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在火车窗外磨刀霍霍，一遍遍刮擦着玻璃。我紧贴着冰凉的窗玻璃，
凝视着外面无边无际的灰黄——单调、粗粝，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了这亘古不变的荒芜。
手机屏幕幽幽亮着，锁屏是一张精心拍摄的照片：家乡小桥流水，粉墙黛瓦，
绿得能滴出水来的垂柳温柔地拂过石栏。江南的潮湿水汽仿佛还黏在指尖，
与此刻灌满车厢的、裹着沙粒的干燥热风激烈冲撞，割得鼻腔生疼。
指尖下意识地探入衣袋深处，触到那方方正正、边缘被摩挲得异常光滑的硬壳。教师资格证。
它静静躺在那里，像一枚沉甸甸的徽章，
是我穿越半个中国、一头扎进这片陌生风沙的全部底气与念想。证件上印着鲜红的印章，
还有“高级中学”几个庄重的字眼，此刻却在我指腹下微微发烫。
邻座一位头戴精致花帽的维族大爷，目光扫过我紧攥着手机、略显焦躁的样子，
又落在我那鼓鼓囊囊装着证书的口袋位置。
他布满沟壑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了然又略带悲悯的神情，微微摇头，
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语缓慢开口：“娃娃，图市，风沙大，路难走。揣着个本本，
不如手里有把坎土曼实在。”他粗糙的手指在空中虚虚一握，比划了个握农具的姿势，
“那东西，能刨开硬地，能养活人。”我勉强挤出个笑容，点点头，
心却被这朴素的箴言硌了一下。坎土曼？那属于大地的工具，
离我熟悉的讲台、粉笔、教案太遥远了。我的战场，该是明亮的教室才对。
火车最终喘息着停靠在图市站。走出车厢，热浪和沙尘劈头盖脸砸来，瞬间糊住了口鼻。
站前广场上，人声杂乱鼎沸，各色口音交织。举着牌子的中介像闻到腥味的鱼，
在刚下车的、满脸写着“外地人”的旅客堆里灵活穿梭。“找工作？包吃住！高工资！
”“工厂招工！熟练工优先！”一个穿着廉价西装、领带歪斜的男人精准地挤到我面前，
小眼睛锐利地扫过我略显书卷气的脸，以及肩上那个印着大学标志的背包。“老师？
”他试探着问，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见我迟疑点头，
他脸上立刻堆起过分热情的笑，变戏法似的抽出一张印刷粗糙的彩色传单，
几乎戳到我眼前：“哎呀！缘分啊！正缺老师！市重点高中！急聘！待遇优厚！包住宿！
”他唾沫横飞，手指用力点着传单上那栋气派的教学楼效果图，“签一年合同，
直接给正式编制！机会难得，就缺您这样的人才！”编制。这两个字像带着魔力，
瞬间击穿了我一路积攒的疑虑和对环境的抗拒。支援边疆教育的使命感，
以及对一个稳定归属的渴望，在那一刻汹涌交织，压倒了维族大爷那沉甸甸的提醒。
我几乎没怎么细看合同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只觉得那“高中教师”几个大字闪闪发光，
晕眩中便在对方递来的合同上签下了名字——陈屿。墨迹未干，就被他飞快抽走。
西装男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带着一种猎物入笼的松弛。他招来一辆破旧的面包车，
将我塞进弥漫着羊膻味和汗酸味的后座。车子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疯狂颠簸，
窗外最后的城市轮廓迅速褪去，
视野被越来越密集、低矮的土坯房和望不到边的灰褐色棉田取代。
尘土从车门的缝隙里一股股涌入，呛得人睁不开眼。不知开了多久，
车子在一片巨大棉田的边缘停住。几排简陋得如同临时工棚的土坯房杵在沙地里。
西装男跳下车，脸上的热络瞬间褪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冰冷的公事公办：“到了。就这儿。
你的工作，看住地里那些小崽子，别让他们偷懒耍滑，手脚麻利点！工钱按监工标准算，
管饭。”他朝远处棉田里几个正弯腰劳作的矮小身影努了努嘴，
那里只有一片片低矮的、在棉株间缓慢移动的影子，像一群沉默的幼兽。“高中呢？
学校在哪儿？”我的声音干涩发紧，心沉到了冰窟窿底。“学校？”他嗤笑一声，
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油腻的手指戳了戳我装着证书的口袋，“那玩意儿，
在这儿擦屁股都嫌硬！赶紧的，去棚子里找老王头领麻袋和棍子！天黑前完不成定额，
晚饭就别想了！”他不再看我，转身钻进面包车，卷起一溜黄尘，绝尘而去。我僵在原地，
手里那张精心保存、象征着知识和身份的硬壳卡片，此刻沉重得像块烧红的烙铁，
烫得我指尖生疼。举目四望，只有广袤、沉默、榨取着廉价汗水的棉田，
和那些在热浪蒸腾中机械劳作的小小身影。一丝尖锐的寒意，混杂着被欺骗的愤怒，
猛地从脊椎窜上头顶。西装男那嘲弄的嘴脸在我脑中反复闪现。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些在棉田里沉默劳作的孩子身影，和我口袋里这张滚烫的证书，
像两股炽热的岩浆在我胸腔里奔突冲撞，灼烧着我的理智。一股近乎悲壮的冲动攫住了我。
我猛地转身，不再看那片吞噬希望的棉田，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过滚烫松软的沙土地，
朝着来时依稀记得的、那个稍微有点人烟聚集的镇子方向跋涉。烈日当空，沙砾灌进鞋里，
每一步都沉重无比。支撑我的，是口袋里那张证件的棱角，
是“教师”这个身份最后残存的尊严，更是对那些深陷棉田的稚嫩身影的刺痛。
他们该在课堂，不该在这里！镇上的派出所低矮而安静。一个年轻警察坐在桌后，
制服领口微微敞开，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汗衫。他听着我急促、愤怒、夹杂着喘息的陈述，
目光落在我掏出的、边缘已被汗水浸软的教师资格证上，又瞥了一眼我身后空荡荡的门口。
“黑中介？童工？”他慢悠悠地重复着关键词，手指无意识地在落了层薄灰的桌面上敲了敲，
眼神里没有预想中的震惊或愤怒，反而透着一丝见怪不怪的疲惫和审视。那目光像冰冷的针，
刺在我因跋涉而滚烫的皮肤上。“对！就在西边那片大棉田！一个穿灰西装的胖子！
还有那些孩子……”我急切地补充，试图描绘出那令人心碎的景象。“你说的人，
具体叫啥名？有合同吗？那些孩子，是谁家的？叫啥？”他抛出一连串问题，
语气平淡得像在询问天气。我哑然。
除了那张被西装男迅速收走的、我甚至没看清具体条款的纸，我一无所有。名字？
他从未告知。孩子们的脸？在蒸腾的热浪和尘土中，我只记得一片模糊的、低矮的辛劳背影。
年轻警察叹了口气，那叹息里包含着太多我无法解读的复杂意味。
“这样啊……”他拖长了调子，身体往后靠进吱呀作响的藤椅里，“光凭你说，很难办哪。
这片地界儿，招工干活，各家管各家的娃，很正常嘛。”他端起搪瓷缸子，吹开浮沫，
啜了一口浓茶，眼神飘向窗外飞扬的尘土，不再看我。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沉入一片粘稠的黑暗。刚升腾起的孤勇，在这漠然的平静面前，脆弱得像肥皂泡。
正当绝望的寒意开始从四肢百骸蔓延上来时，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撕破了派出所的沉闷。
那辆熟悉的面包车带着滚滚烟尘，嚣张地停在门口。车门猛地弹开，西装男第一个跳下来，
脸上堆砌着一种极其夸张、混合着焦急与悲愤的表情，径直冲了进来。他身后，
跟着几个皮肤黝黑、满面愁苦的中年男女，
还有一个眼睛哭得红肿、死死拽着一个妇人衣角的小女孩。女孩怯生生地抬眼看向我，
那眼神里满是陌生和惊惧。“警察同志！就是他！就是这个骗子！
”西装男的手指像一把淬毒的匕首，狠狠指向我的鼻尖，
声音洪亮得震得屋顶的灰尘簌簌落下，“就是他！假扮老师！骗我们说招工，
把我们几个老乡家的娃娃拐跑了！要不是我们发现得早追到这儿……”他转向那几个农民，
声音陡然带上哭腔，“老哥老嫂子，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把娃娃们弄走了？
娃娃们找回来没有啊？”他用力摇晃着其中一个男人的胳膊。
那几个农民的目光齐刷刷地刺向我，眼神里燃烧着最原始、最直接的愤怒和痛苦，
如同看着不共戴天的仇敌。那个被摇晃的男人死死盯着我，嘴唇哆嗦着，
猛地爆发出嘶哑的吼声：“就是他！化成灰我也认得！还我儿子！你个丧良心的！
”小女孩被这吼声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死死抱住妇人的腿。
妇人则用一种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的眼神剜着我，口中念念有词，是急促而含混的本地话，
每一个音节都淬着毒。年轻警察皱紧了眉头，看看西装男和那群悲愤的农民，
又看看僵在原地、脸色惨白如纸的我。他脸上最后一丝犹豫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凝重和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他站起身，
动作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手指重重敲在桌面上：“行了！都别吵吵！你！
”他锐利的目光射向我，“陈屿是吧？跟我们走一趟，把事情说清楚！”后面发生的一切，
如同被按下了快进键，又像是陷入了一场无法挣脱的泥沼噩梦。狭窄、污浊的审讯室，
头顶惨白刺眼的白炽灯管发出令人眩晕的嗡嗡声，像无数细小的毒虫在脑子里钻营。
年轻警察，有时换上另一个面色更冷硬的老警察，轮番进来。问题像冰雹一样砸下来，
冰冷、密集、带着预设的定罪逻辑：“为什么来图市？”“你一个外地人，揣着教师证，
跑棉花地里干什么？”“那些孩子去哪儿了？”“是不是想把他们骗去内地卖了？
”“老实交代！同伙是谁？”我一遍遍嘶吼着辩解，
重复着黑中介的欺骗、那片棉田里童工的身影。我的声音在四壁间冲撞回荡，
却像撞在厚厚的棉花墙上，被无声地吸走、消解。没人理会我的教师资格证，
没人询问那张消失的合同。西装男那套精心编排、利用农民失子之痛的诬陷，
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铁幕，将我牢牢罩在其中。每一次竭力的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