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挥刀自宫那天，血浸透了家里的麻将席。
他对着惊慌失措的父母尖叫：“你们要的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我默默捡起地上带血的刀，
拨通了预约变性手术的电话。三个月后，穿着裙子的“妹妹”在镜前转圈：“姐，
我终于不用替任何人当儿子了。”---我叫招娣。顾名思义，招来弟弟。这个名字，
像一枚烙印，刻在我人生的起点。
我出生在九十年代初那个终年弥漫着潮湿霉味和劣质烟草气息的县城筒子楼里。
那是老区一栋墙皮剥落得厉害的红砖楼，我家住在二楼，朝北，终年不见多少阳光。
楼道里永远堆着邻居舍不得扔的破旧杂物，
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散了架的木头椅子、落满灰尘的腌菜坛子。
空气里总是混合着公共厕所飘来的氨水味、某家某户炖肉的油腻味儿，
以及我家永远散不去的、母亲熬煮中药的苦涩气息。我的童年记忆，是灰暗的。
是父母盯着母亲日渐隆起的肚皮时，那紧张而渴望的眼神，是邻居半真半假的调侃“王师傅，
什么时候请吃红蛋啊？”，是母亲喝下一碗碗黑褐色、气味刺鼻的所谓“转胎药”后，
对着水池干呕的背影。家里总是很安静，一种压抑的、等待判决般的安静。
父亲王建国在机械厂当工人，下班后总是闷头抽烟，一根接一根，烟雾缭绕中，
他的眉头锁着解不开的愁绪。母亲李秀兰，曾经是棉纺厂的女工，为了生儿子，
早早办了病退，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漫长的“生育战役”中。我的存在，像墙上的一块污渍，
无声地提醒着他们的失败。我的衣服大多是亲戚家姐姐穿剩下的，洗得发白，款式老旧。
玩具只有一个掉了漆的塑料娃娃，还是邻居搬家时施舍的。饭桌上，难得有肉，
也总是紧着父亲，因为他是“顶梁柱”，而我，是“赔钱货”。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
在王来顺降生的那个夏天，被彻底打破了。那一年，我六岁。我记得那天异常闷热，
知了在窗外声嘶力竭地叫着。父亲在产房外踱步，烟蒂扔了一地。当护士抱着襁褓出来，
说出“是个带把儿的”那一刻，父亲王建国发出的那声吼叫，我至今难忘。那不是喜悦，
更像是一种宣泄，一种扬眉吐气的咆哮，几乎要掀翻医院走廊的屋顶。
他像是瞬间年轻了十岁，冲下楼，几乎买光了小卖部里所有最贵的香烟，见人就发，
逢人便说：“我老王有后了！有儿子了！”母亲李秀兰躺在病床上，虽然虚弱，
但蜡黄的脸上却浮起一层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的红晕，看弟弟的眼神，
像在看一件稀世珍宝。从那天起，我们家灰扑扑的宇宙，
有了一个光芒万丈的中心——王来顺。他的名字是爷爷，一位读过几年私塾的老先生，
翻烂了一本破旧字典取的。“来顺”，寓意一切顺利，王家香火顺遂传承。
而我的名字“招娣”，仿佛随着使命的达成，显得更加敷衍和工具化。弟弟的待遇，
与我有着云泥之别。他的奶粉是当时县城能买到最贵的“力多精”，而我能喝上米汤就不错。
饭桌上，如果只有一个鸡腿，那毫无疑问是弟弟的，父母甚至会抢着把肉剔下来喂到他嘴里，
理由是“弟弟是男孩，正在长身体，将来是王家的指望”。过年买新衣，
弟弟从头到脚都是县城百货大楼里最时兴的款式，小海军服、皮夹克，
而我能得到一件新棉袄就已属不易，更多时候是母亲用旧衣服改的。父母看他的眼神，
是一种近乎卑微的溺爱。那不是对孩子的爱，
更像是对一个“救世主”、一个“希望”的顶礼膜拜。他是王家的根，
是父母在亲戚邻居面前挺直腰杆的资本。这种毫无原则的溺爱，像温床一样，
迅速滋养出畸形的果实。弟弟王来顺，被惯坏了。他想要的东西，必须立刻得到。
玩具店里看中的小汽车，不买就当场躺在地上打滚，哭到喉咙嘶哑，直到父母无奈妥协。
他从不做任何家务，自己的书包、袜子甚至红领巾，都是母亲或者我帮他收拾清洗。
父亲有时看不过去，想说两句，弟弟只要一撇嘴，眼圈一红，
母亲立刻就像护崽的母鸡一样冲出来：“行了行了！孩子还小，懂什么？
男孩子做这些琐碎事有什么出息！将来是要干大事的！”更让父亲隐隐担忧的是，
弟弟的性格和爱好，似乎与他对“儿子”的期待相去甚远。弟弟说话细声细气，
走路轻手轻脚。他不喜欢泥巴、弹珠、打仗游戏，对那些玩具枪、小足球也兴趣缺缺。相反，
他总喜欢摆弄我的旧头花、彩色的橡皮筋，甚至偷偷用母亲的雪花膏。
他喜欢凑在我和来找我玩的小姐妹身边，看我们跳皮筋、翻花绳，眼里满是羡慕。
父亲王建国为此皱过眉头，试图“纠正”。他买来木头手枪，硬塞到弟弟手里，
带他去操场看别的男孩踢球，粗声粗气地教导：“男孩子，要有点男孩子的样子！要勇敢！
要强悍！”但弟弟只是怯生生地拿着枪，对奔跑抢球充满恐惧。每次父亲“训练”失败，
弟弟委屈地掉眼泪时，母亲李秀兰就会心疼地把弟弟搂在怀里，
不满地数落父亲：“你吼什么吼？看把孩子吓的！我们来顺斯斯文文多好，
将来是读书当状元的料！不像那些野小子，没出息！”在母亲这种无条件的庇护下，
父亲的一次次“矫正”尝试都宣告失败。弟弟在王来顺这个被寄予厚望的男性名字下，
按照自己的天性，长成了一个安静、秀气、甚至有些怯懦的男孩。
弟弟“顺遂”地长到了十五岁，上了初中。他的皮肤像母亲，很白，眉眼清秀，
身形纤细瘦弱。在学校里，他成了一个异类。男生们嘲笑他“娘娘腔”、“假妹子”，
不带他一起玩，甚至会故意碰撞他、抢他的东西。女生们也觉得他古怪，和他保持距离。
他像一座孤岛，漂浮在喧嚣的校园里。他越来越沉默，放学回家就把自己锁在狭小的房间里。
父母对此的解读却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家来顺是读书的料，心思静！不像那些皮猴子，
将来肯定有出息！”但我知道，事情绝非那么简单。我比他大六岁，那时已经在外地读大学，
只有寒暑假回家。我敏锐地察觉到弟弟身上的变化。有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
经过他房门，从门缝里看到他电脑屏幕的光映在他专注的脸上，那屏幕上，
是妆容精致、姿态妖娆的男网红在直播。他看他们的眼神，
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混合着迷恋与向往的复杂情绪。还有一次，暑假我帮他整理书架，
无意间碰落了一本厚厚的英汉字典。字典里，夹着一本用普通笔记本封面伪装起来的漫画书。
我好奇地翻开，里面的画面让我瞬间心跳加速——那是两个极其英俊的少年，
在樱花树下相拥，眼神缠绵。画风唯美，但内容不言自明。我的心当时就沉到了谷底。
一个模糊而可怕的猜测，像冰冷的蛇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脏。我不敢声张，
默默把东西放回原处。但我知道，我们这个看似因为弟弟的降生而“圆满”的家，
底下早已暗流汹涌。高中我拼命学习，考取了市里的重点中学，选择了住校。
那是我第一次成功逃离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大学，我更是考到了遥远的省城，
只有过年和少数长假才不得不回去。每次回去，
我都能感觉到弟弟身上的阴郁气息又重了几分。他和父母的交流越来越少，常常一顿饭下来，
只有父母单调的追问和他“嗯”、“啊”的敷衍。父母却似乎毫无察觉，或者说不愿察觉。
他们的话题，永远围绕着亘古不变的核心：“来顺，这次考试怎么样？一定要争气，
给老王家光宗耀祖！”“来顺，多吃点，看你瘦的！将来王家就靠你了！”“来顺，
爸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指望你以后有出息了……”这些话语，像沉重的枷锁，
一圈圈套在弟弟瘦弱的肩膀上。我看得见他眼底的挣扎和痛苦，但我无能为力。我自身难保，
只是一个早早被边缘化的“女儿”。真正的风暴，在我工作第二年的一个普通周五夜晚，
毫无征兆地降临了。那天我正在公司加班，处理一个棘手的项目。手机在桌上疯狂震动，
屏幕上显示是母亲。我接起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完全变了调的声音，
混杂着哭腔、恐慌和一种天塌地陷的绝望：“招娣！招娣！快回来！出事了！出大事了！
你弟弟……你弟弟他……你快回来啊！！”母亲语无伦次，
但我清晰地捕捉到了“弟弟”和“出事”这两个词。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那个埋藏心底多年的不祥预感，瞬间炸开。我甚至来不及细问，立刻跟项目经理请了假，
冲出公司，拦了辆出租车直奔火车站，买了最近一班回县城的夜车票。一路上，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手脚冰凉。车窗外的夜色飞速后退，我的脑海里闪过无数可怕的画面。
弟弟到底怎么了？车祸？生病？还是……那个我最害怕的猜测，成了真？深夜，
我终于赶回了那座熟悉的、令人压抑的筒子楼。推开家门，
一股熟悉的、混合着霉味和饭菜气味的空气扑面而来，但这一次，
里面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般的腥气，让我的胃一阵翻搅。客厅里，灯光昏暗。
父亲王建国和母亲李秀兰像两尊被抽走了灵魂的泥塑，
瘫坐在那张用了十几年、表皮已经开裂的人造革沙发上。父亲双手抱头，
花白的头发被他抓得凌乱不堪，手指深深地插在发缝里，整个人蜷缩着，
仿佛瞬间苍老了二十岁。母亲则在一旁无声地流泪，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呜咽。我的目光，被客厅中央的景象死死吸住了。
那张铺了多年、已经被磨得光滑的竹制麻将席上，有一大块不规则、已经变成暗褐色的污渍。
那颜色，那形状，像一块丑陋的疤痕，烙在这个家的心脏位置。母亲看到我，
像是溺水之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扑过来死死抓住我的胳膊，
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她浑身颤抖，语无伦次：“怎么办……招娣，
血……救护车来了……他是不是疯了……他不想活了啊……”我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