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侵华。资本家的女儿菲菲加入女子别动队，接受残酷特训。第一次任务中，我，王菲，裹着件半旧不新的棉袍，混在逃难的人流里，脚步深一脚浅一脚，踩碎了省城沦陷后街道上薄薄的冰层。昔日繁华的街市，如今死寂一片，残破的招牌在风里吱呀摇晃，像吊死的尸骸。日本兵皮靴踏在石板路上的“咔咔”声，刺耳又冰冷，是这片死寂里唯一的、令人心胆俱裂的节拍。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臭味，那是绝望、恐惧和来不及清理的尸骸混合的气息。
我低着头，视线只敢盯着前面那人磨破了的鞋跟，每一次皮靴声靠近，心都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紧，几乎要停止跳动。
父亲王尧翁那些曾经煊赫的工厂招牌，如今要么被砸得稀烂，要么挂上了刺眼的膏药旗和看不懂的东洋字。家？那个有着温暖壁炉、摆着精致点心的家，早已被砸抢一空，只剩下冰冷的墙壁和满地狼藉。我猛地别开脸，指甲深深掐进冻得麻木的掌心，一丝腥甜在嘴里弥漫开。亡国奴的滋味，冰冷、屈辱，深入骨髓。
不知走了多久，人流被粗暴地截断。几个穿着黑色警察制服、帽檐压得很低的家伙，腰里别着短枪，眼神像鹰隼一样在人群中扫视。领头的是个精瘦的中年人，下巴刮得铁青，眼神锐利得像淬了毒的针。
“都站好！检查良民证！”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穿透呼啸的寒风。
人群一阵骚动，又迅速被恐惧压制成一片死寂。人们哆嗦着在破旧的衣袋里摸索那张薄薄的、决定生死的纸片。轮到我了。我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痛了肺腑，强迫自己稳住微微发颤的手，掏出那张皱巴巴的“良民证”。
那精瘦的警察头目接过我的证件，目光却没停留在纸上，反而像钩子一样，直直地钉在我脸上。他的眼神锐利得惊人，仿佛能剥开我裹在身上的厚棉袍，看透里面那颗因为家仇国恨而日夜灼烧的心。时间仿佛凝固了，只有寒风刮过断壁残垣的呜咽声。我的心跳得擂鼓一般，几乎要撞破胸膛。
他盯着我看了足有十几秒，眼神复杂地变幻着，最终，他不动声色地把证件塞回我手里，声音压得极低，只有我能勉强听清：“城西，土地庙。日落前。” 说完，他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目光冷漠地移开，转向下一个瑟瑟发抖的难民。
土地庙？日落前？这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进我的脑海。我攥紧了冰冷的证件，迅速低下头，挤开人群，朝着城西的方向挪去。每一步都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绷紧的心弦上。
城西的土地庙孤零零地立在一片废墟边缘，残破不堪，香火早已断绝，只剩下断壁残垣在暮色中投下狰狞的阴影。我躲在庙后一堵半塌的土墙后面，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不止，几乎要挣脱束缚。寒冷和恐惧让我的牙齿不受控制地轻轻打颤。就在我几乎要被这死寂和未知的恐惧压垮时，一个黑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身侧。我惊得差点叫出声，猛地捂住嘴。
正是白天那个检查良民证的警察头目。他脱下那顶象征伪政权的帽子，露出一张线条冷硬的脸，眼神在昏暗中亮得慑人。
“王菲？”他声音低沉，确认我的身份。
我用力点头，喉咙干涩得发不出声音。
“跟我走。”他言简意赅，转身便走，没有丝毫拖泥带水。我像抓住救命稻草，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他显然对这片废墟了如指掌，带着我在断墙残垣间快速穿行，避开大路，专走僻静的小巷和荒废的院落。七拐八绕，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在一扇毫不起眼、布满青苔的破旧木门前停下。他抬手，以一种特定的节奏敲了几下。
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里面露出一张同样警惕而年轻的脸。那人看到领头者，点了点头，迅速让开。门在我们身后无声地关上，隔绝了外面凛冽的寒风和无处不在的危险气息。门内是一条狭窄陡峭、仅容一人通行的石阶，一直向下延伸，深入幽暗的地底。潮湿阴冷的土腥气和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气息扑面而来。我跟着那领头的男人，一步步走下石阶，脚步声在狭窄的空间里空洞地回响。越往下走，光线越暗，只有墙壁上间隔很远才有一盏如豆的油灯，摇曳着昏黄微弱的光，勉强照亮脚下的路。我的心跳，在这深沉的寂静与幽暗中，反而渐渐沉凝下来，一种混杂着未知与决绝的情绪悄然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