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数据博弈：信任裂痕初现
我站在窗边，公文包靠腿而立，内袋里的银元己换过位置——昨夜电梯镜影中那抹墨色裙摆的余像仍在脑中未散，但此刻，我不能再以被动姿态承接窥视。
会议桌前，经济司司长周维桢翻着文件，动作缓慢，像在拖延某种不可避免的对峙。
他抬头，语气平缓却带着刻意的疏离：“沈顾问，1940年日元兑中储券的完整汇率曲线，档案室尚未归档，恕难提供。”
我未动。
记忆宫殿悄然开启，1939年《中储券原始发行方案》第17条在意识中浮现：防伪油墨采购预算与横滨正金银行9月汇款记录完全吻合。
昨夜酒窖中毒事件的余波仍在体内回荡，但此刻的危机不再是毒药或袖扣反光，而是数据的真空。
我走向黑板，粉笔划出第一道弧线。
“1939年第三季度，日本大藏省向华中派遣军拨款八百万日元。”
笔尖顿住，转向会议室中央，“同期中储券发行量激增百分之三十七。
数据不在档案里，在逻辑里。”
周维桢眉头微蹙，未出声。
我继续画下第二段曲线，线条陡峭。
“1939年9月23日，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电汇记录显示，一笔三百二十万日元资金转入‘华中振兴会社’账户。”
我转身，首视他，“这笔钱，用于采购防伪油墨。
而贵司上月批准进口的同批次油墨，经手商行名为‘维新贸易’——是你侄子名下企业，注册地在虹口。”
会议室骤然安静。
有人低头翻纸，有人避开视线。
周维桢站起身，动作僵硬，钢笔从口袋滑落，滚至我脚边。
我未弯腰，只用鞋尖轻轻一拨，笔帽朝上，内侧一道微小刻痕在光线下一闪而没——一个“C”字，极细，像是用针尖划出。
他未拾笔，拂袖离席。
陈公博坐在主位，未发一言，但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
那是认可，也是试探。
十分钟后，他的秘书送来一份《货币稳定报告》修订稿，声称己采纳我的模型建议。
我接过，纸张触感熟悉——1940年库存道林纸，纤维略粗，边缘微泛黄。
我翻开第一页，目光落在核心数据栏：“假币流通量控制目标：31.5%”。
我合上报告，搁在桌上。
“秘书先生，”我说，“你改的是数字，还是政权的信用？”
他一怔。
我抽出随身携带的《六法全书》修订本，翻至第84条：“伪造金融数据者，依战时经济管制条例，可处***。”
然后指向报告中的“31.5”——墨迹新鲜，笔压过重，尤其“3”字起笔处有明显覆盖痕迹。
我用指甲轻刮，“2”字残痕显露，底色微蓝。
“你把‘29.9%’改成了‘31.5%’。”
我声音不高，“前者是模型极限值，后者则意味着放弃控制。
谁授意你弱化假币威胁？”
他脸色骤变，猛地抽回报告，撕成两半，转身欲走。
纸片飘落走廊，其中一角边缘锯齿状，像是被手指强行撕裂。
我弯腰拾起，对着光——那纸遇光微泛蓝，与昨夜酒窖中千代雪电报纸的显影油墨相似，但成分更纯，属于内部加密专用。
我将残片收入内袋，未再言语。
中午前，周维桢派下属送来“补全”的汇率数据表，装在牛皮纸信封里，封口盖有经济司火漆印。
我带回资料室，摊开在桌。
数据看似完整，时间序列平滑，波动温和。
但问题正在于此——1940年8月，日军南下作战计划启动，军费调拨频繁，日元汇率不可能如此平稳。
我调出日本《朝日新闻》1940年8月经济版微缩胶片，架上阅读器。
胶片在强光下缓缓滚动，一条条财经消息掠过：横滨正金银行对东南亚汇款激增、军需企业紧急融资、东京证券交易所日元期货异动……我结合记忆宫殿中纳粹军火采购周期模型，推演出当月至少三次汇率剧烈波动。
而周维桢提供的数据，毫无痕迹。
我将推论整理成简报，附上胶片截图，呈报陈公博，并建议：“向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调取原始电汇记录，以验证数据真实性。”
陈公博看完，沉默片刻，点头。
周维桢得知后，匆匆赶来，站在我办公室门口，额角有汗。
“沈顾问，”他语气缓和，近乎劝说，“数据平滑是为了避免市场恐慌。
战时经济，稳定比真实更重要。”
“那假币呢？”
我问，“若数据虚假，模型失效，假币流通量突破三成，谁来承担后果？
是您，还是陈公博？”
他嘴唇动了动，终未反驳，转身离去。
我坐回桌前，取出那张微缩胶片，在强光下再次细看。
胶片边缘有一道指甲划痕，极细，呈弧形，起笔轻，收笔重——与林晚秋手术记录上的笔迹特征完全一致。
她曾以医生身份查阅财政部健康档案，但此刻，她为何会接触日本经济情报？
我将胶片收起，锁入公文包。
窗外，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76号院内，车门开处，一名穿西装的男子下车，手持皮箱，胸前别着横滨正金银行徽章。
我起身，整了整领带。
走廊尽头，秘书撕毁的报告残页仍散落在地。
我走过时，一片纸角被风掀起，蓝光一闪。
我伸手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