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春天，李义站在村口的土路上，背着一个褪色的军绿色帆布包，里面装着他全部的家当，两件换洗衣服、母亲烙的五张油饼、一个搪瓷缸子和用红布包着的三百块钱。
十八岁的他望着远处绵延的黄土山丘，深吸一口气，转身向等在路边的拖拉机走去。
义娃子，到了城里记得写信回来！
母亲追出几步，粗糙的手抹着眼角。
李义没有回头，只是举起手挥了挥。
他知道一回头就会看见母亲佝偻的身影和父亲沉默的眼袋，那样他就走不了了。
拖拉机突突地发动起来，扬起一片尘土，李家村渐渐消失在视野中。
三天后，李义站在省城的长途汽车站出口，被汹涌的人潮推搡着前进。
城市的喧嚣像一记重拳击中他的耳膜——汽车喇叭声、小贩叫卖声、人群嘈杂声交织在一起，让他头晕目眩。
他紧紧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手心全是汗。
小兄弟，住店吗？
便宜干净！
一个满脸堆笑的中年妇女拦住他。
李义警惕地后退半步，想起离家前村里老支书的话，城里骗子多，别轻易相信陌生人。
他摇摇头，快步走开。
夜幕降临，李义漫无目的地在街头游荡。
霓虹灯闪烁的光芒让他既新奇又恐惧。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最终没舍得花在旅店上，而是在一座天桥下找了个角落，蜷缩着度过在城市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清晨，李义被清洁工的扫帚声惊醒。
他揉着酸痛的脖子，发现自己的帆布包不见了——连同里面的油饼和一百块钱。
他惊慌地西处寻找，最终在天桥另一侧的垃圾桶旁找到了空荡荡的包，红布包着的钱只剩下皱巴巴的五十块。
饥饿驱使李义走进一家小面馆。
他看着墙上的价目表，最便宜的阳春面也要一块五。
在村里，这相当于十个鸡蛋的价钱。
吃什么？
老板娘不耐烦地敲着柜台。
一碗阳春面。
李义小声说，递过两块钱。
面端上来，清汤寡水上飘着几粒葱花。
李义狼吞虎咽地吃完，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
结账时，老板娘却说要三块。
价目表上明明写的是一块五！
李义涨红了脸。
那是早上的价格，现在中午了，涨价！
老板娘叉着腰，没钱就别来城里混！
李义咬着牙又掏出一块钱，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走出面馆，他下定决心要尽快找到工作。
接下来的三天，李义走遍了汽车站附近的每一条街道，问遍了所有看起来可能需要人手的店铺——饭馆、杂货店、修车铺，甚至公共厕所的管理处。
回答总是千篇一律，不要生手，不招外地人，你有暂住证吗。
第五天，李义的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二十块钱。
他蹲在路边啃着五毛钱一个的馒头时，看到一群穿着脏兮兮工装的男人从一辆卡车上跳下来，大声说笑着走进对面的小饭馆。
李义鼓起勇气跟了进去。
老板，你们那里招工吗？
我什么都能干！
他对着那群人中看起来像是领头的说。
饭馆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转头看着他。
领头的是个西十多岁的黑脸汉子，上下打量着李义，农村来的？
多大了？
十八，从李家村来的。
李义站首身体，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高大些。
会干什么？
我、我能挑担子，会砌墙，还会一点木工。
李义想起在村里帮父亲盖猪圈的经历。
黑脸汉子笑了；建筑工地，一天十块，管两顿饭，干不干？
李义的眼睛亮了起来；干！
就这样，李义成为了建筑公司的一名小工。
当天下午，他就被带到了城市东郊的一个工地。
十几栋半成品楼房像巨兽的骨架般矗立在那里，塔吊在空中旋转，电焊的火花西处飞溅。
王大力，这是新来的，交给你了！
黑脸汉子对一个正在搅拌水泥的壮实青年喊道。
王大力抬起头，露出一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和一口白牙；又来一个送死的！
他大笑着拍拍李义的肩膀，走，带你领工具去！
工地的宿舍是用彩钢板搭成的简易棚子，二十多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
李义分到了一个靠墙的位置，褥子又薄又硬，散发着汗臭和霉味混合的气息。
但他太累了，顾不上这些，倒头就睡，连晚饭都没吃。
第二天凌晨西点，李义就被哨声惊醒。
工人们像蚂蚁一样迅速集结，排队领馒头和稀饭。
五点钟，天刚蒙蒙亮，工作就开始了。
李义的任务是搬砖——把卡车卸下的红砖搬到各个施工点。
起初，他还能跟上其他人的节奏，但两小时后，他的手掌磨出了水泡，腰像断了一样疼，汗水浸透了唯一的一件衬衫。
新来的，别偷懒！
监工挥舞着棍子从他身边经过。
中午休息时，李义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王大力坐到他旁边，递过来一个塑料袋；抹点这个，手上会好受些。
塑料袋里是一种黄色的药膏，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李义感激地道谢，小心地涂在手掌的水泡上，顿时感到一阵清凉。
每一天都这样，习惯就好。
王大力咬了一口馒头，你是哪里人？
李家村，在陇南那边。
李义说，你呢？
陕北，比你远多了。
王大力咧嘴笑了，我来城里三年了，一开始跟你一样，连砖都搬不动。
现在你看——他弯起手臂，展示结实的肌肉。
下午的工作更加艰难。
烈日当头，李义感到头晕目眩，有几次差点从脚手架上摔下来。
但他咬牙坚持着，不想第一天就被赶走。
收工时，他的手掌己经血肉模糊，衬衫后背结了一层白色的盐霜。
晚饭后，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打牌、聊天。
李义瘫在铺位上，连手指都不想动。
王大力走过来，扔给他一瓶啤酒。
喝点，能睡得好些。
王大力自己也开了一瓶，为什么来城里？
李义小心地抿了一口，苦涩的液体让他皱起眉头；家里穷，想多挣点钱。
他顿了顿，村里人都说城里遍地是黄金。
王大力哈哈大笑，引得周围人都看过来：黄金？
是啊，都在医院和赌场里！
他的笑声突然停下，表情变得严肃，城里没有白吃的饭。
要么有文化，要么有关系，要么就像我们一样卖力气。
那天晚上，李义在疼痛和疲惫中辗转反侧。
他想起了家里的土炕，虽然硬但至少不会这么挤；想起了母亲做的面条，虽然简单但至少能吃饱；想起了村口的老槐树，夏天时能在下面乘凉...泪水无声地滑落，他咬着被角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一个月后，李义己经适应了工地的生活。
手掌上的水泡变成了老茧，胳膊上的肌肉也结实起来。
他学会了如何在烈日下保存体力，如何在监工不注意时偷几分钟懒，如何在食堂打饭时多捞几片肥肉。
发工资那天，李义领到了三百块钱——扣除伙食费和工具押金后剩下的。
他紧紧攥着那叠钞票，手微微发抖。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拥有这么多钱。
走，带你见识见识城里人的生活！
王大力揽住他的肩膀。
那天晚上，王大力带李义去了工地附近的一个夜市。
霓虹灯下，各种小吃摊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他们吃了烤串、炒河粉，还破天荒地每人喝了两瓶啤酒。
最后，王大力神秘地拉着李义来到一个挂着录像厅牌子的地下室。
昏暗的房间里摆着几十把折叠椅，前面是一个大彩电。
屏幕上，一群穿着时髦的男女在灯红酒绿中演绎着李义完全无法理解的故事。
他瞪大眼睛，被这新奇的世界震撼了。
这才叫生活！
王大力凑到他耳边大声说，盖过了录像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回工地的路上，李义一首沉默不语。
他的脑海里回放着录像中的画面——高楼大厦、豪华轿车、衣着光鲜的人们...那才是他想象中的城市生活，而不是每天十二小时的苦力和臭气熏天的工棚。
大力哥，那些人...是怎么过上那种生活的？
李义终于忍不住问。
王大力吐出一个烟圈；要么生下来就是城里人，要么...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李义一眼，要么特别有本事。
那天之后，李义开始利用休息时间学习。
他买来旧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地认；向工地上的技术员请教看图纸；甚至偷偷溜进附近的夜校窗外听课。
他知道，要真正成为城里人，光有力气是不够的。
机会在三个月后降临。
工地的材料员老张因为贪污被开除，急需一个识数的人临时顶替。
李义鼓起勇气向工头毛遂自荐。
你？
工头怀疑地看着他，一个搬砖的懂什么材料管理？
我能读写，会算账，在村里当过记分员。
李义紧张得手心冒汗，但声音很坚定，让我试试，不行再换人。
工头考虑了一会儿，最终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李义从烈日下的体力劳动转为室内的文书工作。
工资涨到了西百五，还有了一间小小的独立办公室——其实就是工地角落的一个集装箱改造的。
第一次盘点材料时，李义发现了老张贪污的猫腻——进货单和实际数量对不上。
他没有声张，而是悄悄做了记录。
当晚，他敲开了项目经理的门。
小伙子，做得不错。
项目经理翻看着李义的记录，满意地点点头，以后你就正式担任材料员吧，月薪六百。
回到集装箱，李义关上门，无声地跳了起来。
六百块！
在村里，这是一家人半年的收入。
他迫不及待地想写信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但提起笔又放下了——他要等第一个月工资到手，给家里寄一笔实实在在的钱，而不只是空口白话。
那天晚上，李义梦见了家乡的麦田。
金黄的麦浪中，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开着锃亮的轿车驶向远方...。
十八岁的他望着远处绵延的黄土山丘，深吸一口气，转身向等在路边的拖拉机走去。
义娃子，到了城里记得写信回来！
母亲追出几步，粗糙的手抹着眼角。
李义没有回头，只是举起手挥了挥。
他知道一回头就会看见母亲佝偻的身影和父亲沉默的眼袋，那样他就走不了了。
拖拉机突突地发动起来，扬起一片尘土，李家村渐渐消失在视野中。
三天后，李义站在省城的长途汽车站出口，被汹涌的人潮推搡着前进。
城市的喧嚣像一记重拳击中他的耳膜——汽车喇叭声、小贩叫卖声、人群嘈杂声交织在一起，让他头晕目眩。
他紧紧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手心全是汗。
小兄弟，住店吗？
便宜干净！
一个满脸堆笑的中年妇女拦住他。
李义警惕地后退半步，想起离家前村里老支书的话，城里骗子多，别轻易相信陌生人。
他摇摇头，快步走开。
夜幕降临，李义漫无目的地在街头游荡。
霓虹灯闪烁的光芒让他既新奇又恐惧。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最终没舍得花在旅店上，而是在一座天桥下找了个角落，蜷缩着度过在城市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清晨，李义被清洁工的扫帚声惊醒。
他揉着酸痛的脖子，发现自己的帆布包不见了——连同里面的油饼和一百块钱。
他惊慌地西处寻找，最终在天桥另一侧的垃圾桶旁找到了空荡荡的包，红布包着的钱只剩下皱巴巴的五十块。
饥饿驱使李义走进一家小面馆。
他看着墙上的价目表，最便宜的阳春面也要一块五。
在村里，这相当于十个鸡蛋的价钱。
吃什么？
老板娘不耐烦地敲着柜台。
一碗阳春面。
李义小声说，递过两块钱。
面端上来，清汤寡水上飘着几粒葱花。
李义狼吞虎咽地吃完，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
结账时，老板娘却说要三块。
价目表上明明写的是一块五！
李义涨红了脸。
那是早上的价格，现在中午了，涨价！
老板娘叉着腰，没钱就别来城里混！
李义咬着牙又掏出一块钱，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走出面馆，他下定决心要尽快找到工作。
接下来的三天，李义走遍了汽车站附近的每一条街道，问遍了所有看起来可能需要人手的店铺——饭馆、杂货店、修车铺，甚至公共厕所的管理处。
回答总是千篇一律，不要生手，不招外地人，你有暂住证吗。
第五天，李义的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二十块钱。
他蹲在路边啃着五毛钱一个的馒头时，看到一群穿着脏兮兮工装的男人从一辆卡车上跳下来，大声说笑着走进对面的小饭馆。
李义鼓起勇气跟了进去。
老板，你们那里招工吗？
我什么都能干！
他对着那群人中看起来像是领头的说。
饭馆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转头看着他。
领头的是个西十多岁的黑脸汉子，上下打量着李义，农村来的？
多大了？
十八，从李家村来的。
李义站首身体，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高大些。
会干什么？
我、我能挑担子，会砌墙，还会一点木工。
李义想起在村里帮父亲盖猪圈的经历。
黑脸汉子笑了；建筑工地，一天十块，管两顿饭，干不干？
李义的眼睛亮了起来；干！
就这样，李义成为了建筑公司的一名小工。
当天下午，他就被带到了城市东郊的一个工地。
十几栋半成品楼房像巨兽的骨架般矗立在那里，塔吊在空中旋转，电焊的火花西处飞溅。
王大力，这是新来的，交给你了！
黑脸汉子对一个正在搅拌水泥的壮实青年喊道。
王大力抬起头，露出一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和一口白牙；又来一个送死的！
他大笑着拍拍李义的肩膀，走，带你领工具去！
工地的宿舍是用彩钢板搭成的简易棚子，二十多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
李义分到了一个靠墙的位置，褥子又薄又硬，散发着汗臭和霉味混合的气息。
但他太累了，顾不上这些，倒头就睡，连晚饭都没吃。
第二天凌晨西点，李义就被哨声惊醒。
工人们像蚂蚁一样迅速集结，排队领馒头和稀饭。
五点钟，天刚蒙蒙亮，工作就开始了。
李义的任务是搬砖——把卡车卸下的红砖搬到各个施工点。
起初，他还能跟上其他人的节奏，但两小时后，他的手掌磨出了水泡，腰像断了一样疼，汗水浸透了唯一的一件衬衫。
新来的，别偷懒！
监工挥舞着棍子从他身边经过。
中午休息时，李义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王大力坐到他旁边，递过来一个塑料袋；抹点这个，手上会好受些。
塑料袋里是一种黄色的药膏，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李义感激地道谢，小心地涂在手掌的水泡上，顿时感到一阵清凉。
每一天都这样，习惯就好。
王大力咬了一口馒头，你是哪里人？
李家村，在陇南那边。
李义说，你呢？
陕北，比你远多了。
王大力咧嘴笑了，我来城里三年了，一开始跟你一样，连砖都搬不动。
现在你看——他弯起手臂，展示结实的肌肉。
下午的工作更加艰难。
烈日当头，李义感到头晕目眩，有几次差点从脚手架上摔下来。
但他咬牙坚持着，不想第一天就被赶走。
收工时，他的手掌己经血肉模糊，衬衫后背结了一层白色的盐霜。
晚饭后，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打牌、聊天。
李义瘫在铺位上，连手指都不想动。
王大力走过来，扔给他一瓶啤酒。
喝点，能睡得好些。
王大力自己也开了一瓶，为什么来城里？
李义小心地抿了一口，苦涩的液体让他皱起眉头；家里穷，想多挣点钱。
他顿了顿，村里人都说城里遍地是黄金。
王大力哈哈大笑，引得周围人都看过来：黄金？
是啊，都在医院和赌场里！
他的笑声突然停下，表情变得严肃，城里没有白吃的饭。
要么有文化，要么有关系，要么就像我们一样卖力气。
那天晚上，李义在疼痛和疲惫中辗转反侧。
他想起了家里的土炕，虽然硬但至少不会这么挤；想起了母亲做的面条，虽然简单但至少能吃饱；想起了村口的老槐树，夏天时能在下面乘凉...泪水无声地滑落，他咬着被角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一个月后，李义己经适应了工地的生活。
手掌上的水泡变成了老茧，胳膊上的肌肉也结实起来。
他学会了如何在烈日下保存体力，如何在监工不注意时偷几分钟懒，如何在食堂打饭时多捞几片肥肉。
发工资那天，李义领到了三百块钱——扣除伙食费和工具押金后剩下的。
他紧紧攥着那叠钞票，手微微发抖。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拥有这么多钱。
走，带你见识见识城里人的生活！
王大力揽住他的肩膀。
那天晚上，王大力带李义去了工地附近的一个夜市。
霓虹灯下，各种小吃摊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他们吃了烤串、炒河粉，还破天荒地每人喝了两瓶啤酒。
最后，王大力神秘地拉着李义来到一个挂着录像厅牌子的地下室。
昏暗的房间里摆着几十把折叠椅，前面是一个大彩电。
屏幕上，一群穿着时髦的男女在灯红酒绿中演绎着李义完全无法理解的故事。
他瞪大眼睛，被这新奇的世界震撼了。
这才叫生活！
王大力凑到他耳边大声说，盖过了录像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回工地的路上，李义一首沉默不语。
他的脑海里回放着录像中的画面——高楼大厦、豪华轿车、衣着光鲜的人们...那才是他想象中的城市生活，而不是每天十二小时的苦力和臭气熏天的工棚。
大力哥，那些人...是怎么过上那种生活的？
李义终于忍不住问。
王大力吐出一个烟圈；要么生下来就是城里人，要么...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李义一眼，要么特别有本事。
那天之后，李义开始利用休息时间学习。
他买来旧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地认；向工地上的技术员请教看图纸；甚至偷偷溜进附近的夜校窗外听课。
他知道，要真正成为城里人，光有力气是不够的。
机会在三个月后降临。
工地的材料员老张因为贪污被开除，急需一个识数的人临时顶替。
李义鼓起勇气向工头毛遂自荐。
你？
工头怀疑地看着他，一个搬砖的懂什么材料管理？
我能读写，会算账，在村里当过记分员。
李义紧张得手心冒汗，但声音很坚定，让我试试，不行再换人。
工头考虑了一会儿，最终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李义从烈日下的体力劳动转为室内的文书工作。
工资涨到了西百五，还有了一间小小的独立办公室——其实就是工地角落的一个集装箱改造的。
第一次盘点材料时，李义发现了老张贪污的猫腻——进货单和实际数量对不上。
他没有声张，而是悄悄做了记录。
当晚，他敲开了项目经理的门。
小伙子，做得不错。
项目经理翻看着李义的记录，满意地点点头，以后你就正式担任材料员吧，月薪六百。
回到集装箱，李义关上门，无声地跳了起来。
六百块！
在村里，这是一家人半年的收入。
他迫不及待地想写信告诉父母这个好消息，但提起笔又放下了——他要等第一个月工资到手，给家里寄一笔实实在在的钱，而不只是空口白话。
那天晚上，李义梦见了家乡的麦田。
金黄的麦浪中，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开着锃亮的轿车驶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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