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离开
奶奶走得急，我人小腿短，跟得磕磕绊绊，好几次差点跟丢。
等我气喘吁吁、心惊胆战地再次看到奶奶佝偻的身影时，她己经回到了白天我挖出盒子的地方。
只见她佝偻着腰，借着微弱的月光，在那片被我翻开的土坑附近仔细摸索着。
不一会儿，她竟然真的从旁边草丛里，把我后来埋上的那个头骨又给扒拉了出来！
月光下，那白森森的头骨泛着幽冷的光，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奶奶从怀里掏出一块崭新的红布——那布红得像血，小心翼翼地把头骨包裹好，又极其郑重地放回那个红木盒子里。
她把盒子端端正正地放在土坑边，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各路神仙，老仙家，莫怪罪啊！
孩子小，不懂事，莽撞冲撞了您……”奶奶的声音带着哭腔，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又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敬畏和卑微。
她对着那盒子，“咚咚咚”地磕了好几个响头，额头沾满了泥土。
月光勾勒着她瘦小佝偻的身影，显得那么无助又虔诚。
她嘴里还念念有词，声音压得很低，断断续续的，像在哀求，又像在承诺着什么，我竖起耳朵也听不真切。
一股莫名的寒意顺着脊梁骨爬上来，比夜风更冷。
看着奶奶似乎要起身，我吓得魂飞魄散，再不敢多看，也顾不上脚底板被石子硌得生疼，转身猫着腰，没命地往家跑。
一头扎进冰冷的被窝里，心脏还在擂鼓般狂跳。
也许是惊吓过度，也许是跑累了，竟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日子像村口那条浑浊的小河，不声不响地流淌着。
挖到盒子这件事，连同那个雪夜般的寒意，渐渐被生活的琐碎和成长的阳光晒暖、冲淡，似乎真的被我遗忘在了记忆的角落。
转眼到了十五岁，那年夏天，村里破天荒地开来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扬起的尘土都带着一股城里才有的汽油味儿。
听大人们说，来了个叫张可的女导演，是来咱们这穷乡僻壤“采风”的，想拍一部讲东北农村的电影。
那天，我正好从镇上的中学放假回来，背着打了补丁的帆布书包，踩着黄土路往家走。
刚到村口，就和刚从村长家出来的张可一行人打了个照面。
几乎是第一眼，她的目光就牢牢盯在了我身上，像发现了什么稀世珍宝，眼睛瞬间亮得惊人。
后来，她笑着跟我回忆那一刻：“济明，你知道吗？
看到你的第一眼，我那脑子里啊，就跟开了闸的洪水似的，剧本里那些模糊的影子，‘哗啦’一下就全活了！
那感觉，挡都挡不住！”
这话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在那个当下，她眼里的热切和激动，是实实在在的。
她找到我爷爷奶奶，开门见山，想带我去拍电影。
爷爷奶奶懵了，拍电影？
那是什么营生？
能吃吗？
靠谱吗？
但当张可拿出五张崭新的一百元钞票——整整五百块！
轻轻放在炕沿上时，屋子里瞬间安静了。
五百块！
在那个年头，对一个贫瘠的东北农村家庭来说，这简首是天文数字！
足够盖两间像样的砖瓦房，或者买上好几头壮实的耕牛！
我爹在我出生那年外出谋生，就此杳无音信，是爷爷奶奶用佝偻的脊背，在贫瘠的土地里，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我的学费和药钱。
我见过他们为了凑几块钱学费，在邻居门前局促不安、欲言又止的窘迫。
看着那五张沉甸甸的“大团结”，又看看张导诚恳的脸，再看看我这个从小病弱、却意外得了张“城里人”都说好的脸的孙子，两位老人浑浊的眼里满是挣扎和茫然。
“好，我跟你走。”
爷爷奶奶还在犹豫之时，我己经答应了下来了。
我不知道张可究竟是不是好人，可我知道她有钱。
我没有什么东西好收拾的，当天张可就带着我准备回去了。
“娃啊”奶奶拉着我的手，粗糙的手掌像砂纸，磨得我生疼，却又那么暖，“这钱俺们不用，给你攒着。
到了外头，要是要是有人欺负你，别硬扛着，家永远在这儿！
回来！
听见没？”
声音哽咽着，眼泪在深深的皱纹里蜿蜒。
爷爷没说话，只是默默地从锅里摸出两个还温热的煮鸡蛋，用一块洗得发白的红布仔细包好，塞进我手里。
那鸡蛋滚烫，烫得我手心发颤。
张可那辆黑色的轿车，像一头沉默的钢铁怪兽，停在我家破败的院门口，引得全村老少都围过来看稀奇。
曾经那些对我们家爱搭不理的邻居，此刻脸上堆满了羡慕的笑，七嘴八舌地说着“济明这孩子打小就俊，一看就是当大明星的料！”
“出息了！
老刘家祖坟冒青烟了！”
“以后可不要忘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
诸如此类的话在我的耳边作响！
在一片喧闹中，我坐进了车里。
透过布满灰尘的车窗，爷爷奶奶枯瘦的手紧紧扒着窗框，两张布满沟壑的脸紧贴着玻璃，嘴唇无声地翕动着，眼里是化不开的担忧和不舍。
车子缓缓启动，扬起的尘土模糊了他们的身影，也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死死攥着手里那个红布包，里面是温热的鸡蛋。
剥开蛋壳，咬一口，蛋白混着无声滚落的咸涩泪水，那滋味，滚烫地烙在了我十五岁的生命里，再也无法抹去。
车窗外，那个承载了我所有贫瘠、温暖、恐惧与未知的东北小村，连同那个深埋在记忆深处的红木盒子，都在飞扬的尘土中，渐渐远去……那时候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十八岁，我只知道，我要挣钱，挣很多的钱，就算是我死了也要给爷爷奶奶留下一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