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的中县，空气里飘着梅菜和山茶油的混合气味。落雨的青石板路湿滑反光，
映出骑楼下窄窄的天。县府大院门口，几个穿的确良衬衫的干部捧着搪瓷缸子，
眼神追着一个穿米白风衣的女人闪过门廊。“兰记者来了，兰记者！
”招呼声里透着熟稔的恭敬，也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探究。兰秀秀略一点头，
高跟鞋敲击水泥地的声音清脆利落，径直走向报道组办公室。门一关，
外面的低语就裹着水汽浮上来：“……后生女哩，本事通天咯！
”“人讲‘灯盏无油枉费芯’，人家芯子里怕是烧着三昧真火哩！
”客家话特有的腔调在湿漉漉的天井里打着旋。“兰记者”这名号，是在暗房里泡出来的。
秀秀家在城郊矮岭村，老屋背靠着长满松树的山坡。她记得父亲出殡那天，
纸钱像灰蝴蝶在冷雨里翻飞，粘在湿透的孝服上。她排行第三，上头两个姐姐。
母亲哭得瘫在长凳上，喉咙里发出破风箱似的声音：“冇生到带把的……天收我啊！
”没儿子，意味着这个家塌了天。角落里，一个身材敦实的男人沉默地操持一切，
指挥抬棺、安排席面、给哭晕的婶娘掐人中——那是大姐夫王有田。
他成了这孤儿寡母唯一的“顶梁柱”。“冇牙老虎靠山王”，矮岭村的老话落在王有田身上，
竟成了真。起初只是帮衬农活，后来连两个姐妹读书的学费、家里的油盐开销，
都渐渐落在他肩上。二姐兰英最得姐夫青眼，新扯的花布总先给她做衣裳。秀秀那时还小，
只懂得拽着母亲的裤腿，眼巴巴望着二姐的新衫，嘴里嚼着寡淡的饭粒，心里酸得像浸了醋。
直到兰英远嫁江西那日，唢呐吹得震天响，王有田站在村口大榕树下目送，
脸色黑沉得能拧出水来，秀秀才懵懂地觉出，二姐和姐夫之间，怕不是简单的“好”。
秀秀职高毕业那年，矮岭村通了电，但王家堂屋那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泡，
依旧昏黄得照不清前途。有天夜里，
王有田剔着牙花子对大姐说：“秀秀总不能窝在泥巴地里刨食。我摸相机的手艺，教给她，
日后县里总会缺个拍照片的。” 大姐低着头纳鞋底，喉咙里模糊地“嗯”了一声，
针脚却乱了。暗房设在老屋最深处堆放农具的杂物间，用黑布捂得严严实实。
空气里终日弥漫着刺鼻的显影水和定影水的酸涩气味。逼仄的空间仅容两人错身，
冲洗照片的红灯幽幽亮着，像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
王有田粗糙的大手覆在秀秀细嫩的手指上，教她如何搅动显影盘，温热的呼吸喷在她后颈。
身体隔着薄薄的夏衫摩擦、碰撞。秀秀的心跳得擂鼓一样，想躲，又像被施了定身法。
终于有一次，她俯身在槽边看底片成像，王有田从后面猛地箍住了她的腰，
带着烟味的嘴唇重重压了下来。“秀……莫怕……” 他含糊地低语，那气息让她浑身发软。
显影水里，模糊的影像一点点清晰，而少女的世界却在那一刻彻底搅浑了。
木架子在撞击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刺鼻的药水味里混杂了汗腥。后来她才知道，
二姐对着江西的方向流过的泪，大姐夜里翻来覆去的叹息，都沾着这间暗房里相同的药水味。
一张破席，捂住了兰家三姐妹的羞耻。老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这丑，
竟成了家里心照不宣的规矩。机会是王有田用汗水和关系堆出来的。县里要充实报道组，
需要一个懂摄影的临时工。王有田推着擦得锃亮的凤凰牌自行车，
车把上晃悠悠挂着一网兜新摘的沙田柚，消失在通往城关的小路尽头。几天后，
他用一只油渍麻花的信封拍在桌上：“报道组通讯员，去上班！‘有米不愁冇灶煮’，
自家争气！”报道组办公室在县政府大院西头的平房里。组长李国栋，四十出头，背有点驼，
眼神却很锐利，像能穿透人心。他第一次见到兰秀秀，
目光在她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和那双异常明亮的眼睛间停留了几秒。“会用海鸥205？
”他问，递过一台半旧的相机。秀秀熟练地装胶卷、测光、对焦，动作干净利落。
李国栋点点头。起初只是工作。秀秀背着相机跑田埂、钻厂矿，泥巴沾满裤腿也毫不在意。
她拍的《抢修水渠的老党员》上了地区日报，名字第一次印成了铅字，
组长特意在会上念了表扬。她成了别人口中的“兰记者”，这称呼像一件新做的的确良衬衫，
暂时盖住了矮岭村的土气。关系的变质发生在一次下乡采访后。暴雨突至，山路塌方，
两人困在乡政府招待所仅余的一间房里。窗外电闪雷鸣，屋内灯忽明忽灭。秀秀坐在床沿，
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角。李国栋递来一杯热茶，顺势坐到了她身边。他的手搭上她的肩，
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说：“秀，你是个明白人。‘鲤鱼食酒糟——醉肚唔醉面’，
在这大院，冇人撑伞，雨点子砸下来生疼。” 他的呼吸喷在她耳边，
是劣质香烟和陈年茶垢的味道。没有王有田的蛮横，却透着更深的算计。
秀秀看着窗外倾盆的雨，想起矮岭村漏雨的屋顶，想起母亲佝偻的背，
想起“兰记者”这个称呼带来的体面，身体僵了僵，最终没有推开那只手。第二天雨过天晴，
她换上包里备用的干净衣服，对着招待所污迹斑斑的镜子仔细描了眉。回到县里，
她的稿子开始频频出现在报道组送审稿件的显著位置。王有田再来县城寻她，
秀秀只托人捎出一句硬邦邦的话：“‘各人洗面各人光’，姐夫，往后顾好自家田吧。
”王有田蹲在县府大院门口抽了半包“丰收”烟，烟头扔了一地，终究没闯进去。
命运的吊诡在于，它将兰秀秀带离矮岭村的暗房，
又将她推入了另一座更华丽也更幽深的囚笼。转机源于一场宣传盛事。
市里要求拍摄一组反映“三讲教育”成果的专题图片，任务压到中县。县委书记赵为民，
一个四十多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男人，对此异常重视。他亲自点将，
要“最能干”的兰记者全程跟拍。赵书记下乡，排场不同寻常。前有吉普车开道，
后有秘书和乡镇干部簇拥。兰秀秀背着相机，灵巧地穿梭在这群人中间。她懂得捕捉角度，
在赵书记俯身察看秧苗时蹲下，镜头仰拍，
将他与青翠的田野、蓝天白云框在一起；在赵书记握着老农的手嘘寒问暖时，
她能精准地用长焦镜头捕捉到老人眼中浑浊的泪光和书记脸上恰到好处的关切。
闪光灯每一次亮起，都忠实记录着赵书记“务实亲民”的身影。一天下午，
队伍在某个偏远乡视察完，突然下起瓢泼大雨。车队无法前行，
只得滞留在乡政府简陋的食堂里等待雨停。空气湿热黏腻，混杂着汗味和雨腥气。
赵为民坐在长条凳上，脱下被雨水打湿的皮鞋晾着，露出脚上灰色的尼龙袜。他隔着人群，
目光落在角落里正擦拭相机镜头的兰秀秀身上。“小兰同志，”他开口，声音不高，
却让喧杂的食堂瞬间安静下来，“冒雨工作，辛苦了。照片拍得很有分量，
抓住了主旋律的精髓。”他顿了顿，
眼神在她被雨水打湿、微微贴在身上的薄衫领口停留了一瞬，又迅速移开，“宣传工作，
是喉舌，也是桥梁。好的宣传人才，难得啊！”秘书是个精明的中年人，立刻察言观色，
凑到秀秀身边低声笑道：“兰记者，书记很欣赏你的工作能力。晚上回城，
书记想看看今天拍的原始底片，挑几张重点的，你整理一下送县委招待所小会议室？
书记晚上在那办公。”雨声敲打着瓦片，噼啪作响。兰秀秀擦镜头的动作停住了。她抬起头，
目光越过秘书油腻的笑脸，投向主位上那个神态自若的男人。他的眼神看似平静，
深处却像藏着一潭深水，水面下有什么东西在隐隐浮动。
食堂昏黄的灯光打在他保养得宜的脸上，竟显出几分莫测来。
她想起李国栋那句“鲤鱼食酒糟”，也想起矮岭村老辈人常说的另一句俗语：“官字两个口，
食了上面食下头”。权力这张口，你喂不饱它，它就要吞掉你。那一刻，
心脏在胸腔里沉甸甸地跳着，像浸了冰水。她仿佛看见两条路在眼前铺开：一条是退回原地，
或许继续在报道组仰仗李国栋的鼻息，或许连这临时的“兰记者”也保不住，
最终像母亲一样，在矮岭村的屋檐下耗尽一生；另一条……她深吸了一口气，
那湿热的空气里，弥漫着雨水、泥土，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属于权力顶峰的、高级香皂和烟草的混合气味。
她清晰地听到自己喉咙里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回应：“好的，书记。
”……县委招待所那间铺着厚地毯、弥漫着消毒水和小叶檀香气的小会议室，
成了兰秀秀命运新的节点。赵为民坐在宽大的沙发里，
慢条斯理地翻看着摊在茶几上的几张洗印出来的样片。灯光柔和，
将他眉宇间惯有的威严也软化了几分。“这张不错，”他指尖点了点那张仰拍的视察秧田照，
“很有高度，也很亲民。小兰，你很有政治敏感度。”他抬起头，
目光不再是白天那种公开场合的赞赏，而是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穿透力，
像探照灯一样笼罩着站在对面的兰秀秀。“坐。”他指了指侧面的单人沙发，
语气随意得像招呼一个熟人。兰秀秀依言坐下，身体有些僵硬。
她今天特意换了那件新买的、领口缀着细蕾丝的米白色衬衫。“年轻，有才华，肯吃苦。
”赵为民放下照片，身体微微前倾，那双深邃的眼睛紧紧锁住她，“是棵好苗子。
报道组这种地方，发挥不出你的才干……临时工身份，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啊。”他话锋一转，
像闲话家常，“听说你母亲身体不太好？一个人拉扯你们姐妹不容易。老话说‘床头冇凳坐，
病魔日日到’，老人家身边，总得有人照应，经济也宽裕些才好。”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
轻轻扎在她心口最脆弱的地方。他没有提任何条件，却把她的处境、她的软肋，
赤裸裸地摊开在她面前。那温和的语气里，包含着不容置疑的强势和对猎物志在必得的把握。
兰秀秀垂着眼，看着自己并拢的膝盖上微微颤抖的指尖。空气仿佛凝固了，
只有小叶檀的香气丝丝缕缕，钻入鼻腔。“书记……”她开口，声音有些发涩。
赵为民轻轻抬手，打断了她。“县里马上要解决一批‘以工代干’人员的转正问题，
”他端起紫砂杯，呷了口茶，姿态闲适，“编制嘛，说难也难，
说容易……也要看关键位置上的同志，愿不愿意为真正的人才说句话、铺铺路。
”他放下茶杯，杯底与玻璃茶几轻轻一磕，发出清脆又突兀的声响。他不再说话，
只是看着她，嘴角似乎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等着她的回应。那目光像一张无形的网，
沉沉地压下来。窗外雨声依旧，房间里却静得可怕，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兰秀秀感觉血液冲上头顶，又瞬间退去，指尖冰凉。她猛地抬起头，迎向那束目光，
脸上努力绽开一个有些虚浮、却足够柔顺的笑容。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点头的幅度很小，却像一个沉重的砝码，落入了命运的秤盘。
……兰秀秀在县委大院的存在感，随着她的名字被列入首批“以工代干”转正名单后，
陡然拔高。她搬出了报道组那间堆满旧报纸的平房，在县委招待所有了一间长期包房，
那是赵为民的秘书“为了方便加班”安排的。这小小的变动，像投入池塘的石子，
在死水微澜的县城官场激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和窃语。“啧啧，了不得！
‘禾雀仔飞上金銮殿’了！”档案局的老张头在传达室翻着报纸，对着看门的老陈压低声音，
“赵书记亲自批示，破格解决编制！你瞧瞧……”老陈眯着眼，
吐出一口烟圈：“老话讲‘冇米煮出饭’，也得看灶膛里烧的是嘛个火。人家那火烧得旺哩！
”他意味深长地朝招待所方向努了努嘴。关于赵为民的“精力”，
更是中县大院和县城茶馆里经久不衰的隐秘谈资。有人说他“夜夜做新郎，
村村都有丈母娘”。粮油公司那个风韵犹存的副经理，
城关小学那个年轻离异、颇有姿色的音乐老师，
甚至某个山区乡镇刚分来的、怯生生的女大学生……这些名字如同暗夜里的流萤，
在人们交头接耳间明明灭灭。有人信誓旦旦地说，某次赵书记下乡，
晚饭后乡里安排去新开的卡拉OK包房“联络感情”，结果书记没唱歌，
倒是指派乡长老刘拿着个本子，在门口守着，
像点卯一样按顺序叫了几个女同志“进去汇报工作”，最后出来时“个个脸红得像桃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