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噼里啪啦炸响，在冬日干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刺耳，又有点虚张声势。
送葬的队伍不算长，稀稀拉拉的。人们穿着深色的衣服，脸上却没什么悲戚。
走在棺材前头的是她的大儿子建国，捧着遗像，腰板挺得直直的，眼神看着前方，空空的。
几个雇来的帮工抬着那口不算厚的棺材，脚步还算稳当。到了选好的坟地，
离老韩家的祖坟隔着一道田埂，远远的。这是建国和他媳妇的意思。知情的族老们抽着烟，
没说话，算是默许了。仪式简单得很。道士都没请，
就村里一个略懂规矩的老者念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词儿。棺材缓缓往坑里放的时候，
人群里不知是谁，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虽然立刻又憋了回去。接着，
好几处都响起了压抑着的、低低的窃笑声。没人去看建国的脸色。建国低着头，
盯着新翻上来的黄土。卫国呢？根本就没来。说是在外头忙，走不开。躺在棺材里的，
是我的伯娘，韩张氏，张秀英。村里人背地里都叫她“惹不起”。她这一辈子，
就像今天这场葬礼，让人想哭哭不出来，想骂又懒得张嘴，
最后只剩下这哭笑不得的窃窃私语。我最早关于伯娘的清晰记忆，得追溯到八一年底，
刚分田到户那会儿。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新鲜和躁动，人们脸上带着光，走路都带风。
家家户户都像憋足了劲的枯苗，终于等来了可以自己使劲儿的春雨。
爷爷就是在那个节骨眼上没的。老人家辛苦一辈子，刚赶上能喘口气看看好光景的苗头，
就积劳成疾，撒手走了。尸骨未寒，灵堂那冰冷的泥土气息还没散尽，家里就炸了锅。
为的就是爷爷那点辛苦攒下的家底：三间还算齐整的瓦房，一套打了没几年的实木桌椅，
一个樟木箱子，还有不多的一点现钱，用红布包着，藏在爷爷的枕头底下。我爸排行老二，
性格随了爷爷，老实巴交，三棍子打不出个屁。大伯呢，性子软，耳根子更软，没什么主见。
挑头的就是我这个伯娘，张秀英。她那时也就三十出头，个子不高，瘦瘦干干的，
但浑身一股子泼辣劲，眼睛不大，却亮得逼人，一瞪起来，像是两把小锥子。嗓门又尖又亮，
拔高了的时候，能掀翻房顶。“凭什么老大就得吃亏？”她在爷爷的灵堂前就嚷开了，
手指头差点戳到我爸的鼻梁上，“爹在的时候，里里外外，老大出力最多！起早贪黑，
肩膀都磨破了皮！那三间房，就该是我们的！你们小的，年纪轻，往后自己挣家业去！
”我妈在一旁听得气不过，胸口堵得慌，想争辩两句：“嫂子，话不能这么说，
爹的东西……”“什么这么说那么说！”伯娘根本不让我妈说完，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拍着大腿就哭嚎起来，声音扯得又长又响：“哎呦我的爹啊！你死得早啊！你睁眼看看啊！
你刚走就有人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
这日子没法过了啊……我不活了啊……”鼻涕眼泪说来就来，糊了一脸，
也分不清是真伤心还是做戏给旁人看。我那时才七八岁，吓得躲在妈妈身后，
紧紧攥着她的衣角，只看见大伯蹲在门槛外头的阴影里，脑袋埋得低低的，
一个劲地抽着廉价的纸烟，烟雾缭绕，也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他嘴唇嗫嚅了几下，
最终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像个锯了嘴的葫芦。最后，
还是族里几位胡子花白的老人看不过去，出来和稀泥。三间瓦房，大伯家占了两间半，
堂屋和东边两间都归了他们，剩下半间西屋和一个窄窄的过道归我家。
那个樟木箱子和实木桌椅，也被伯娘以“长子长孙要撑门面”为由，强行抬走了。
红布包里的钱，数了数，拢共一百二十块。伯娘一把抓过去，数出四十块塞给我爸，
嘴里还说：“拿着吧，当哥嫂的也不能太计较，这钱够你们置办点东西了。” 那神情，
倒像是她施了多大恩惠似的。我爸闷着头，接过那皱巴巴的四十块钱，手指捏得发白。
我妈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晚上没睡着。分家只是个开始。矛盾在接下来分水田的时候，
爆发得更厉害了。我们那地方，是丘陵地，那时候浇水是天大的事。
水源来自村子南边山坡下的一个大水塘，用石头和泥土垒了一条主水渠，像血管一样，
把水分到各家的田里。伯娘家的田正好在水渠上游，我家的田在最下游。春灌的时候，
日头毒得很，秧苗都渴得耷拉着脑袋。家家都眼巴巴地等着水。伯娘可好，天刚蒙蒙亮，
她就扛着铁锹去了水渠，不是疏通，而是把她家田埂对着水渠的那一面，
扒开一个巨大的口子，那水哗哗地，像脱缰的野马，直往她家田里冲。
她家田埂堵得又高又厚，水漫出来了，沿着田埂流，也不管下游还有十几户人家等着救命水。
我爸看着自家田里干裂的缝，实在没法子，去找大伯商量，说能不能轮流放水，一家放半天，
也好让下游的田都能沾点光。话还没说完，伯娘就叉着腰从屋里冲出来，像只护崽的母鸡，
声音尖利：“水是公家的，流到谁田里就是谁的！先到先得！有本事你也把田置在上游啊！
没那个命就别眼红！”我爸嘴笨，脸憋得通红：“嫂子，不是眼红，
是讲道理……”“讲什么道理？肚子吃饱就是道理！”伯娘打断他，唾沫星子乱飞，
“我家田肥，多用水才能多打粮！你们下游的，少用点水也饿不死！”我妈那天也在田里，
实在气不过，看着伯娘家那快满溢出来的水，再看看自家干得冒烟的田，一股火直冲脑门。
她拎着铁锹就冲过去，要把伯娘扒开的口子堵上。伯娘一看，这还了得，
像头发疯的母老虎一样从田埂上冲下来，一把揪住我妈的头发，另一只手就去抓我妈的脸。
“你敢动我的水！我跟你拼了！”两人瞬间在狭窄的田埂上滚成一团，泥水溅得到处都是，
铁锹也扔在了一边。我妈力气小些，被伯娘压在下面，头发被扯乱了，脸上也划出了血道子。
我和姐姐当时在田边玩，吓得哇哇大哭。周围的邻居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
却没人敢上前拉架。最后还是村里管水的一个老辈人闻讯赶来，厉声呵斥，才把两人分开。
伯娘被拉开时，还不依不饶，一脚把田埂上的泥块踢到我妈身上，然后顺势又坐倒在泥水里，
拍着大腿故技重施：“打死人啦！老二家的要打死我啊！没天理啊！
老韩家娶了个母夜叉啊……”她哭嚎得声嘶力竭，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大伯这才慢吞吞地从远处走过来，脸上讪讪的，把他媳妇从泥水里拉起来，
低声说了句：“回去吧，别闹了。” 然后，就低着头，把人拉走了。留下我妈一个人，
头发散了，衣服破了，脸上带着伤，坐在冰冷的泥地里，无声地掉眼泪，
身子因为气愤和委屈而微微发抖。从那以后，我家田里的水，总是最晚才到，
有时候轮到我家，水都快断了流，秧苗长得也总是蔫蔫的，比别人家矮上一截。每年交公粮，
我家总是最吃力的那几户之一。这水田里的亏，我们吃了好多年。伯娘在村里的名声，
就这么着，像夏天的茅坑，越来越臭，苍蝇都绕着飞。她跟左邻右舍，
几乎没有不红过脸、不吵过架的。东头老李家丢了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怀疑是黄鼠狼叼了，
也只是在自家院子里念叨了几句。不知怎么传到了伯娘耳朵里，她能站在自家门口，
指桑骂槐地骂上小半天，说有些人自家没本事看管好鸡笼子，丢了活该，
还吵得她晌午睡不着觉，缺德带冒烟。西边邻居王婶家的小儿子，才五六岁，不懂事，
看着伯娘家院子里梨树上结的青果子馋得慌，趁没人注意，偷偷爬上了两家之间的矮墙头，
伸着手想去够一个。结果刚爬上去，就被从屋里出来的伯娘逮了个正着。
她不是呵斥孩子下来，也不去找家长告状，
而是转身从厨房拎了半桶准备喂猪的、馊了的泔水，对着墙头上的孩子就泼了过去。
孩子被泼了一身馊臭，吓得魂飞魄散，脚下一滑，从墙头摔了下来，膝盖磕在石头上，
顿时鲜血直流，哇哇大哭。王婶听到哭声跑出来，看到儿子这副惨状，心疼得直掉眼泪，
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伯娘理论：“他还是个孩子！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伯娘把空桶往地上一扔，双手叉腰，振振有词：“孩子？小小年纪就学做贼！
爬墙头偷东西！长大了还得了？我这是替你们老王家管教孩子！让他长点记性！
摔死了也是活该，省得将来祸害乡邻！”王婶的男人是个暴脾气，
闻讯从地里扛着锄头跑回来，看到这情形，眼睛都红了，
抡起锄头就要跟伯娘拼命：“我打死你这个毒妇！
” 幸好被周围闻讯赶来的几个壮实后生死死抱住了。王婶男人气得跳脚大骂，
祖宗八代都骂了出来。伯娘却毫不示弱，跳着脚对骂，什么脏话丑话都往外撂。最后，
这场闹剧在村支书的调解下勉强平息，但从此，我们家和王婶家，
也因为这事彻底成了死对头，见面连话都不说。她对家里人，也是出了名的偏心，
那心都偏到胳肢窝里了。小儿子卫国，那是她的心尖肉，眼珠子，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大儿子建国，就像是路边捡来的，就是她的一个小长工。家里偶尔割点肉，
炒个菜，那几片有限的肉片子，总是精准地夹到卫国的碗里。建国要是多看一眼，
伯娘就会瞪他：“看什么看！你弟弟小，正在长身体！你当哥的不知道让着点？
” 过年做新衣服，卫国总有份，那时候时兴的是的确良的料子。建国呢，
常常是穿我爸或者大伯的旧衣服改的，洗得发白，打着补丁。建国从小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
喂猪砍柴，手脚就没个闲的时候。卫国则可以满村子野，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
常常玩到天黑才回家，一身泥。建国初中刚毕业，伯娘就嚷嚷着家里劳力不够，让他下了学，
跟着大伯一起下地挣工分。卫国呢，
却一直被供着读到了高虽然后来连续考了两年大学都没考上，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家，
但这份殊荣，建国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那时候卫国已经结婚了，
媳妇是邻村的，长得还挺俊俏。他们有了个儿子，小名叫虎子，刚满两岁，虎头虎脑，
正是蹒跚学步、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伯娘带着虎子在院子里玩泥巴。我那年十二岁，
我妈让我去她家送几个刚摘下来的嫩南瓜。我走进院子时，伯娘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
手里拿着一个黄澄澄、水灵灵的鸭梨在吃，那是她昨天赶集时特意买的，算是稀罕零嘴。
虎子蹲在她脚边，看着奶奶吃得香甜，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伸出小脏手，咿咿呀呀地要。
伯娘低头看了孙子一眼，不怎么情愿地掰了一小块，塞到他手里，
自己则继续大口地啃着那个梨，汁水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
虎子三两口就把那小块梨吞了下去，又伸手要。伯娘把手里剩下的梨核举高，
不耐烦地躲开他的手，说：“没了！吃完了！”虎子不干，瘪着小嘴，
眼看金豆子就要掉下来。伯娘眼睛一瞪，声音提高了八度：“哭什么哭！再哭奶奶揍你了！
”虎子被吓住了，抽噎着，但心里委屈，转身就迈着小短腿往院子外面跑，
大概是想着去找妈妈。门槛有点高，小孩没注意，绊了一下，“噗通”一声，
结结实实摔了个嘴啃泥，额头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起了一个青紫色的大包，他愣了一秒，
随即“哇”的一声哭得撕心裂肺。伯娘赶紧扔了梨核，跑过去，不是先查看孩子摔得怎么样，
有没有伤着别处，而是抬头就看见了还站在院子中间、手里拎着南瓜的我。
她立刻像找到了罪魁祸首，指着我尖声骂起来：“死丫头！你没长眼睛啊！怎么看孩子的？
是不是你推的他？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见不得你弟弟家有好事！”我一下子懵了，
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手里的南瓜都觉得烫手：“伯娘，
我没……我没有推他……他自己跑太快摔的……”“还敢顶嘴！不是你是谁？
难不成是我这个做奶奶的推的？”她声音更加尖利，一把抱起哭闹不止的虎子，
一边胡乱拍哄着，一边继续不依不饶地骂我，“小小年纪，心思就这么毒！跟你妈一个德行！
将来肯定也是个祸害！”我百口莫辩，气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一股屈辱感堵在喉咙口。
我把南瓜往地上一放，扭头就跑回了家，委屈得晚饭都没吃。为这事，
我妈后来气冲冲地去找伯娘理论，结果自然又是两个女人一场激烈的争吵，
几乎要把房顶掀翻，最后依旧是不欢而散，两家的关系雪上加霜。伯娘还有个毛病，
就是爱占小便宜，到了令人发指、几乎成瘾的地步。那眼睛，就像我妈说的，自带钩子，
看到什么都想往自己家划拉。那时候，交通不便，物资也相对匮乏，
经常有外乡的卖货郎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走村串乡。担子一头是箩筐，
装着针头线脑、顶针纽扣、火柴肥皂、铅笔橡皮；另一头可能是个木箱子，
装着些颜色鲜艳的糖果、动物饼干、头绳发卡、雪花膏之类稀罕些的东西。货郎一来，
孩子们最高兴，围前围后，女人们也会放下手里的活计，围上去看看有没有需要的。
伯娘是必到的，而且总是挤在最前面。她手里拿着东西，问东问西，价钱、质量、产地，
能磨蹭纠缠半天。有时候，趁货郎转身招呼别人，或者人多手杂的当口，
她那双看似粗糙却异常灵活的手，就会迅速而动，
把个亮晶晶的顶针、一绺红红绿绿的绣花线、几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
神不知鬼不觉地揣进自己宽大的衣兜或者裤袋里。有一回，
一个专门卖头油、雪花膏和蛤蜊油的货郎来了。这些东西对于农村妇女来说，
算是比较奢侈的护肤品了。伯娘挤上去，拿起一瓶雪花膏，拧开盖子，
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嘴里还挑剔着：“这味儿不正，太香了，呛鼻子，
不如上次那个好闻。” 另一只手却像变戏法似的，
悄悄地把旁边一小盒圆圆的、贝壳状的蛤蜊油抹到了袖筒里，动作快得几乎让人看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