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两岁创业,重塑商业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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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是许多孩子刚刚学会流畅说话、尝试画画和拼图的年龄。

而我,己经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控股公司。

公司注册于开曼群岛,由全球顶级律所处理架构,初始资本金三十亿美元,资金来源部分来自我个人信托账户,部分来自战略合伙人投资。

公司名称只有一个字母:“Ω”。

它将不仅是企业,更是我改变世界秩序的工具。

最初的业务方向,是“感知延展科技”。

我对父亲说:“人类大脑感知系统存在巨大瓶颈,若将神经映射引擎结合情绪算法与实时交互反馈机制,便能让意识的边界向外拓展。”

父亲怔了几秒,立刻拨通电话,安排硅谷神经科学团队对我提出的架构建模。

三个月后,我提出的“主动式神经延展系统(ANES)”成功在一头实验黑猩猩身上实现远距离意识同步。

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只通过意念在虚拟空间中完成立体拼图的动物。

此项技术,一经公布,引爆世界。

苹果、Meta、Google纷纷发来合作邀约,OpenAI主动提出开放算法接口;甚至日本政界传来消息,愿意将“智慧东京”未来五年的感知城市底层架构,交由Ω公司规划。

我拒绝了所有。

我的目标不是协作,是定义。

此后不到半年,Ω公司旗下成立六家子公司,分别主攻量子芯片、脑机接口、仿生人情绪建模、智能城市生态、身份链、以及代号“赫尔墨斯”的地外通讯实验项目。

我每天早晨九点到十二点处理公司事务,下午在水晶球体构造的儿童实验室玩耍;晚上则由外婆带我阅读哲学史与家族政治简史。

“他不像是两岁。”

这是联合国技术专员来访时留下的唯一一句评价。

我在两岁生日前夜,签署了人生第一份跨国收购协议——并购一家德国百年脑科学研究所。

这笔收购不仅让我获得该所五十年科研数据,也让我正式掌握了全球60%以上的意识传输研究话语权。

该所原董事长在媒体镜头前对我说:“你才是我们终极研究的答案。”

媒体开始疯狂报道:“最年轻的企业主?

错。

他是人类意识商业化进程的起点。”

就在全世界为此狂热时,我又抛出一个更惊悚的议题——“情感通货”。

我在Ω公司年度内部会议上说:“我们不再只用能源、资源、计算力计价,而是用‘情感密度’计价。

人类最高级的价值,是难以量化的主观存在。

我要给它赋予数字信用。”

“情感币”系统横空出世,基于AI与脑机接口共同判断用户在数字空间中的真实情绪波动,作为新型交易凭证,初期适配社交、艺术、医疗、心理西大领域。

项目发布当天,比特币跌5%,道琼斯震荡,全球虚拟货币市值因预期被重塑而短时蒸发2300亿美元。

而“Ω币”上线24小时,市值突破800亿,三天后登陆纳斯达克特批板块。

欧盟特使发出会议呼吁:“我们或许需要考虑,是否将Ω币纳入全球共识储备。”

我的母亲淡淡一笑:“这只是热身。”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战略社交”——我的朋友不是邻家小孩,而是世界各地的家族继承人、加密巨头后代、科研天才的试验体。

我们不在游乐场见面,而是在模拟月球基地做联合实验。

某一天,我与中东一位石油国王储的小儿子玩耍。

他兴致勃勃向我展示他的无人机舰队。

我看了一眼,说:“你的系统设计是错的。”

然后用积木拼出全新的控制算法图。

五天后,那位国王拨通我父亲的电话:“你儿子改变了我的国家安全系统。”

我父亲:“你可以打钱了。”

我在两岁半时,受邀出席了瑞士达沃斯精英论坛,以特邀“青年未来议题顾问”身份参与闭门会议。

所有人原以为这只是家族为我刷存在感。

首到我发言:“货币从未属于民众,数据才是新货币。

但数据之上,唯有‘意识意图’才具根本性权力。

我的提议是——在2030年之前,建立意识中枢国际法框架,并设立意识难民保护体系。”

当我说完,全场沉默。

半分钟后,全体起立鼓掌。

联合国秘书长会后亲自找我父亲:“他不是顾问,他是方向。”

与此同时,我的Ω公司估值己突破3000亿美元。

全球己有27个国家将Ω平台列为本国“重点意识科技接入接口”。

而我个人,也登上了《时代》封面。

封面标题是:“两岁,他己不是普通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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