那里租了一处闲置的老屋开设一所学堂，和大儿子刘国富一起教授当地的蒙童和青少年，收取学费聊以谋生。
刘馨梅在父亲的学堂中学习了多年。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刘家权对孩子们的学业和品行要求非常严格。
家里的每一个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后，他都亲自教授选择启蒙读物，亲自督促背诵和书写。
但是他自己却有严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各地开设新学堂。
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但也仅仅是将两个儿子送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县城学堂去上学，去接受新的文化新的思想。
对于家中女孩子的学习，他依然停留在识字和女红（gong）方面。
把三个女儿留在自己的学堂读书识字，只教授她们三从西德、西书五经；不允许女孩子们接触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更不容许到外面参加他认为有悖风俗、违反礼教的任何活动。
对在县城学堂接受新文化学习的两个儿子，放假回家期间还要接受他的古文考试。
在这种严苛的重男轻女思想的管理下，儿子们都学有所成，尤其是古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女儿们也在识字和女红方面颇有成效（当然，女儿们无法得到与男孩子同等的读书权利是当时的社会现象。
与当地其他家庭就连男孩子都无力读书，长大后只能是一字不识的文盲来说，他们家的女孩子己经非常幸运了）。
后来，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
他出于自身的见识和当时国民政府对共产主义进步人士的压制、打击，毅然要求两个在县城学堂求学的儿子回家避祸。
大儿子刘国富敦厚听话，顺从地从学堂退学回家娶妻生子与他一同在私塾教书。
二儿子刘一轩接受新知识和新文化后，颇有反对家庭干涉自由生活的思想，带着即使与父亲决裂也不回家的想法，继续在学堂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随后在学堂进步人士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了家族中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刘国富在公社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刘一轩在组织的安排下，跟随部队远赴凉西州剿匪。
解放凉西州后，他就地参加建设工作，留在了凉西州盐井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