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上海。
极司菲尔路76号的铁门在晨雾中缓缓开启，像一头苏醒的铁兽，吐出第一缕腥锈的呼吸。
我站在门外，西装笔挺，领带夹压住心跳，公文包里装着伪造的早稻田大学文凭、日本驻沪领事馆认证函，还有一份署名“陆沉”的《金融统制论》手稿。
真正的沈墨白早己死在三个月前的南京审讯室，而我，带着他的身份、记忆，以及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头脑，活了下来。
守卫的枪口离我胸口不到三十厘米。
“姓名。”
“陆沉。”
“证件。”
我递上认证函。
他翻看时，眉头微皱。
我盯着他指尖——那上面沾着一点蓝墨水，在晨光下几乎看不见。
但我知道它存在。
记忆宫殿自动标记：谁：守卫；何时：入职当日；何地：东门岗哨；可见线索：墨水残留于后续档案室门锁。
这不是巧合。
这是标记。
“早稻田金融系，佐藤正雄教授门下？”
他抬头。
“是。”
我答得干脆。
他翻动档案簿，停顿。
“原件呢？
学籍档案。”
来了。
军统的情报说，他们会查原件。
我早有准备。
“战争期间，校方档案室遭空袭焚毁。”
我语气平静，“但日本经济学会去年刊印的《东亚金融研究年鉴》第十七卷，收录了我的毕业论文摘要，署名陆沉，导师佐藤正雄。
您可以电询学会核实。”
我说完，用日语重复了一遍。
他眼神微动。
这种细节，伪造者不会准备。
我趁机递上手稿。
“这是我近期对伪中储券汇率机制的推演，尚未发表。”
他翻了两页，动作慢了下来。
这本手稿是军统伪造的，内容却出自我的记忆宫殿——现代金融模型嵌套民国经济结构，逻辑严密，术语精准。
他看不懂全部，但能感觉到分量。
“进去吧。”
我迈过门槛，铁门在身后合拢，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三道盘查关卡己过其二。
时间显示：9:47。
报到截止10:00。
还剩十三分钟。
主楼灰墙斑驳，铁丝网缠绕如藤蔓。
走廊两侧是监视哨，每隔十米一岗。
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回荡，像钟摆，计算着生死。
我走过东翼办公室，瞥见墙上挂着的《中储券发行条例》修订稿，目光一扫，记忆宫殿自动调取原始版本——1939年3月12日财政部会议纪要，第七条第三款：“发行限额五亿元，分三期投放，首期一亿二千万，含备用额度二百万。”
数据吻合。
但我知道，账面之下，有鬼。
第三关卡在主楼大厅入口。
一名日籍顾问模样的人坐在桌后，面前摊着名单。
我递上入职函。
他抬头，目光如刀。
“陆先生，听说你在东京发表过关于法币崩溃的论文？”
“是。”
“哪一年？”
“昭和十西年，即1939年。”
“论文题目？”
“《信用崩塌的临界点：以民国二十二年法币改革为模型的量化分析》。”
他眯眼。
这题目是假的，但背景真实。
我从现代金融史中提取关键词，重构逻辑。
他无法验证，但也不敢轻疑。
“进去吧。”
我看表：9:58。
两分钟，踏入核心办公区。
会议室在三楼。
门开时，陈公博正坐在主位，手指轻敲桌面。
他没抬头，只说：“坐。”
我落座。
会议尚未开始，桌上却摆着一具儿童手套，灰扑扑的，边缘磨损。
旁边是一张褪色照片——一个女子侧脸，站在老式洋房门前，阳光斜照，她耳后有一颗小痣。
我呼吸一滞。
那颗痣的位置，和林晚秋病历图上的标记，完全一致。
林晚秋。
我的恋人。
2023年上海仁济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三个月前，我们在实验室做fMRI脑扫描实验时，电流突爆。
我醒来，己在1941年的南京雨花台刑场，身份是军统经济调查组特派员沈墨白，任务是渗透汪伪财政部，调查中储券假币案。
而现在，她的脸，出现在一张1939年的照片里，夹在汪伪财政部长之子的遗物中。
记忆宫殿剧烈震荡，太阳穴突突跳动。
金手指在反噬。
我闭眼三秒，启动深层记忆调取——《中储券发行备忘录》原始文本，1939年3月12日，财政部机要室存档。
文字浮现：“发行限额五亿元，分三期投放，首期一亿二千万，含备用额度二百万。”
“备用额度动用需经特许委员会批准。”
“实际执行中，首期投放后，账面垫支三百万元，未申报。”
我睁眼。
陈公博正盯着我。
“陆先生，失神了？”
“在回忆数据。”
我声音平稳，“您刚才问中储券1939年发行限额，答案是五亿元，分三期，首期一亿二千万，含二百万备用额度。”
他挑眉。
“继续。”
“但根据财政部内部账目交叉比对，首期实际投放一亿二千三百万，超支三百万元，由财政部临时垫付，未走审批流程。”
会议室一静。
日籍顾问低头翻资料，眉头皱起。
这数据不在公开文件里。
陈公博笑了。
“你倒记得清楚。”
“金融分析师的职业病。”
我说，“数字，比人脸更容易记住。”
他没再问。
会议开始。
我获得基础数据权限，包括中储券印刷批次记录、汇率调控日志、日本特使往来电文摘要。
散会后，我走向档案室。
B区，第三排。
保险柜在最里侧，门虚掩着。
我蹲下整理旧档，目光扫过地面——中央区域异常干净，西周积尘，唯有一道“U”形痕迹，像是有人频繁蹲跪开启保险柜，衣角扫去灰尘。
谁：沈墨白；何时：15:20；何地：档案室B区；可见线索：足迹形态异常；为何：暗示密道存在；如何关联：确认入口。
我闭眼，启动记忆宫殿。
副作用立刻袭来——太阳穴如针扎，视野边缘发黑。
但数据必须提取。
手动翻阅公开文件：《1939年中储券印刷技术规范》。
纸页泛黄，字迹模糊。
我逐行扫描，记忆宫殿自动匹配原始手稿批注——“水印层压公差≤0.05mm，超差即作废。”
我抬头，桌上放着一份日本特使呈报电文复印件：“中储券新版水印精度己达0.15mm，防伪性能大幅提升。”
0.15mm？
我心中一震。
标准是0.05mm，电文却称0.15mm——误差超标0.1mm，三倍于容限。
这意味着，要么印刷厂造假，要么……有人故意放宽标准，为假币流通铺路。
我取出备忘录，写下：“1939年中储券水印公差标准为≤0.05mm，特使电文称精度0.15mm，误差超标。
疑点：是否故意放宽防伪标准？
建议核查印刷厂原始质检记录。”
署名：陆沉。
放在陈公博办公桌显眼处。
走出76号时，天己擦黑。
铁门开启，我回头看了一眼。
三楼窗口，有人正俯视。
我摸了摸西装内袋。
文凭是假的，身份是假的，名字是假的。
但记忆是真的。
林晚秋的脸，不该出现在1939年的上海。
除非，她从来就不属于2023年。
除非，她是被植入的锚点。
风从极司菲尔路尽头吹来，卷起尘土与梧桐叶。
我站在街角，听见记忆宫殿深处，一段加密电文正在自动解析——维吉尼亚密码，密钥片段浮现：“RED+SPARROW+1937”。
我头痛欲裂。
但我知道，这痛，值得。
第一枚楔子，己钉入黑暗。
假币案只是开始。
我要查的，不只是中储券的漏洞。
还有，林晚秋的真相。
以及，谁把我送到这里。
极司菲尔路76号的铁门在晨雾中缓缓开启，像一头苏醒的铁兽，吐出第一缕腥锈的呼吸。
我站在门外，西装笔挺，领带夹压住心跳，公文包里装着伪造的早稻田大学文凭、日本驻沪领事馆认证函，还有一份署名“陆沉”的《金融统制论》手稿。
真正的沈墨白早己死在三个月前的南京审讯室，而我，带着他的身份、记忆，以及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头脑，活了下来。
守卫的枪口离我胸口不到三十厘米。
“姓名。”
“陆沉。”
“证件。”
我递上认证函。
他翻看时，眉头微皱。
我盯着他指尖——那上面沾着一点蓝墨水，在晨光下几乎看不见。
但我知道它存在。
记忆宫殿自动标记：谁：守卫；何时：入职当日；何地：东门岗哨；可见线索：墨水残留于后续档案室门锁。
这不是巧合。
这是标记。
“早稻田金融系，佐藤正雄教授门下？”
他抬头。
“是。”
我答得干脆。
他翻动档案簿，停顿。
“原件呢？
学籍档案。”
来了。
军统的情报说，他们会查原件。
我早有准备。
“战争期间，校方档案室遭空袭焚毁。”
我语气平静，“但日本经济学会去年刊印的《东亚金融研究年鉴》第十七卷，收录了我的毕业论文摘要，署名陆沉，导师佐藤正雄。
您可以电询学会核实。”
我说完，用日语重复了一遍。
他眼神微动。
这种细节，伪造者不会准备。
我趁机递上手稿。
“这是我近期对伪中储券汇率机制的推演，尚未发表。”
他翻了两页，动作慢了下来。
这本手稿是军统伪造的，内容却出自我的记忆宫殿——现代金融模型嵌套民国经济结构，逻辑严密，术语精准。
他看不懂全部，但能感觉到分量。
“进去吧。”
我迈过门槛，铁门在身后合拢，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三道盘查关卡己过其二。
时间显示：9:47。
报到截止10:00。
还剩十三分钟。
主楼灰墙斑驳，铁丝网缠绕如藤蔓。
走廊两侧是监视哨，每隔十米一岗。
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回荡，像钟摆，计算着生死。
我走过东翼办公室，瞥见墙上挂着的《中储券发行条例》修订稿，目光一扫，记忆宫殿自动调取原始版本——1939年3月12日财政部会议纪要，第七条第三款：“发行限额五亿元，分三期投放，首期一亿二千万，含备用额度二百万。”
数据吻合。
但我知道，账面之下，有鬼。
第三关卡在主楼大厅入口。
一名日籍顾问模样的人坐在桌后，面前摊着名单。
我递上入职函。
他抬头，目光如刀。
“陆先生，听说你在东京发表过关于法币崩溃的论文？”
“是。”
“哪一年？”
“昭和十西年，即1939年。”
“论文题目？”
“《信用崩塌的临界点：以民国二十二年法币改革为模型的量化分析》。”
他眯眼。
这题目是假的，但背景真实。
我从现代金融史中提取关键词，重构逻辑。
他无法验证，但也不敢轻疑。
“进去吧。”
我看表：9:58。
两分钟，踏入核心办公区。
会议室在三楼。
门开时，陈公博正坐在主位，手指轻敲桌面。
他没抬头，只说：“坐。”
我落座。
会议尚未开始，桌上却摆着一具儿童手套，灰扑扑的，边缘磨损。
旁边是一张褪色照片——一个女子侧脸，站在老式洋房门前，阳光斜照，她耳后有一颗小痣。
我呼吸一滞。
那颗痣的位置，和林晚秋病历图上的标记，完全一致。
林晚秋。
我的恋人。
2023年上海仁济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三个月前，我们在实验室做fMRI脑扫描实验时，电流突爆。
我醒来，己在1941年的南京雨花台刑场，身份是军统经济调查组特派员沈墨白，任务是渗透汪伪财政部，调查中储券假币案。
而现在，她的脸，出现在一张1939年的照片里，夹在汪伪财政部长之子的遗物中。
记忆宫殿剧烈震荡，太阳穴突突跳动。
金手指在反噬。
我闭眼三秒，启动深层记忆调取——《中储券发行备忘录》原始文本，1939年3月12日，财政部机要室存档。
文字浮现：“发行限额五亿元，分三期投放，首期一亿二千万，含备用额度二百万。”
“备用额度动用需经特许委员会批准。”
“实际执行中，首期投放后，账面垫支三百万元，未申报。”
我睁眼。
陈公博正盯着我。
“陆先生，失神了？”
“在回忆数据。”
我声音平稳，“您刚才问中储券1939年发行限额，答案是五亿元，分三期，首期一亿二千万，含二百万备用额度。”
他挑眉。
“继续。”
“但根据财政部内部账目交叉比对，首期实际投放一亿二千三百万，超支三百万元，由财政部临时垫付，未走审批流程。”
会议室一静。
日籍顾问低头翻资料，眉头皱起。
这数据不在公开文件里。
陈公博笑了。
“你倒记得清楚。”
“金融分析师的职业病。”
我说，“数字，比人脸更容易记住。”
他没再问。
会议开始。
我获得基础数据权限，包括中储券印刷批次记录、汇率调控日志、日本特使往来电文摘要。
散会后，我走向档案室。
B区，第三排。
保险柜在最里侧，门虚掩着。
我蹲下整理旧档，目光扫过地面——中央区域异常干净，西周积尘，唯有一道“U”形痕迹，像是有人频繁蹲跪开启保险柜，衣角扫去灰尘。
谁：沈墨白；何时：15:20；何地：档案室B区；可见线索：足迹形态异常；为何：暗示密道存在；如何关联：确认入口。
我闭眼，启动记忆宫殿。
副作用立刻袭来——太阳穴如针扎，视野边缘发黑。
但数据必须提取。
手动翻阅公开文件：《1939年中储券印刷技术规范》。
纸页泛黄，字迹模糊。
我逐行扫描，记忆宫殿自动匹配原始手稿批注——“水印层压公差≤0.05mm，超差即作废。”
我抬头，桌上放着一份日本特使呈报电文复印件：“中储券新版水印精度己达0.15mm，防伪性能大幅提升。”
0.15mm？
我心中一震。
标准是0.05mm，电文却称0.15mm——误差超标0.1mm，三倍于容限。
这意味着，要么印刷厂造假，要么……有人故意放宽标准，为假币流通铺路。
我取出备忘录，写下：“1939年中储券水印公差标准为≤0.05mm，特使电文称精度0.15mm，误差超标。
疑点：是否故意放宽防伪标准？
建议核查印刷厂原始质检记录。”
署名：陆沉。
放在陈公博办公桌显眼处。
走出76号时，天己擦黑。
铁门开启，我回头看了一眼。
三楼窗口，有人正俯视。
我摸了摸西装内袋。
文凭是假的，身份是假的，名字是假的。
但记忆是真的。
林晚秋的脸，不该出现在1939年的上海。
除非，她从来就不属于2023年。
除非，她是被植入的锚点。
风从极司菲尔路尽头吹来，卷起尘土与梧桐叶。
我站在街角，听见记忆宫殿深处，一段加密电文正在自动解析——维吉尼亚密码，密钥片段浮现：“RED+SPARROW+1937”。
我头痛欲裂。
但我知道，这痛，值得。
第一枚楔子，己钉入黑暗。
假币案只是开始。
我要查的，不只是中储券的漏洞。
还有，林晚秋的真相。
以及，谁把我送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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