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华南的气温仍逼近三十度，热浪一阵阵扑打着车站的铁轨。高远提着行李袋，站在站台上望着眼前这辆即将开往西南腹地的绿皮火车。他的手心有点汗，脑子却异常清醒。
“黔州省乌蒙市珙桐县东升乡。”他轻声念了一遍，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给自己壮胆。
列车缓缓启动，车窗外的景色从钢筋水泥变成山丘阡陌。三十多个小时后，车轮终于在一座叫“乌蒙站”的小站停了下来。站台上人烟稀少，偶有几个身穿蓝工装的工人从站台另一头匆匆走过，火车带来的咣当声还未散尽，山风已悄然袭来，带着泥土、苔藓和陈旧烟火味。
乌蒙市没有机场，通往珙桐县还需五小时车程。东升乡，则是珙桐县最偏远的一个山区乡镇，山路多、地势险，车到县里之后，得转一辆老旧的中巴车，再经四十多公里的盘山路才能抵达。
高远坐在车尾，一路晕车，却始终没合眼。他在脑海里不断重复出行前查看的地图、资料——东升乡总人口不到两万人，是典型的“老、少、边、穷”乡镇，主产玉米、马铃薯，基础设施匮乏，1999年全乡财政收入还不足百万元。
而他，是黔州省“三支一扶”计划首批被派驻的大学生之一。高远的选择，令身边所有人都错愕。
“你疯了？”同班的冯骏大笑，“你一个行政管理专业的，跑西部干嘛？写材料的手写田野调查？！”
“回头你要是熬不住打退堂鼓，我第一个不笑你。”实习时机关科长喝着茶杯悠悠说道，“咱说句实在话，基层就那点事，琐碎又累，还不如留在城里考编轻松。”
可他终究还是来了。
东升乡政府，是一座建于八十年代的砖木结构二层楼，门前的铁皮牌匾上几个红字“为人民服务”已经褪色斑驳。山风带着小雨，吹得旗帜咧咧作响。
“小高同志吧？我是雷自强，乡党委书记。”迎接他的是一位约五十岁上下的干部，身材消瘦，头发稀疏，眼神却炯炯有神。
“雷书记您好。”高远一边握手，一边打量着四周的环境：院子里停着一辆已经锈迹斑斑的“北京吉普”，边上一口铁锅架在灶台上，一位身穿军绿色外套的后勤大姐正蹲着烧水。
“这儿条件差，你慢慢适应。”雷书记拍了拍他的肩膀，笑容里带着些无奈，“年轻人来得少，我们都盼着像你这样有文化的大学生留下。”
高远点点头：“放心吧雷书记，我来，是想好好干点实事。”
他被安排住在乡政府招待所二楼，楼道狭窄，地砖松动，晚上还有蚊虫乱飞。隔壁是雷书记的办公室，晚上能听见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摁着计算器敲预算。下楼走几步是食堂，一日三餐都是大锅菜：苞谷饭、腌菜汤、豆腐干。
但高远并未抱怨。
第二天一早，他主动申请跟着乡长胡大平下村走访，前往三十里外的下岔沟村——那里是全乡最偏远、最穷的村庄之一。
“路不好走，咱们要坐摩托。”胡乡长递给他一顶安全帽，笑着补充一句，“摔不得哦。”
泥泞的山路仿佛一条缠绕着群山的肠道，每转一个弯都需要小心翼翼。车子经常陷入坑洼中，颠簸得人五脏六腑翻滚。两个小时后，终于抵达村口。
村里有孩子光着脚在溪边跳石头，有老婆婆提着背篓走在田埂上，看见陌生人都愣了一下。高远记得那个午后，他们走访了一户留守人家，七岁的男孩给弟弟冲米糊，奶奶坐在炕上，咳得几乎直不起身。
“你是大学生？”老太太眼神充满疑惑，随后又露出些许欣喜，“唉，这些年不见年轻人咯，政府也没来几个。”
那一晚回到乡里，高远什么都没说，却在笔记本上写了两页纸：
“他们不是数字，是一个个站在命运尽头的人。有人需要来陪他们往前走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
乡政府的夜晚安静得出奇，雷书记在楼下咳嗽，高远在二楼灯下写材料。大雨将至，远山传来闷雷，像是远处野兽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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