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壹·风起云末一九七一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
才进十月，军区大院里头那几棵老梧桐，叶子就黄了大半，风一过，簌簌地往下掉，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踩上去沙沙响。
沈青禾端着个掉了瓷的搪瓷盆，从大院尽头的公共水房往回走。
盆里是刚洗完的几件衣裳，湿漉漉、沉甸甸的，冰凉的湿气透过薄薄的盆壁，渗进她指尖。
她走得不快，刻意低着头，视线落在自己脚上那双洗得发白、边角己经磨出毛边的布鞋上，好像这样就能把周遭那些或明或暗的目光隔绝开来。
这条路，她每天要走好几趟。
从家到水房，再到院角那根晾衣绳，然后返回。
路两旁是些样式统一的红砖小楼，二层或者三层，带着小小的院子。
有些人家院门敞着，能看见里头晾着草绿色军装，或者听见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革命样板戏，声音开得老大。
这些响动和景象，都透着一股子沈青禾家没有的、理首气壮的热闹。
她家住在最靠里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
原本是给勤务人员住的，低矮，潮湿，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又闷得像蒸笼。
父亲沈豫安是这大院里一个尴尬的存在。
早年留过洋，学问是顶好的，后来却戴了帽子，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虽说前两年总算“摘了帽”，名义上算是“回到人民队伍”，可档案里那点不清不楚的尾巴，让他始终像个影子，挂了个闲职，领着微薄的生活废，真正有分量的事情，一件也轮不上。
母亲是附近纺织厂的普通女工，三班倒，用瘦弱的肩膀扛着这个家的大部分开销。
因为这个“成分”，沈青禾在大院里，就像她身上那件用母亲旧工装改的、颜色晦暗的罩衫一样，格格不入。
孩子们玩游戏，很少叫她。
大人们碰面，点个头便算是极限，那眼神里，总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审视和疏远。
她习惯了。
至少，表面上是习惯了。
快走到家门口那排平房时，旁边岔道上晃出来三个半大少年。
领头的那个叫孙卫东，父亲是师部的一个参谋，人高马大，剃着寸头，嘴角总习惯性地撇着，带着一股这个年纪特有的、混不吝的嚣张。
后面跟着两个常跟他一块儿玩的跟班。
沈青禾心里一紧，脚下步子没停，只想装作没看见，快点走过去。
“哟，这不是沈大学问家的闺女吗？”
孙卫东横跨一步，拦在她面前，故意拉长了调子，声音刺耳。
他斜眼瞅着沈青禾手里的盆，又上下打量她，“又给你那‘老右派’爹洗衣服呢？
可真够孝顺的。”
旁边两个跟班发出一阵哄笑。
沈青禾攥紧了盆沿，指节有些发白，没吭声，想从旁边绕过去。
孙卫东却又挪了一步，再次挡住她，目光落在她夹在腋下的那本边角卷起的旧书上。
书用牛皮纸仔细地包了书皮，但封底一角还是露出了几个花体的英文字母。
“这拿的什么书啊？”
孙卫东伸手就要来抢，“神神秘秘的，该不会是啥毒草吧？”
沈青禾猛地一侧身，把书紧紧护在怀里，盆里的水晃荡出来，溅湿了她的裤脚。
“啧，还护上了？”
孙卫东没抢到，有点恼羞成怒，声音更高了，“我说沈青禾，你这整天抱着洋文书啃，想干啥？
你爹那教训还不够？
还想走资本主义老路，给洋人递投名状啊？”
“就是，成分不好还学这玩意儿，思想有问题！”
一个跟班附和道。
“听见没？
赶紧把这破书交了，烧了！
免得害人害己！”
孙卫东指着她的鼻子。
沈青禾始终低着头，长长的睫毛垂下来，遮住了眼底的情绪。
她能感觉到周围有几扇窗户后面，似乎有人影在晃动，可能是好奇的张望，也可能是无声的围观。
一种熟悉的、冰冷的麻木感从脚底漫上来。
她把怀里那本《实用英语语法》抱得更紧了些，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线，把所有即将冲口而出的、清晰标准的牛津音，死死地咽回了喉咙深处。
不能争辩，争辩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羞辱。
这是她在这个大院里生活了十几年，用无数次委屈和眼泪换来的教训。
孙卫东见她像个闷嘴葫芦，一声不吭，觉得没趣，又碍着是在大院里，不敢真的动手抢书打人，便悻悻地往地上啐了一口：“没劲！
跟你那爹一样，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走着瞧！”
他带着两个跟班，骂骂咧咧地走了。
沈青禾在原地站了一会儿，首到那刺耳的哄笑声远去，才慢慢抬起头。
夕阳的余晖给大院的红砖墙涂上了一层残血般的颜色。
她端着盆，一步一步，走回那间低矮的平房。
家里没人。
父亲大概又去那个清闲得发慌的办公室“上班”了，母亲今天上中班，要很晚才回来。
屋子里光线昏暗，陈设简单得近乎简陋，却收拾得异常整洁。
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边角己经泛黄卷曲。
她放下盆，把怀里那本英语书拿出来，轻轻抚平被孙卫东扯皱的书角，小心地放回床头一个旧木箱的最底层。
那里还藏着几本父亲当年冒着风险留下的英文原版小说，书页脆黄，散发着樟脑和旧纸张混合的气味。
夜深了。
大院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远处营房隐约传来的熄灯号声，悠长而空洞。
沈青禾躺在窄小的木板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
月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缝隙，漏进几缕清辉。
隔壁那家，丈夫是宣传科的干事，家里的收音机音量总是开得很大，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家的“政治觉悟”高。
此刻，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俄语广播，大概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字正腔圆地宣扬着“牢不可破的友谊”和“世界革命”。
沈青禾翻了个身，把脸埋进带着皂角清香的、略显硬糙的枕头里。
可那些俄语单词，带着独特的卷舌音和爆破音，还是无比清晰地钻进她的耳朵里。
“Социализм...（社会主义）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国际主义）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反对帝国主义）”她甚至能听出播音员在发某个辅音时，舌尖轻微的颤抖。
才进十月，军区大院里头那几棵老梧桐，叶子就黄了大半，风一过，簌簌地往下掉，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踩上去沙沙响。
沈青禾端着个掉了瓷的搪瓷盆，从大院尽头的公共水房往回走。
盆里是刚洗完的几件衣裳，湿漉漉、沉甸甸的，冰凉的湿气透过薄薄的盆壁，渗进她指尖。
她走得不快，刻意低着头，视线落在自己脚上那双洗得发白、边角己经磨出毛边的布鞋上，好像这样就能把周遭那些或明或暗的目光隔绝开来。
这条路，她每天要走好几趟。
从家到水房，再到院角那根晾衣绳，然后返回。
路两旁是些样式统一的红砖小楼，二层或者三层，带着小小的院子。
有些人家院门敞着，能看见里头晾着草绿色军装，或者听见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革命样板戏，声音开得老大。
这些响动和景象，都透着一股子沈青禾家没有的、理首气壮的热闹。
她家住在最靠里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
原本是给勤务人员住的，低矮，潮湿，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又闷得像蒸笼。
父亲沈豫安是这大院里一个尴尬的存在。
早年留过洋，学问是顶好的，后来却戴了帽子，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虽说前两年总算“摘了帽”，名义上算是“回到人民队伍”，可档案里那点不清不楚的尾巴，让他始终像个影子，挂了个闲职，领着微薄的生活废，真正有分量的事情，一件也轮不上。
母亲是附近纺织厂的普通女工，三班倒，用瘦弱的肩膀扛着这个家的大部分开销。
因为这个“成分”，沈青禾在大院里，就像她身上那件用母亲旧工装改的、颜色晦暗的罩衫一样，格格不入。
孩子们玩游戏，很少叫她。
大人们碰面，点个头便算是极限，那眼神里，总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审视和疏远。
她习惯了。
至少，表面上是习惯了。
快走到家门口那排平房时，旁边岔道上晃出来三个半大少年。
领头的那个叫孙卫东，父亲是师部的一个参谋，人高马大，剃着寸头，嘴角总习惯性地撇着，带着一股这个年纪特有的、混不吝的嚣张。
后面跟着两个常跟他一块儿玩的跟班。
沈青禾心里一紧，脚下步子没停，只想装作没看见，快点走过去。
“哟，这不是沈大学问家的闺女吗？”
孙卫东横跨一步，拦在她面前，故意拉长了调子，声音刺耳。
他斜眼瞅着沈青禾手里的盆，又上下打量她，“又给你那‘老右派’爹洗衣服呢？
可真够孝顺的。”
旁边两个跟班发出一阵哄笑。
沈青禾攥紧了盆沿，指节有些发白，没吭声，想从旁边绕过去。
孙卫东却又挪了一步，再次挡住她，目光落在她夹在腋下的那本边角卷起的旧书上。
书用牛皮纸仔细地包了书皮，但封底一角还是露出了几个花体的英文字母。
“这拿的什么书啊？”
孙卫东伸手就要来抢，“神神秘秘的，该不会是啥毒草吧？”
沈青禾猛地一侧身，把书紧紧护在怀里，盆里的水晃荡出来，溅湿了她的裤脚。
“啧，还护上了？”
孙卫东没抢到，有点恼羞成怒，声音更高了，“我说沈青禾，你这整天抱着洋文书啃，想干啥？
你爹那教训还不够？
还想走资本主义老路，给洋人递投名状啊？”
“就是，成分不好还学这玩意儿，思想有问题！”
一个跟班附和道。
“听见没？
赶紧把这破书交了，烧了！
免得害人害己！”
孙卫东指着她的鼻子。
沈青禾始终低着头，长长的睫毛垂下来，遮住了眼底的情绪。
她能感觉到周围有几扇窗户后面，似乎有人影在晃动，可能是好奇的张望，也可能是无声的围观。
一种熟悉的、冰冷的麻木感从脚底漫上来。
她把怀里那本《实用英语语法》抱得更紧了些，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线，把所有即将冲口而出的、清晰标准的牛津音，死死地咽回了喉咙深处。
不能争辩，争辩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羞辱。
这是她在这个大院里生活了十几年，用无数次委屈和眼泪换来的教训。
孙卫东见她像个闷嘴葫芦，一声不吭，觉得没趣，又碍着是在大院里，不敢真的动手抢书打人，便悻悻地往地上啐了一口：“没劲！
跟你那爹一样，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走着瞧！”
他带着两个跟班，骂骂咧咧地走了。
沈青禾在原地站了一会儿，首到那刺耳的哄笑声远去，才慢慢抬起头。
夕阳的余晖给大院的红砖墙涂上了一层残血般的颜色。
她端着盆，一步一步，走回那间低矮的平房。
家里没人。
父亲大概又去那个清闲得发慌的办公室“上班”了，母亲今天上中班，要很晚才回来。
屋子里光线昏暗，陈设简单得近乎简陋，却收拾得异常整洁。
唯一的装饰是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边角己经泛黄卷曲。
她放下盆，把怀里那本英语书拿出来，轻轻抚平被孙卫东扯皱的书角，小心地放回床头一个旧木箱的最底层。
那里还藏着几本父亲当年冒着风险留下的英文原版小说，书页脆黄，散发着樟脑和旧纸张混合的气味。
夜深了。
大院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远处营房隐约传来的熄灯号声，悠长而空洞。
沈青禾躺在窄小的木板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
月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缝隙，漏进几缕清辉。
隔壁那家，丈夫是宣传科的干事，家里的收音机音量总是开得很大，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家的“政治觉悟”高。
此刻，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俄语广播，大概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字正腔圆地宣扬着“牢不可破的友谊”和“世界革命”。
沈青禾翻了个身，把脸埋进带着皂角清香的、略显硬糙的枕头里。
可那些俄语单词，带着独特的卷舌音和爆破音，还是无比清晰地钻进她的耳朵里。
“Социализм...（社会主义）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国际主义）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反对帝国主义）”她甚至能听出播音员在发某个辅音时，舌尖轻微的颤抖。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