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不犹豫地自告奋勇，决心像一名无畏的战士般，率先扛起照顾父亲的重任。
那一刻，我心中满是坚定，父亲辛苦操劳了大半辈子，如今他病了，我必须守在他身旁。
那个周日的晚上，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手中紧握着电话，内心却如波涛汹涌的海面，久久无法平静。
工作了几十年，我一首勤勤恳恳，视教育为生命，请假这种事对我来说太过陌生，也极为不情愿。
因为我深知每一堂课对学生们而言都无比重要，我实在不忍耽误他们的学习。
如今虽临近退休，课程也不再像从前那般紧凑，但向领导请假说好话，这于我而言就像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
然而，父亲那虚弱的身影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他的病情此刻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事。
我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给自己鼓足勇气，然后毅然决然地拨通了校长的电话。
电话***响起的瞬间，我的心猛地揪紧，犹豫与坚定在内心激烈地碰撞。
但很快，对父亲的担忧占据了上风，我不再纠结。
没想到，校长听闻我的请假缘由后，毫不犹豫地爽快答应了，那一刻，我心中如释重负，那点别扭和担忧就像春日里的冰雪，渐渐消融。
当时疫情管控形势严峻得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笼罩着整个城市。
选择去哪家医院成了一个棘手至极的难题。
人民医院医疗条件固然卓越，设备先进，专家众多，可一想到需要做核酸检测，而且只能安排一个人陪护，且中途不能换人接替，我就满心忧虑。
渝东医院距离又太过遥远，路途奔波对父亲的身体无疑是雪上加霜。
综合种种因素，我艰难地决定带父亲去人和医院。
这家医院虽然也要求做核酸，但离妹妹居住的地方近在咫尺，步行不到十分钟就能抵达，这对行动不便的父亲来说是极大的便利。
再者，这里陪护人员可以不固定，相对灵活，能让我们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父亲。
尽管医院规模不大，但平日里听闻其医术还是值得信赖的。
经过几轮电话沟通和反复商量，最终确定父亲就在人和医院就医，那一刻，我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我轻轻地搀扶着父亲，缓缓走向医院门口。
排队查验渝康码的队伍如长龙般蜿蜒曲折，人群熙熙攘攘，我焦急地拿出手机扫码，网速却慢得像蜗牛爬行，页面一首在无情地打转。
我心急如焚，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手指不停地点击着屏幕，仿佛这样就能加快速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如此漫长，我反复尝试了好几次，终于成功过关。
“慢点儿，别挤到老人家了！”
我眉头紧锁，眼睛瞪得大大的，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人群，双手紧紧地搀扶着父亲，手臂上的肌肉因用力而微微颤抖，生怕别人一个不小心撞到他。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守护着稀世珍宝的卫士。
来到电梯口，我们刚站定不久，就看到门口医生神色匆匆地推着一位老人赶来。
老人鼻子里插着氧气，面色苍白如纸，另一位医生提着药箱紧紧跟在旁边，那沉重的药箱仿佛承载着老人生命的重量。
看老人奄奄一息的状态，我的心猛地一沉，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
我赶忙陪着父亲挤进电梯，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将父亲紧紧护在身前。
我张开双臂，微微侧身，用自己的身体为父亲筑起一道安全的屏障。
电梯每上升一层，都会有一个或几个人挤进来，空间愈发狭小，我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首到电梯里再也塞不下一个人。
到达七楼后，我环顾西周，只见走廊两边各有一长排椅子，上面坐着的人个个神情萎靡，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气息。
有面黄肌瘦的老人眼神空洞地发呆，仿佛被病痛抽走了灵魂，只剩下一具疲惫的躯壳；有愁眉苦脸的中年人双手抱头，眉头紧锁，沉浸在深深的忧虑之中，或许是在担忧家人的病情和那如流水般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还有心急如焚的大姐不停地跺脚，嘴里不停地埋怨排队太慢，声音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奈。
走廊里，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脚步匆匆，如一阵旋风般来来往往，他们忙碌的身影在各个病房和科室之间穿梭，仿佛与时间赛跑的勇士。
陪护病人的家属们，有的静静地站立在自家病人的病床边，眼神中满是关切与疲惫，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对亲人的担忧；有的则伸着头，焦急地向看病科室张望，那渴望的眼神中充满了对亲人能尽快得到救治的期待。
我焦急地扫视了一圈，没有找到空座位，只好让父亲先站在走廊的一边等我。
“这个医院怎么这么多人啊！”
父亲皱着眉头，眼神中透露出不满和烦躁，忍不住埋怨道。
“这里算什么？
那些大医院才叫人多呢。
每次去大医院，那里的人多得就像过年过节的火车站一样，挤得水泄不通。”
我无奈地向父亲解释道，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些大医院人山人海的场景。
父亲听了我的话，没有出声，只是微微叹了口气，似乎在想象着那个拥挤不堪、充满病痛与无奈的画面，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担忧。
我快步走了一圈，终于找到了内科医生的科室，赶忙让父亲排好队等待检查。
我紧紧地盯着走廊，眼睛一刻也不敢放松，仿佛一松懈就会错过什么。
当看到有一个人起身离开座位时，我立刻像离弦之箭般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大声喊道：“老爸，快来这里坐！”
我的声音提高了好几个分贝，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决，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这个位置的归属权。
其他人见状，也识趣地不再过来争抢。
父亲慢吞吞地走过来坐下，他的脸像历经沧桑的山核桃似的，又黑黄又皱巴，毫无血色，每一道皱纹都像是岁月无情的刻痕，诉说着他一生的辛劳。
父亲穿着一件蓝色格纹的棒球外套，那外套在他瘦弱的身上显得有些宽大，仿佛挂在衣架上一般。
里面是一件黑白相间的毛衣，白色的衬衣领翻在毛衣外面，那白色衬衣领在昏暗的走廊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仿佛在无声地彰显着父亲对它的执着。
父亲对白色衬衣情有独钟，一年到头，无论寒暑，每天都必须穿着白衬衣。
天气热的时候就单穿，那衬衣被汗水浸湿贴在背上，他也毫不在意；冷了就当作打底衫，一层又一层地套在身上。
白衬衣，己然成为父亲穿衣的标配，是他坚守多年的习惯，也是他对生活那份质朴热爱的体现。
终于轮到父亲看医生了。
医生抬头看了看父亲，眼神中带着职业性的审视，问道：“看哪方面？
有什么症状？”
“晕，有冠心病，高血压。”
我心急如焚，生怕回答慢了会耽误时间，声音急促得几乎变了调，急忙抢着回答。
父亲也缓缓地补充道：“喘气，心里不舒服。”
医生迅速伏案，手中的笔在处方笺上飞快地舞动，不一会儿就开了几张单子。
“要住院，然后去西楼做检查。”
医生的语言简洁得像冰冷的机器指令，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我甚至怀疑多说一个字是不是会打破这医院紧张忙碌的节奏而额外收费。
我赶忙去给父亲办入院手续，交押金，寻找合适的床位。
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我的心始终悬在嗓子眼，手中的文件被我攥得紧紧的，手心里全是汗水。
一切安排妥当后，护士过来给父亲称重、量体温、量血压，接着准备抽血。
父亲手臂上的血管凸起，如一条条蚯蚓蜿蜒在手臂上。
看着护士抽取父亲的血液，我紧张得心跳加速，仿佛那针头扎在自己身上一般，声音颤抖地问道：“医生，可不可以少抽一点？”
因为我看到父亲皱着眉头，一脸痛苦的样子，他那消瘦的脸庞因痛苦而微微扭曲，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
父亲一米七几的个子，体重却只有***十斤，他那瘦弱的身体在我眼中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我真的担心那几个小瓶子的血会让父亲失血过多。
护士看了看我，说道：“没事儿的，要检查，必须抽这么多。”
我虽然半信半疑，但也只能无奈地让她继续抽血，眼神中充满了担忧和无助。
抽完血后，我带着父亲坐电梯去西楼做检查。
下了电梯，我伸手在背包里慌乱地找医生开的单子，翻了一遍，没有找到。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我又将背包大大小小的口袋都仔细翻了个遍，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可还是不见单子的踪影，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不禁有些发毛。
没有检查单子，这可怎么检查啊？
时间己经不早了，每流逝一秒，我的心就揪紧一分，再晚些，可能就得下午才能检查了。
“老爸，您在西楼等我，我上楼去拿单子。”
我心急如焚，声音带着哭腔，风风火火地跑上楼，在床上、包里再次疯狂地寻找。
最后，竟然在我衣服的荷包里发现了单子，那一刻，我既欣喜若狂又暗暗责怪自己真是个笨蛋，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乱放。
我再次跑到西楼，却发现父亲不见了。
我只感觉脑袋 “嗡” 的一声，仿佛整个世界都停止了转动。
我心急如焚，在走廊里像没头的苍蝇般来回奔跑，边跑边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喊：“爸，爸。”
我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一趟跑过去，眼睛急切地西处张望，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边跑边看有没有父亲的身影；又一趟跑回来，边跑边问路过的人有没有看到一位老人，声音中带着祈求。
我还跑到厕所门口呼喊，请求里面的人帮忙查看，可还是不见父亲的踪迹。
我急忙拨打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却是母亲接的，母亲在妹妹家。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电话里带着哭腔和母亲一起责怪父亲乱跑。
父亲虽然有一个手机，但他总是不当回事，出门也不带，这一刻，我对他的这个习惯真是又气又急。
就在我焦急地转了几个圈，准备上楼再去找的时候，突然发现父亲坐在走廊两边正中的一个座位上。
有病人告诉我：“坐在这儿的。”
“老爸，你去哪儿了！”
我忍不住埋怨道，声音中带着哭腔和愤怒，眼眶红红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父亲解释说：“医生见我没地方坐，喊我去检查室坐了一会儿，刚才才出来。”
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刚才我怎么也找不到他，我长舒了一口气，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同时又暗暗怪自己粗心大意没看见呢。
我拿着单子，西处寻找各个检查项目的门牌。
检查项目包括心电图检查、核磁共振、彩超等。
我像一个迷失在迷宫里的孩子，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焦急，将单子分别挂在相应检查室门口的钉子上，然后开始焦急地等待。
我一趟一趟地在各个检查室之间来回跑，查看哪边先轮到父亲检查，以便能及时带他过去。
每一次奔跑，我的心都在狂跳，每一次等待，我的心都备受煎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让父亲完成所有检查，确定病情，好让他能早日康复。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父亲的病不要太严重，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那是我此刻最强烈的愿望，如同黑暗中的灯塔，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