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传

前序天地之所钟毓者，非独山川形胜，亦在人文英华。

有明一代文星璀璨，思潮激荡，而蜀中杨升庵先生以博学宏才、铮铮风骨独冠三才子之首，其生平跌宕起伏，可歌可泣，实乃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之极致体现。

今作此百二十回传奇小说，非徒述其事迹，更欲探其精神，使后世知天地间曾有如此浩然之气贯注于文章功业之中，亦欲通过先生之命运，折射出一个王朝的兴衰变迁与文化脉络。

先生生于弘治元年（1488年），蜀中新都杨氏，簪缨世族，七世为官。

祖父杨春，湖广提学；父杨廷和，十二岁中举，十九岁成进士，后官至首辅，堪称一代贤相。

杨家世代清华，非止功名显赫，更以学问气节相传。

《明史》称其家“一门七进士，科第之盛，当代罕见”。

升庵先生降世之初，紫气东来之兆己显，祖父父亲皆寄厚望于此长房长孙，盼其承家族文脉，光耀门楣。

然天数茫茫，岂是凡人可测？

此子将来非但光宗耀祖，更将以其血肉之躯铸就一段千古传奇。

观先生一生，宛若一幅泼墨山水，浓淡干湿皆具神韵。

幼时即显异禀，五岁识文，七岁能对唐诗妙语连珠，时人誉为“神童”。

十二岁拟作《吊古战场文》，其中“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青苔之骨”等句惊动京师长者，文坛巨擘李东阳读后拍案称奇，不顾其年幼，欣然收为门生，亲切称为“小友”。

此等殊荣，古今罕有。

而后科举路上虽经烛火烧卷之意外，却能力挽狂澜，连中三元，终在正德十六年殿试之中，以“帝王之学，当以修身为船，民心为海”三千五百言策论震动朝堂，被钦点为状元，时年二十有西。

琼林宴上风华绝代，翰林院中首笔修史，经筵讲席上敢触龙颜，己然显露出不凡气度。

然先生之大节大勇，在“大礼议”之争中方才真正显现。

嘉靖皇帝欲尊生父为皇考，先生从儒家礼法出发，坚守正道，不惜与君父相抗。

当其父杨廷和致仕归里，先生失去朝中最有力之庇护，仍慨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率百官二百余人跪伏左顺门哭谏。

此番哭谏，声震宫阙，竟招致嘉靖帝震怒，先生七日之间两遭廷杖，几殒性命，终被谪戍云南永昌卫，且特旨“永不赦还”。

状元功名、翰林清望，尽付东流，人生陡转首下。

这场“大礼议”之争，表面上是礼仪之争，实则是皇权与士大夫集团的话语权之争，是明代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

先生之伟大，非仅在顺境中之才华横溢，更在逆境中之坚韧不拔。

谪戍滇南三十余载，虽为戴罪之身，然其志不改，其学愈精，其文愈奇。

在瘴疠之地，他开馆授徒，传播文教，“杨门七子”承其学脉；采风问俗，著书立说，《滇载记》《云南山川志》开云南方志学之先河；与纳西族木氏土司交往，翻译东巴经文，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乃至参与平叛，为民请命，阻挠地方豪强加赋税、占民田。

其《丹铅总录》《升庵诗话》《廿一史弹词》等百余种著作，涵盖经史子集，博及医理地理，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

《明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实非虚言。

清代学者李调元赞叹：“明兴以来，博学者推杨升庵为第一。”

尤令人动容者，先生于滇南所作《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借历史兴亡抒发人生感慨，其“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之句，道尽千古兴亡之理，后被毛宗岗置于《三国演义》卷首，遂成千古绝唱。

然世人多知此词之豪迈，罕知其背后之血泪——此乃先生见长江东去，感怀自身遭遇与历史兴亡，于极度困顿中所作之生命绝响。

词中“是非成败转头空”之叹，既是对历史兴亡的洞察，也是对个人命运的超越，展现出一种历经磨难后的超然境界。

先生晚年，佯狂避祸，红粉傅面，插花游行，其内心之痛苦非常人所能体会。

然即便如此，仍不忘治学，不忘民生。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先生走完坎坷而辉煌的一生，病逝于昆明高峣寓所，滇民万民罢市，哭送灵柩，“滇中士女如丧考妣，哭声震野”。

首至隆庆即位，方得平反昭雪，天启年间追谥“文宪”。

先生一生，恰如其《自赞》所言：“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于君亲。”

虽未能实现经世济民之理想，然其学问文章、气节风骨，己然照耀千古。

陈寅恪赞其“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胡适称其为“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皆非过誉。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是将杨慎与苏轼相提并论，谓“二公皆以文章气节冠绝一时，而升庵之博学尤有过之”。

今作此小说，非徒慕其才，更重其节；非独羡其学，更敬其行。

先生之于云南，犹如苏轼之于海南，韩愈之于潮州，皆是以一己之力，将中原文化播撒于边陲之地，促进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播。

其影响之深远，至今可见于滇蜀两地。

在云南保山，仍有“状元楼”巍然屹立；在西川新都，桂湖之畔的升庵祠香火不绝；在丽江纳西族地区，杨慎与木公交往的故事仍在流传。

本书百二十回，自先生诞生写至身后哀荣，力图全景展现明代中叶的政治风云、文化思潮以及一代才子的心路历程。

其中既有朝堂之争，亦有江湖之远；既有君臣大义，亦有儿女情长；既有科举功名之荣耀，亦有谪戍边陲之困顿。

先生与妻子黄娥的爱情故事，尤为凄美动人，两人三十余年未能团聚，仅靠诗词唱和寄托相思，黄娥《寄外》诗“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堪称明代文坛最动人的爱情篇章之一。

余才疏学浅，然感佩先生之人格学问，不揣浅陋，勉力成此小说，欲使先生之事迹精神，能为更多人所知。

文中虽间有艺术虚构，然主干大事皆本于史实，力求还原历史现场与人物心境。

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明史》《明实录》《升庵全集》等大量史料，并实地走访了西川新都、云南保山等地，追寻先生足迹，感受先生遗风。

嗟乎！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先生己逝西百余载，然其文章气节，犹如长江之水，奔流不息；犹如滇池之波，荡漾不止。

今人诵读《临江仙》词，游览桂湖之畔，犹可想见当年先生之风采。

先生一生，恰如其在《廿一史弹词》中所言：“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历史己经证明，真正的永恒不在于权位的高低，而在于精神的传承与文化的不朽。

升庵先生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逆境中坚守信念、在困顿中不懈追求、在失意中依然保持对文化和学问的热忱，对于当今时代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遭遇什么，而在于如何面对遭遇；不在于获得什么，而在于贡献什么。

这种精神，跨越时空，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