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壬辰科状元录：张建勋七载京华路光绪十八年1892年三月，
北京贡院的槐树枝桠刚抽出新绿，却被漫天黄沙打得蔫蔫的。张建勋攥着手里的蓝布考篮，
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考篮里的笔墨纸砚、素面馒头和咸菜坛子相互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
混在数千举子的喧哗里，像一粒石子落进奔涌的长河。这是他第七次踏入贡院。
从二十五岁初次应考，到如今三十二岁，鬓角已悄悄爬了几根银丝。身后，
几个年轻举子正高声谈论着去年顺天府乡试的趣事，笑声清脆，
张建勋却只觉得喉咙发紧——前六次落第的记忆，像贡院墙角的青苔，
在心底蔓延出湿冷的凉意。一、桂州寒门，萤窗苦读张建勋的老家在广西临桂今桂林，
一座被漓江水滋养的小城。父亲是个落魄的秀才，在私塾教几个蒙童，母亲操持家务，
日子过得紧巴巴。他六岁开蒙，父亲教他读《三字经》，别的孩子还在院子里追蝴蝶，
他已能把“人之初，性本善”背得字正腔圆。十一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咳着血躺在床上，
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张家，三代没出过举人。你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功名，
不光是为自己，也为咱们桂林的读书人争口气。”那时广西地处偏远，科举向来“瘠土”，
自顺治朝以来，全省只出过两个状元，最近的一个还是乾隆年间的事。父亲去世后，
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母亲把陪嫁的银镯子当了，换了些米粮，却从不让他辍读。
张建勋白天帮着母亲喂猪、挑水，晚上就点着油灯看书。油灯的烟把鼻孔熏得发黑，
他却常常读到后半夜。有一次，油灯里的油烧完了，他就借着窗外的月光，
把《论语》里的篇章一遍遍默写，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十六岁那年，张建勋考中了秀才，
按例可以进县学读书。县学的教谕是个年过花甲的老举人，见他读书刻苦，又肯动脑筋，
便常常把他叫到书房，额外教他些应试的诀窍。“科举文章，讲究‘起承转合’，
但更要言之有物。”老教谕摸着胡子说，“你生在桂林，见惯了山水，
写文章时不妨把山水的灵气融进去，别学那些只会堆砌辞藻的酸腐文人。
”张建勋把这话记在了心里。他读书时，不光读“四书五经”，还常去漓江边散步，
看江水涨落，听渔舟唱晚。有时遇到行脚的商人、砍柴的樵夫，他也会凑上去聊几句，
听他们讲外面的世界。这些见闻，都被他悄悄记在本子上，成了文章里最鲜活的素材。
二十五岁，张建勋第一次赴京赶考。临行前，母亲把攒了半年的鸡蛋卖了，换了二两银子，
塞进他的怀里：“路上小心，考中与否，都要平平安安回来。”他背着简单的行囊，
从桂林坐船到广州，再转乘漕船北上。漕船走得慢，一路走了两个多月，
他在船上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在看书。有一次，船遇到风浪，颠簸得厉害，
他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却不顾船板湿滑，赶紧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擦干上面的水渍。
可这一次，他落榜了。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从头看到尾，都没找到自己的名字。
走出贡院时，天上下着小雨，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看着那些考中的举子被亲友簇拥着，
笑逐颜开，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不敢立刻回家，怕母亲伤心，
就在北京找了个抄书的活计，一边做工，一边继续复习。此后的几年，
张建勋又接连考了五次，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而归。有一次，
他的文章被房考官看中，推荐给主考官，却因为“字迹稍显潦草”，最终没能上榜。那一夜，
他在租住的小屋里，把自己写的文章一遍遍地看，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甚至想过放弃，
回桂林找个私塾教书，安稳度日。可每当想起父亲的遗言，想起母亲期盼的眼神，
他又咬牙坚持了下来。二、京华客居，砥砺初心光绪十七年1891年，
张建勋第六次落榜后，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回家，而是留在了北京。
他在宣武门外租了一间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夏天会开满白色的槐花。
他找了份给人批改文章的差事，挣钱糊口，之余便埋头苦读。租住的院子里，
还住着一个叫李墨卿的举子，比他小五岁，来自江苏苏州。李墨卿出身书香门第，
家里颇有财力，随身带的书都是上好的刻本，写文章时也总爱用些生僻的典故。起初，
两人只是点头之交，后来因为都爱读书，渐渐熟络起来。有一次，李墨卿看到张建勋读的书，
书页都翻得卷了边，有的地方还缺了页，忍不住问：“张兄，你怎么不买些新刻本？
这样的书读起来多费劲。”张建勋笑了笑：“旧书虽破，却能看出前人的批注，
比新刻本更有味道。再说，我手头不宽裕，能有书读就不错了。”李墨卿听了，
有些不好意思，从自己的书箱里挑了几本常用的经书，送给了张建勋：“这些书我都有两套，
你拿着用，不用客气。”张建勋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后来也常常把自己整理的应试心得，
抄录一份送给李墨卿。两人常常在槐树下对坐，一起讨论文章的写法，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过后却又相视一笑，感情越来越深。这一年，北京城里发生了不少事。先是黄河决口，
灾民纷纷涌入京城乞讨；接着又传来消息，北洋水师在威海卫举行操练，
却被洋人嘲笑“船坚炮利，却无实战之力”。这些事，张建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埋头钻研应试文章，而是开始关注时政，常常买些《申报》来看，
了解国家的局势。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报道，广西巡抚在当地推行新政，开办新式学堂，
却遭到守旧派的反对。他想起自己老家那些因为贫困而无法读书的孩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晚上，他在灯下写了一篇文章，谈“教育为本”，主张不仅要重视科举，更要广办学堂，
让更多的人能读书识字。李墨卿看到这篇文章，连连称赞：“张兄，你这文章写得有理有据，
比那些只谈‘仁义道德’的空泛之论强多了！要是主考官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定会眼前一亮。
”张建勋却摇了摇头：“科举文章，讲究‘代圣贤立言’，这样谈论时政的文字，
怕是难入考官的眼。”话虽如此，他却没有停下关注时政的脚步。他知道，
国家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一个读书人，不能只想着考取功名，更要为国家做些实事。
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春节刚过，张建勋就开始收拾行囊，
准备参加这一年的会试。李墨卿也收拾好了东西，两人约好一起去贡院报名。报名那天，
贡院门口人山人海，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络绎不绝。张建勋看着眼前的景象，
心里既紧张又期待。他想起自己七年来的付出，想起母亲的期盼，暗暗在心里说：“这一次，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三、贡院三场，笔定乾坤三月初九，会试正式开始。张建勋提着考篮，
走进了贡院的号房。号房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小床，头顶是低矮的屋檐，
连站起来都要低着头。他放下考篮，先仔细检查了一遍笔墨纸砚，然后坐在椅子上，
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情。第一场考的是“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
题目下来后，张建勋先把题目仔细看了一遍，然后闭上眼睛，在脑子里构思文章的框架。
他想起老教谕说的“言之有物”，又结合自己这些年对时政的思考，
决定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切入，既符合“代圣贤立言”的要求，
又能融入自己的见解。他拿起笔，蘸了蘸墨，开始写起来。笔尖在纸上划过，
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写得很专注，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贡院里点起了灯笼，
昏黄的灯光透过号房的窗户照进来，映在他的脸上。他伸了伸酸痛的手臂，啃了几口冷馒头，
喝了口水，又继续埋头写作。到了半夜，贡院里渐渐安静下来，
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和翻书声。张建勋有些困了，他站起来，
在狭小的号房里来回走动了几步，又用冷水洗了把脸，让自己保持清醒。他知道，
这场考试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容不得半点马虎。第二天中午，第一场考试结束。
张建勋走出号房时，阳光有些刺眼，他揉了揉眼睛，看到李墨卿正在不远处等他。“张兄，
考得怎么样？”李墨卿笑着问。“还行，把该写的都写了。”张建勋说，“你呢？
”“我也差不多，就是那首诗，写得有些仓促。”李墨卿叹了口气。接下来的几天，
张建勋又参加了第二场和第三场考试。第二场考的是“五经”文五篇，
第三场考的是策问五道，涉及经史、时政、军事等方面。策问的题目里，
有一道是关于“如何加强海防”的，张建勋看到这道题，心里很激动。
他想起自己在报纸上看到的关于北洋水师的报道，又结合自己对海防的思考，
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主张“既要购置先进的军舰，也要培养新式的海军人才，
更要改革海防制度，做到上下一心，共御外侮”。三场考试下来，张建勋瘦了一圈，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走出贡院时，他感觉浑身都要散架了，
但心里却很踏实——他已经把自己想说的、能说的，都写在了试卷上。四、金榜题名，
御笔点元会试结束后，张建勋回到了租住的小院，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每天除了看书，
就是在槐树下散步，心里既期待又忐忑。李墨卿也常常来和他聊天，
两人都默契地很少提起考试的事，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结果的在意。半个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