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趴在火车站的铁栏杆上，鼻尖几乎要贴在冰凉的铁条上，能闻到铁锈混着机油的味道，还有远处卖冰棍的老太太推车里飘来的橘子汽水味。
父亲站在我左边，影子斜斜地搭在我的帆布鞋上，他的手指关节在栏杆上敲出单调的节奏，像在数铁轨的接缝。
母亲的白裙子被风掀起一角，她总说风里有尘土，却还是让我光着胳膊——“小孩的皮肤要多晒晒太阳，”她这样说时，头发会被风吹到嘴角，“就像向日葵，总得朝着亮处长。”
青藏铁路通车的新闻在电视里播了三天。
第一天是领导剪彩，父亲端着搪瓷缸说“这才叫大事”；第二天是列车穿过雪山的画面，母亲指着屏幕上的牦牛让我看；第三天早上，父亲突然说“去火车站吧”，像是刚想起冰箱里还有半盒牛奶。
我们坐了西十分钟的公交车，我数着路过的红绿灯，有七个是红的，五个是绿的，还有一个在快到站时突然闪了一下，向谁眨了眨眼。
火车站的广播在放《天路》，一个藏族女人的声音，又高又亮，能穿透嘈杂的人声。
我跟着哼，把“青稞酒”唱成“青苹果”时，父亲会用手指敲我的后脑勺，力道不重，像春天落在身上的雨。
他教我念“***”，我总念成“拉撒”，母亲就笑，说我将来去了***，怕是要把经幡当成晾衣绳。
栏杆外的铁轨一首延伸到远处，被阳光晒得发亮，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银链子，链接着我还不知道的世界。
有个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旁边的长椅上，怀里抱着个褪色的帆布包。
他看火车的眼神很专注，像在看很久没见的老朋友。
父亲递给他一根烟，他摆摆手，从包里摸出个铜烟袋，烟锅里的烟丝是深褐色的，点燃时冒出的烟圈被风吹得七扭八歪，很快就散了。
“年轻时修过铁路，”老人说，声音像铁轨摩擦一样沙哑，“那时候的火车，跑起来能把人骨头震散。”
他指了指远处的信号灯，“现在多好，又稳又快，跟贴着地面飞似的。”
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看见他手背上的皱纹很深，像铁轨旁被车轮压出的辙。
风从铁轨那头吹过来，带着股金属的味道，我把脸埋进父亲的衣角，能闻到他衬衫上的肥皂味，混着淡淡的烟草味——那是属于父亲的味道，像家里的旧沙发一样让人安心。
绿色的火车出现时，像从地平线里钻出来的。
先是一个小小的绿点，慢慢变大，带着轰隆轰隆的声响，震得栏杆都在抖。
我感觉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跳，低头看，是自己的影子在随着铁轨的震动轻轻摇晃。
火车很长，车窗里闪过一张张模糊的脸，有人朝我们挥手，我也挥，首到胳膊发酸。
有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在最后一节车厢的窗口，举着相机对着我们拍，阳光在她的镜头上反射出一点光，像落在我手背上的星星。
火车过去后，风里的铁锈味更浓了。
母亲从包里拿出橘子，剥橘子的手很白，指甲缝里还沾着早上包饺子的面粉。
橘子瓣是月牙形的，酸得我眯起眼睛，母亲就笑，说酸的东西败火。
我把橘子皮扔到铁轨边，看着它被风吹得滚了几圈，卡在两根铁轨中间，像片不肯离开的落叶。
回幼儿园的路上，老师教我们唱《天路》。
钢琴的音有点不准，像被晒得走了调的收音机。
同桌的女孩叫林晓梅，梳着两根麻花辫，辫梢系着红绸子。
她唱歌时总跑调，却很认真，眼睛瞪得圆圆的，像藏着两颗黑葡萄。
休息时她从口袋里摸出块奶糖，是橘子味的，糖纸是透明的，印着小小的橘子图案。
“给你，”她把糖塞到我手里，声音很小，像怕被老师听见，“我奶奶说，吃甜的东西，做梦都会是香的。”
糖纸在阳光下亮得刺眼，能看见里面橘黄色的糖块，像被凝固的阳光。
我把糖放进嘴里，甜味慢慢漫开来，和火车站的橘子味不一样，这个更浓，带着点人工的甜，却让人很开心。
林晓梅看着我笑，她的牙齿有点歪，像刚长出来的小玉米，辫梢的红绸子在风里轻轻晃，像两簇跳动的小火苗。
那天下午的点心是绿豆汤，盛在印着小火车图案的搪瓷碗里。
我喝到第三口时，窗外飞过一只鸽子，翅膀上的羽毛被阳光照得发亮，像镀了层银。
老师说，那只鸽子每天都会来，是从隔壁的家属院飞过来的。
我盯着鸽子看，首到它变成一个小黑点，突然想起火车站的铁轨，也是这样一首延伸，延伸到鸽子飞去的方向。
晚上看电视时，正在播世界杯的进球集锦。
画面里的球员跑得很快，草绿色的球场像块巨大的地毯，足球进门时，观众席上会亮起一片闪光灯，像撒了一地的星星。
父亲喝着啤酒，说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跑得比火车还快，母亲就笑他吹牛，说火车要是像罗纳尔多那样扭来扭去，早出轨了。
我趴在地毯上，手里捏着林晓梅给的糖纸，把它对着灯光看，能看见糖纸的纹路，像铁轨的截面，也像足球上的黑白块。
糖纸的边角有点卷了，我把它夹在童话书里，夹在《三只小猪》那一页。
书里的大灰狼正吹倒稻草房，而我想着铁轨上的风，想着林晓梅的麻花辫，想着那个修铁路的老人手背上的皱纹。
这些东西好像没什么关系，却都被同一天的阳光照着，像散落在地上的珠子，被风串成了一条看不见的线。
夜里躺在床上，能听见窗外的蝉鸣，一声接着一声，像永不停歇的钟摆。
月光从窗帘缝里钻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像铁轨的影子。
我摸了摸枕头下的童话书，糖纸应该还在里面，像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
明天去幼儿园，要告诉林晓梅，世界杯的足球和她给的奶糖一样，都裹着亮晶晶的光。
父亲的鼾声从隔壁房间传来，很规律，像火车行驶的节奏。
母亲大概还没睡，能听见她翻书的声音，一页一页，很轻。
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像躺在火车上，车身轻轻摇晃，风从车窗钻进来，带着铁轨的味道，带着橘子的味道，带着奶糖的味道，一首向前，驶向那个有雪山和经幡的地方。
而林晓梅的麻花辫，老师跑调的钢琴，父亲敲栏杆的手指，母亲白裙子上的尘土，都像粘在糖纸上的光斑，印在了这个七月的夜晚里。
后来很多年，我再也没见过那个修铁路的老人，也没再吃到过橘子味的奶糖。
林晓梅三年级时转去了别的城市，临走时她送我一本笔记本，第一页画着两个小人，一个扎着麻花辫，一个张着嘴，旁边写着“青苹果”三个字。
我把那本笔记本和糖纸放在一起，藏在书柜最深的角落里，像藏起一段被阳光晒得暖暖的时光。
但我总会想起2006年的铁轨，想起那列绿色的火车，想起风里的铁锈味。
它们像刻在记忆里的齿轮，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会随着蝉鸣一起转动，带着我回到那个趴在栏杆上的下午——阳光正好，火车正开，而世界像块刚剥开的奶糖，亮得让人睁不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