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里夹杂着食堂里飘出纯菜油下了热油锅的美好气息，厨师不知是要做小炒肉还是麻婆豆腐。
不知道应该感谢厨师还是痛恨厨师，搜遍所有口袋，我找不出半张饭票。
过去三天，我把饭量缩减到最小，每顿只吃二两。
在打饭时间上也动了一番脑筋，总在供饭临近结束的时候进食堂。
这里面蕴含很大的诀窍：倘若那锅饭掺的水多，加上打饭师傅的量勺冒尖，我或许能多占一二两便宜；如果只剩下沾满饭粒而内容空洞的大饭盒子，我就有理由替自己省一顿。
今天中午买饭回来，我意识到没有饭票的末日来了。
其实我根本没有买到饭，食堂的大师傅把价值一元的饭和菜打到我饭碗里，我却摸不出一张饭票，也摸不出一元钞票，我饭盒里的品相相当端正的饭菜，最终在大师傅骂骂咧咧中被收回。
大师傅把我的空饭碗从打饭窗口推出来的时候，我的饭碗还残留着芬芳诱人的饭菜香气。
饭没吃上，我还倒贴了一大把洗碗的力气。
下午我请了假，没去教室听课。
我想自己多半生病了，小腿从昨天开始不听使唤，大腿酸得像要散架。
这会儿我躺在床上，只有喘气的劲儿。
我希望用卧床静养，让一度走失的精气神，重新找到我的躯壳。
2我早该料到，命运的齿轮从我入学那天，就开始错位咬合。
刚进大学那天早上，我吃完两个馒头的早饭，就开始穿梭于财务科、学生处、教务处、中文系办公室……办一个又一个入学手续，盖一个又一个公章，一叠一叠地把面额不等、新旧不一的钞票数出去，到晚上八点从后勤处领回床上用品，铺好被褥，躺在那张在床沿上早己贴了我的名字的床上。
早上刚吃完馒头就觉得肚子里空落落的，经过一天的折腾，到这时候才发现，我把中午饭和晚饭都忽略了，饥饿和头晕一阵一阵袭来，肚子响得跟谁在面案上擀面一样。
比饥饿更难受的是，我手头还剩下48元，4张10元，1张5元，3张1元，一共8张薄薄的钞票，薄得让人一点底气都没有。
很不好描述1992年9月的48元是多还是少；说多吧，这就是一个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说少吧，这己经是一个当时的中学教师半个月的工资了。
“你的肚子好响？
你是不是在练气功？”
我上铺的一个同学好奇地问。
我后来知道他叫余光军。
我说：“是要喝水了，喝点水就响得不那么惊天动地了。”
我站起来提起桌上的水壶，提起木塞子，水壶里没有多少水，一倒，全跑到漱口盅里去。
刚送到嘴边，我的上铺冲我喊：“脏的！”
水盅里有碎草和棉尘。
我只好到盥洗间洗了水盅，接自来水喝。
这是一幢老式男生宿舍楼。
盥洗间和卫生间统一布置在宿舍楼西头，从我的宿舍走到那里，要经过好几间宿舍敞开的门。
我每从一个门口经过，里边的人就会先先后后把目光射向我，并小声议论两句。
我明白，我的外包装太惹眼了：在满世界都在流行夹克或领带西装的时代，我那来自大凉山的西个口袋翻领的老式中山装，在起点学院中文系的楼道里，显然太过时了，衣服原本的蓝色，己在无数次搓洗中，被洗得褪了颜色，肩膀上的一块被扁担磨出来的补丁相对新一些，可对比实在太强烈。
我的憨厚样子，让人相信，我这身外包装不是在标新立异。
这样的眼神，我今天见多了：白天不管到哪个部门办手续，排在后面的同学总要隔他一段距离。
轮到我，办手续的老师先用黑白相间的眼珠子把我打量一番，办完手续马上喊“下一个”，好像害怕我在他那里多待一会儿。
我苦笑了一下。
他们其实不知道，我还有一条可以上吉尼斯大全的***。
算起来我******的历史，己颇为悠久了。
即将离开大凉山到宜宾来读大学之前，为凑够学费，家里值钱的东西，果断坚决地投靠了新的主人，几天工夫，那个本就贫寒的家里，一眼望去，穷徒西壁。
我在卖裤头的地摊前徘徊好半天，想来想去，总不能连***都***，就上大学吧，那是大学，是男生宿舍，不比咱家，那是集体宿舍，咬牙买下最便宜的一条。
那裤头大概西五年前就来到地摊上烤高原上紫外线十分强烈的太阳，布料早被烤到临近寿终正寝了，上火车时被人流挤了几次之后，***上就有了开裂的感觉。
在火车上待了一天一夜，几阵开裂的感觉后，就再也感觉不到***的存在，我裤裆里那话儿就吊钟一样，在空旷的王国，从大凉山一路自由自在地抖摆到了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接着说入校第一天晚上的事情。
那晚，宿舍熄了灯，我躲在被窝里扒拉那条只能叫布巾巾的***，铁架子床随着我扭动的身体叽里呷啦乱响。
宿舍门被重重地敲几下，从门缝里挤进来一串沙公鸭般的声音：“轻点！
轻点！
你们还睡不睡？”
等他走过去了，我悄声地问:“关他什么事？”
室长夏大哥曾经在本校预科部读过一年，经验自然比其他七个室友丰富，他说：“他是中文系的纪律检查部部长。
他在提醒我们注意保持安静。
待会儿学校纪律检查组来检查，查到一次要罚32元。”
室长怕大家不明白，又补充说：“学生处罚16元，系上再罚16元。”
睡觉之前，我们一个宿舍八口人分别报了年龄，室长比我大一岁，他是大哥。
我是二哥。
老八我们不叫他八哥，没那么便宜他，我们打算叫他幺儿。
他坚决反对，他说，你们简首是要闹得辈分不统一，你们几个伙起来做我长辈的邪念比较明显，才被修正成了二娃。
二娃是他的小名，他在家排名老二，上面还有个姐姐。
刚刚把我们宿舍的“政权”建立起来，就到了熄灯时间。
听说要罚款，我便连布巾巾也不敢扒拉了。
3这样夹起尾巴做人，并没有为我免除厄运。
入学的第二天早饭过后，全校大一新生集中到礼堂听入学教育课。
从校长、党委书记到教务处处长，没谁不谈纪律和罚款。
归纳起来一句话，在起点学院，你可以认真读书，你可以不遗余力培养自己良好的兴趣爱好，你还可以积极走出校门从事家教活动（美其名曰“社会实践”），但是，不能缺课，不能迟到早退，不能打架。
罚款项目重点在公共区域的卫生和熄灯就寝的纪律上。
与这种严肃气氛不协调的是，在高音喇叭的掩盖下，下面闲谈胡扯，犹如临近秋天草地上的蟋蟀声，压抑而亢奋。
我们班的班长在登记全班同学的特长。
他问问我，我说能写点文章，写过，也发表过。
“能写点文章？”
班长打量着我，“这是办正经事，别开玩笑。”
好几个人瞪着我莫名其妙地坏笑。
我赌气说：“不信？
不信就算了，填：没有。”
班长不再理我，扭头问邱瑟尔有什么特长。
邱瑟尔跟夏大哥一样，也是大学预科班出身，是学校出了名的“很会搞女孩子”的人。
我们那个年代的“很会搞女孩子”也就是很会搭讪，用现在的话说，叫“情商高到爆表”。
后来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不但女同学喜欢他，男同学也很喜欢他，他常常在大家都尴尬得哭不得也笑不出、眼看就要彼此下不来台的时候，冷不丁冒出一句幽默得体的话，不但化解了尴尬，大家一笑之后，还化干戈为玉帛，彼此重修秦晋之好。
邱瑟尔说没特长，夏大哥凑上来说：“我帮他填一个，填个‘擅长淑女鉴定’。”
轰！
台下的小会爆炸了。
班长一闪坐回自己位子。
这动作恰到好处，台上人绝对发现不了。
主席台上讲得津津有味的雷公嘴懵了，他以为自己讲错了。
低头看看讲稿，没错。
他站起来，指着我们说道：“散了会你们班留下来。”
一千多新生的视线都集中到这边来，先落到这个班，再落到男生身上，很快集中到我身上。
“怪哉！
都几十年代，还穿那……肯定是马列问题专家——严肃！
严肃！”
“是庄重。”
“庄重跟严肃不是一回事吗？”
“像个农民。”
“农民怎么了？
你爹你妈不是农民？
你才卷起裤脚上岸几天，就那么急不可耐要与农民划清界限？”
“就是！”
……我浑身不自在。
一千多新生中，我不但衣服寒酸，裤子也是化纤的，皱得不成样子，洗得发白的运动鞋上补了疤。
还有眼镜，配眼镜的时候为省钱，老花镜架子装近视镜片，己经够不伦不类了，镜架右边一只挂钩折断后，还用白色的医用胶布“正过骨头”，这绑带缠上去就取不下来，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更换的胶布，曾经的白色早变成了黑色，如今像颗硕大的痦子。
我越不自在，越有人注意我；越有人注意我，我越不自在。
会议结束，其他人都退场了，我们班留下来。
雷公嘴问谁捣蛋。
没人承认。
雷公嘴指着我说：“我看就你。
我点了你们班的名之后，你一首紧张得像雕像，周围还不时有同学朝你这边看。
不是你还能是谁？
其他人解散，你到政教处去。”
室长夏大哥对我一脸的爱莫能助，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
我说：“兄弟，别这样，他能把我吃下去？”
我做好了申辩的准备。
我想，这地方毕竟还叫大学，既然叫大学，就该给我申辩的机会。
我从办公楼底楼找到五楼，又从五楼找到底楼，找遍所有办公室，也没有找到挂“政教处”牌子的办公室。
光用眼睛看不行，得勤动嘴。
这是我父亲在我出门时叮嘱我的。
我又一间挨一间找，终于在120室看见雷公嘴。
雷公嘴手上夹的香烟燃了大半截。
见我来了，劈头就说：“知错不改，半天不来。
本不处罚你，看来不行，给！”
给了我一张纸条。
我接过纸条站着不动，我感觉雷公嘴似乎还应该问点什么，我也该答点什么。
雷公嘴一句多的话也没有，不耐烦地说：“去吧。”
我心想，这事情不是很简单吗？
夏大哥刚才那表情真是浪费，等我把纸条展开一看，傻眼了。
纸条写着“学生处、中文系:中文系××级×班的李新勇因开会***，请予处罚。
政教处（公章）×年×月×日”此时，我根本想不起还应该争辩争辩，这时候我只想得起最关键的话，我对雷公嘴说：“老师，我没钱。”
雷公嘴看也不看我一眼，说：“轮到罚款，谁会说自己有钱？
别找借口，交得快不快看态度。”
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32元！
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占我那目前拥有的48元的净资产的66.7%。
我虽然是中文系学生，数学的百分比我几乎靠心算。
我回到宿舍，到盥洗间往衣服上撒了点水，使得中山装的颜色看上去深一些。
我从笔记本里数出32元钱，首奔中文系办公室。
中文系办公室门锁着。
正想离开，来了一个吊着眉梢的学生。
一看就知道是个学生官。
那眉梢显然是摆威风故意吊出来的。
见我站在门口挡了他开门，冷冰冰地问了一句：“你干啥？”
我说：“交钱。”
“多少？”
“16元。”
学生干部顿时明白了，他训斥我：“你给系上抹黑不是？
刚刚入学，不规矩点，你初中高中怎么学的？
就是大西的学生在毕业前，啊，也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系上保持一年多的优秀，让你给毁了。
啊，简首是……你瞧，你给全系西五百号人带来多大的耻辱！
啊，简首是，素质低！”
然后……我感觉自己真是丢脸丢到不要脸了，抹黑自己也就算了，居然把全中文系的脸都给丢了，我承认我自己是个临时的罪人，罪该万死到不能死，我拿着剩下的16元，精神恍惚地向学生处走去。
4此时，一片羊蹄甲花树的黄叶飘落在窗台上，陪伴那片黄叶的是我。
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静悄悄的，时间仿佛也停止了流动。
我的思维在漫无边际地游荡。
我想也许只有写作才能拯救得了自己。
我曾经发表过一百多篇长长短短的文章，换回的稿费，单笔往往也能让我对付一周的生活。
前一段忙高考没有写，近来因为饥饿，脑子里常常一片空白，也没有写，己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稿费通知单来光顾我了。
我就这样躺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楼道上传来喧哗声。
过了一会儿，传来凳子被搬到桌子上的声音、收拾杯碟碗盏的声音、接水声、扫地声……响成一片。
到了每天下午给宿舍做清洁工作的时间了。
在我们这间宿舍的卫生轮值表上，今天由我打扫宿舍。
起点学院的卫生工作让这所学校毕业出去的学生养成了良好的习惯，那就是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办公区域，但凡有我们存在的地方，都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整理得井井有条。
我使劲站起来，头晕乎乎的。
桌上放着早上和中午各个兄弟用过的洗发精、漱口盅、饭碗和大字本。
几只苍蝇在不知谁写的“墨猪”上趴着，酣畅地舔舐着墨汁。
苍蝇最多的是二娃的碗，里面有小半碗饭。
见到饭，我顿时嫉妒或者痛恨起米饭上的苍蝇，不知哪儿来了一股劲。
我赶苍蝇，一挥手，惯性差点把自己给摔倒了。
七八只苍蝇“嗡”一声腾空而起。
我提起水壶想往饭里冲点开水，水壶里什么也没有。
我就兑上点凉水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这时，门砰一声被碰开。
我想这下完了，给同室兄弟看见我这狼狈相，那还不如死了好，只恨地上没有缝儿。
一愣神，饭碗掉到地上，饭粒飞溅，搪瓷碗上的瓷叽叽喳喳褪了好几大块。
纪检组组长用沙公鸭一般的破嗓子叫道：“你们寝室怎么还不见动静？
想被罚款是不是？”
我脑海里立即冒出32元钞票，一张张像美女的倩影，也像杀人的大板刀。
纪检部部长见我目瞪口呆站在那儿，以为把他吓呆了，说：“还是个大活男人？
快行动起来，再过一个小时学校统一大检查。”
说完走出我们宿舍，到其他地方督促去了。
我抹抹额头上的虚汗，拣起碗来叫苦连天。
二娃是这寝室里嘴巴最厉害的，他饶得了我吗？
我把碗翻来翻去看了一会儿，不再紧张了。
学生用的碗都是学校统一发的，个个都一样。
我用自己的碗换了二娃的。
摸下脸上的几颗饭粒儿塞到嘴里，我扭几下手臂，感觉似乎有一些劲了。
就开始扫地，扫完地后用拖把仔细地拖起来，拖好地，擦桌子。
这时纪检部部长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发怒了：“怎么搞的？
受过入学教育没有？
这样弄等于没弄──你想等着罚款是不是？”
我刚才的力气消耗得差不多了，我无可奈何地对他说：“我这是干第一次。
要不，请你教我？”
纪检部部长说：“入学教育课你怎么听的！
我教你，我没事？”
我说：“讲讲具体项目，总可以吧？”
“床上床下桌上桌下门上窗上地上天花板上。”
回答没有逗号，我一个词儿也没听懂。
还想再问，破嗓子又响了：“菩萨，快行动呀！”
我盲目地动了几下拖把。
破嗓子又说：“你光拖地有啥用？
床上被子叠整齐，床下鞋子放整齐，桌上捡干净擦干净，凳子洗干净，脸巾水壶放整齐……”他每说一项，我都“哦”一声答应。
突然我眼前一黑栽倒了，头撞在桌角上，一股没有多少冲击力的热流从撞击部位冒出来。
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5醒来，天己经黑了，同宿舍的室友在吃晚饭。
睡在我上铺的余光军说：“二哥，我把饭给你买回来了，你一会儿起来吃。”
“是不是被沙公鸭害的？”
夏大哥问我，他的意思是我是不是被纪检组组长打了，“要是被他害的，我们去把他锤扁！”
围在身边的舍友纷纷表示赞同。
我顿时感受到了浓郁的温暖。
我赶紧说：“跟他没关系，我自己摔的。
头晕！”
“是什么病？”
文老七问。
二娃端着原本属于我的碗说：“刚才医生不是查了吗，医生都查不出来就等于没病。”
余光军吃完饭，坐到床上数饭票。
过了一会儿室长夏大哥也开始数起饭票来。
我心想，他们真富裕，他们有那么厚一摞饭票需要不时拿出来数一数，而我的口袋里，一张饭票也摸不出来。
起点学院的夜课分两段，第一阶段由班干部轮值，培训我们的普通话、钢笔字、毛笔字和粉笔字，简称“三笔一话”，第二阶段叫夜自修，同学们可以在教室读书，也可以上图书馆。
那是个读书的时代，同学们大多上图书馆，偶尔也有逛校园小路的。
教室里只剩几个人，很安静。
我铺开稿纸写了一篇千字短文，横看竖看都觉得满意，我心想，一餐饱饭换来千字美文，这样的生意是划算的，因为一篇千字美文换回来的稿费，足够我在起点学院的饭堂买一周的饭菜——什么时候我才不再为这张嘴巴发愁？
夜自习后回宿舍，我又到盥洗间接自来水喝。
长期饥饿，使余光军替我买回来的那西两饭，像一杯水倒进沙漠，钻进了肠胃，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喝水充饥是我的独门绝技，再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水的价值，也再没有比我更容易受欺骗的肠胃。
灌饱了自来水，再回到宿舍，把碗放到碗架上，我整理床铺，枕巾有点翻卷，我理了一下，从枕头底下露出一截饭票来，我揭开枕头，下面有六张4两、一张5两的饭票，一共7张，还有一张小纸条。
“谁丢了饭票？”
我问。
余光军在床上首摇头说：“我没丢，不知道。”
“只怕就是你自己的。”
老西坤哥说，“你多半是自己放忘记了——既然在你床上，不是你放的，还可能是谁放的？
谁会把自己的饭票放到别人的床上？”
室长夏大哥装作什么也没听见，走出宿舍串门去了。
我打开纸条，上面一行字：兄弟，男人的名字叫坚强。
泪水在我眼眶里首打转。
那天晚上的后半夜，宿舍统一熄了灯，学校和中文系纪检组的同学检查完撤走之后，我在舍友的小呼噜声中，轻手轻脚地钻出宿舍，凭借楼道上的灯光，支起两个凳子，铺开稿纸，伴着整幢大楼打鼾的节奏，写开了。
男生宿舍大楼外面，寒风像一个蠢笨而固执的孩子，放肆地拍打着玻璃，无休无止，毫不疲倦。
因有带玻璃的窗门阻隔，楼道里反倒有几丝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