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生都害怕离别,每一次分离都让她流泪不止。>我远渡重洋求学工作,
她留在东北老家,分离的焦虑始终折磨着她。>直到癌症晚期诊断书下达,
我才明白这次分离将是永别。>在最后的日子里,我试图弥补所有遗憾,
却发现她已不再需要我的拥抱。>她推开我的手说:“以前不抱,现在抱不了了。
”>直到她闭上双眼的最后一刻,我才读懂她一生的孤独与恐惧。---那个梦里,
诺基亚老旧键盘的按键又硬又滑,带着我掌心里沁出的冰凉汗意,一次次从指尖滑开。
母亲的电话号码,那串滚瓜烂熟的数字,在小小的绿色屏幕上扭曲、模糊。
医院惨白的灯光下,医生面无表情的话语像冰锥刺入耳膜:“一天,最多一天。
” 心脏狂跳着惊醒,黑暗里只有床头电子钟幽幽的红光:凌晨三点。太平洋彼岸,
隔着冰冷的屏幕和一万多公里的虚空,母亲的生命正在倒数,而我指尖能触及的,
只有枕边那一片被噩梦浸透的濡湿冰凉。我叫林晚,
在美国挣扎于婚姻家庭治疗师的执业与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业的夹缝里。母亲林秀珍的名字,
在东北那个我几乎已经陌生的故乡小镇上,曾是“离不开人”的代名词。我童年的记忆底色,
总晕染着她滂沱的泪水。即便是去一小时车程外的大姨家做客,
归途也必定是一场漫长的哭泣马拉松——从大姨在阳台上挥手的身影消失在视野尽头开始,
到推开自家房门,她的眼睛必定是肿得像熟透的桃子。幼小的我以为,离别本就该如此哀恸,
直到目睹邻家小孩笑着挥手说明天见,才懵懂意识到,母亲的泪河,汹涌得有些病态。
母亲是姥姥四十多岁上拼死生下的第七个孩子。在那个“人过六十古来稀”的年代,
死亡过早地在她心田投下浓重的阴影。她上面,曾有一个哥哥,难产挣扎着来到世上,
仅仅存活了一个月便夭折了。这个禁忌的名字,像一道深不见底的伤口,
每一次不小心被提及,都让母亲瞬间泪崩,却又在无人处反复摩挲那份隐秘的痛楚。
这份恐惧和失去,层层淤积,最终扭曲了她与世界连接的姿态,也早早拖垮了她的身体。
我的童年被母亲密不透风的爱包裹得近乎窒息。她苛刻的要求如同无形的牢笼,
唯一的出口似乎就是逃离。高考志愿表上,
我毫不犹豫地填满了地图上尽可能远离东北的城市,最终一头扎进了桂林的山水之间。
母亲的世界在我离家一个学期后便彻底崩塌。她无法忍受空荡荡的家,于是拖上父亲,
追着我的脚步来到桂林,在学校附近盘下一个小门脸,开起了饺子馆。三年时光,
氤氲在蒸腾的白色水汽里,也弥漫着母亲无声的担忧。直到我考上上海的研究生,
他们才终于松口:“你长大了,我们不能再跟着了。” 可那一年,
母亲回去后便轰然倒下——脑梗。从此,病痛成了她甩不掉的影子。每次我归家,
短暂的团聚很快被无形的绳索勒紧,那种熟悉的束缚感带着消毒水的味道卷土重来,
让我窒息,也让我心头梗着难以融化的怨怼。研究生期间,
偶然接触到的宗教书籍和心理咨询,像一束光,艰难地穿透了我内心怨怼的坚冰。
我渐渐看清了母亲那被自身巨大恐惧和局限所扭曲的爱。这份迟来的理解,
也让我最终选择了婚姻家庭治疗师的道路,试图解开更多家庭盘根错节的死结。2015年,
一张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了我新的人生船票,
却也成了母亲世界里一场看不见尽头的风暴源头。每一次她漂洋过海来看我,
身体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塌下去。她会虚弱地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喃喃低语:“晚晚,
树叶子又落了……” 声音轻得像叹息,却重重砸在我心上。2019年12月,
父母最后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仅仅一个月后,新冠的阴云便封锁了全球。整整三年,
我们被囚禁在小小的手机屏幕里。视频那头,母亲的脸颊日渐凹陷,眼里的光一点点黯淡,
但那些疲惫和痛苦,却隔着千山万水,被滤镜和刻意的笑容稀释了。去年夏天,
一次因琐事而起的争执,我们竟整整一个月没有通话。
她积攒了太多无法消化的情绪——二姨重病的消息她独自扛着,身边的烦忧无人诉说,
最终向我爆发出来。屏幕里,她嘴唇哆嗦着,眼神绝望:“我死了你也不要回来!
” 愤怒掐断了通话,也在我心上划开一道冰冷的口子。时间这把钝刀,
终究割开了残酷的真相。过年前后,母亲染上新冠,之后胃痛便如附骨之疽。
硬生生拖到二月,诊断书冰冷地宣判:胰腺癌晚期,一线占位。生存期,三到六个月。
我隔着屏幕,看着她CT片上那片狰狞的阴影,手脚冰凉。视频通话成了唯一的生命线,
讨论病情、商量方案,信号时断时续,杂音滋滋作响,
每一次卡顿都像是在撕扯我们之间那根早已脆弱不堪的弦。彼时,
我的博士课程正进行到关键阶段,工作项目也压得人喘不过气。
父母在屏幕那头异口同声:“别耽误学业工作,不用回来。
” 我也在自欺欺人的幻觉中挣扎,仿佛一切尚在掌控。母亲坚决抗拒化疗,
她恐惧那份炼狱般的痛苦。我近乎偏执地想起当年在成都治愈我肾炎的那位老中医,
仿佛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去成都!我们去找他!”父母拖着沉重的病体和渺茫的希望,
踏上南下的列车。然而,老中医的诊所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药草味,
他凝重的神色比任何西药都更让人绝望。他翻看着母亲厚厚一叠检查报告,
指尖在“胰腺Ca”的字样上停顿良久,最终沉重地摇头:“必须化疗,稳住病灶,
我这边才谈得上调理。” 最后一线微光也熄灭了。
我们只能遵循冰冷的现代医学流程——穿刺,基因检测,再选择化疗方案。
母亲在视频那头沉默了很久,屏幕的光映着她灰败的脸色。我艰难地开口:“妈,听医生的,
做吧。” 她几不可闻地“嗯”了一声,眼神空洞地望着镜头外某个地方,
仿佛灵魂已提前飘离了那具被病魔占据的躯壳。入院后,母亲痛苦地告诉查房医生,
她几乎无法进食,每咽下一口都像吞下烧红的炭块。
医生轻描淡写地提出一个“小手术”——肠改道。父亲在电话那头转述,声音疲惫而茫然。
我追问细节,他却语焉不详。当我要求直接和医生通话时,
得到的却是冰冷的拒绝:“医院规定,只对陪护家属交代病情。” 疫情时代的铁律,
像一道无形的高墙,将我彻底隔绝在母亲的生命战场之外。父亲年迈耳背,身处异地,
方言沟通不畅,信息如同渗过层层沙砾的水,传到我这里时已浑浊不清、支离破碎。
我只能徒劳地安慰父亲,也安慰自己:“相信大医院的医生吧。”手术室的红灯亮起,
预计两三个小时结束的常规操作,却诡异地延长到了十一个小时。
样子:“抢救了……她对二氧化碳敏感……改了方案……” 每一个词都像重锤砸在我心上。
母亲被推出来时,身体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生气,手术宣告“成功”,
代价却是永远的“胃瘫”——她的胃彻底罢工,再也无法接纳任何食物。
每天四袋昂贵的白蛋白通过静脉注入她枯槁的身体,维持着摇摇欲坠的生命体征。
她像个受惊的孩子,死死抓住父亲,哪怕父亲只是离开片刻去冲个澡,
她都会惊恐地发信息给我:“你爸出去好久还没回来!” 仅仅两周,
两个人都像被暴风摧残过的枯树,急剧地消瘦下去。医院冰冷的效率容不下缠绵的病榻,
母亲虚弱却固执地坚持:“我不能死在这儿……我要回家……”我颤抖着手,
订下了八年来的第一张回国机票。那张小小的电子凭证,重若千钧,压得我喘不过气。
就在我按下确认键不久,父亲的电话追了过来,
声音带着强压的哽咽:“晚晚……你妈……黄疸了……” 我立刻搜索,
屏幕上跳出的信息字字如刀:晚期胰腺癌患者出现黄疸,
通常意味着生命进入最后一个月倒计时。抵达东北故土,已是四月底。八年光阴,
足以让故乡面目全非。宽阔的新路笔直地切割着记忆里的阡陌,熟悉的矮房消失无踪。
我像个异乡人,拖着行李箱,茫然地在陌生的楼宇间寻找着父母那扇门。
新装修的房子弥漫着生疏的油漆和板材味道。推开卧室门,
母亲佝偻着背坐在床边——躺着对她已是酷刑。她竟没有第一时间看我,目光越过我,
落在我女儿身上,干裂的嘴唇努力扯出一个笑容。那一刻,巨大的失落和酸楚几乎将我淹没。
我强忍着,涩声问:“妈,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她极其缓慢地转过头,
眼神疲惫得像燃尽的灰:“别计较……不是恨……就是没力气了……” 那晚,
躺在崭新却陌生的床上,身下是熟悉的、厚实柔软的东北老棉被,寒意尚未褪尽的春夜里,
我蜷缩在这份久违的踏实感里,听着窗外隐隐传来的公鸡报晓声,
想起小时候父亲说过家里天三点半就亮,我总是不信。这一次,我睁着眼,
看着黎明前的黑暗一点点被稀释。清晨的微光透过窗帘缝隙。我坐在母亲床边,
试图递过一小勺蛋白粉冲调的糊糊。她紧闭着嘴,抗拒地摇头。
我心底那点自以为是的“督促”又冒了出来:“妈,再坚强点,试试?” 父亲在一旁,
声音沙哑地揭开了残酷的真相:“她白天什么都咽不下……半夜疼得轻点时,自己偷偷下地,
摸索着试一小口,转头就吐个天昏地暗……” 亲眼目睹时,
我才明白那痛苦远非“没胃口”三字可以概括。食物像背叛的士兵,刚过喉咙就叛乱,
堵在那里,几分钟后带着胃酸和绝望汹涌喷出。视频那头轻飘飘的一句“再吃一口”,
此刻想来,竟是如此残忍的苛求。医生曾提过鼻饲管,视频里我甚至有些强硬地劝说:“妈,
试试吧,没那么可怕。
” 她只是虚弱而固执地摇头:“太疼……受不了……” 那时的不解,
在亲眼看见她身上那些插管留下的紫红色淤痕和未愈合的伤口时,瞬间化为利刃刺向自己。
那些管子狰狞地盘踞在她瘦骨嶙峋的身体上,
尿管、输液管……每一根都是入侵者留下的印记。她推开我的手,触感轻得像一片羽毛,
却带着千钧之力:“不要抱……以前不抱……现在抱不了了……” 她的手枯瘦冰凉,
皮肤下的骨骼硌得我生疼。那双曾无数次在离别时紧紧抓住我的手,
此刻却带着一种决绝的疏离,将我推开。我僵在原地,
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感攫住了我——那个永远需要我、渴求我情感回应的母亲,
正在亲手斩断这最后的连接。她的世界在急剧坍缩,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疼痛,
连我的存在都成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她皱着眉,
声音微弱却清晰:“你太香了……走吧……受不了味道……” 我慌忙退开,
从此进入她的房间必戴口罩,用无香的洗漱品,屏住呼吸。癌痛如跗骨之蛆,
芬太尼透皮贴的效力在它面前节节败退。母亲整夜无法躺下,只能弓着背,抱着一个软枕,
在昏黄的床头灯下,像一尊凝固的、承受苦难的雕像。偶尔剧痛袭来,
压抑不住的呻吟从她紧咬的牙关里逸出,在死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惊心。
我束手无策地守在一旁,徒劳地按摩着她瘦得只剩一层皮的脊背,
却找不到一句能穿透痛苦迷雾的话语。她的感官变得异常敏感,
一点细微的声音都会让她烦躁不堪。家,成了一座被病痛统治的沉默孤岛。回国前,
我近乎偏执地啃读着关于临终关怀的书籍,像备考一样背诵要点。
《最好的告别》里那对互相隐瞒病情的夫妻,其处境与我们何其相似。死亡需要被谈论,
需要被准备,需要被赋予某种尊严的仪式感。我鼓起勇气,打破房间里沉重的寂静:“妈,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骨灰盒?” 母亲浑浊的眼睛里似乎亮了一下,
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小房子那样的……好看的。” 我在淘宝上翻找了很久,
避开那些过于阴森或迷信的中式款式,最终选定了一个白色西式小别墅的模型,
屋顶还有个小小的十字架和葡萄藤浮雕。快递送到那天,父亲看着那个扎眼的白色纸盒,
脸色都变了:“晚晚!这……这东西怎么能往家拿?晦气!
” 我平静地把盒子抱进自己房间:“放我这儿,您不看就行。
” 母亲对死亡最后的审美倔强,冲撞着根深蒂固的避讳。她又提起寿衣,
带着孩子般的挑剔:“外面卖的……吓人……” 她指挥着父亲翻箱倒柜,
找出压箱底的“存货”——一套父亲在她三四十岁时买的、缀着暗金色丝线的米白色套装。
还有一块沉甸甸的、颜色依旧鲜亮的正红丝绒布,是姥姥当年给她准备的嫁妆布料。
“用这个……给我做个斗篷……”她抚摸着那光滑冰凉的丝绒,眼神有些飘远。
东北的寒意需要秋裤,我特意在网上淘了一条纯白的加厚棉裤,腰身改松了。
衣服送到她眼前时,她已虚弱得无力试穿,只是用目光细细地摩挲着。分离焦虑的人,
一生都在囤积。母亲视若珍宝的东西,总是藏在箱底,舍不得用。
我把从美国带回的一套精致的圣诞糖果瓷碗拿出来,想给她装点水果。她看到时,
“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糟蹋了……” 我执拗地每天换一个碗盛上切碎的水果,
放在她床头。起初她不看,后来目光会偶尔在那精美的花纹上停留片刻。
也许是我执拗地谈论死亡、安排后事的行为,撕开了她强撑的平静。最初的几天,
她积蓄的情绪找到了决堤的出口。她怨愤命运不公,为何让她承受这蚀骨之痛;她不甘心,
反复念叨着“没活够”;她最深的牵念,是父亲。
“我舍不得你爸……舍不得你啊……” 这话让我心头一震。
那个曾经因为我去大姨家住一晚就哭成泪人的母亲,在生命最后的刻度上,
最无法割舍的伴侣,是父亲。父亲默默听着,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望着她,
轻轻握着她枯枝般的手。他顶着一头三个月没剪、乱草似的头发,
固执地不肯去理发店:“我等你妈给我剪。” 母亲精神稍好的某天,竟真的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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