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派出所报案，说我们公司的复印机在吃人。接待我的年轻警察皱起了眉头，
记录的手停了一下，抬头看我，
眼神里混合着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又来了个神经病”的无奈。“女士，你说具体点，
复印机怎么……吃人？”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它复印出来的东西，上面会多出一个人影，
一个小孩的影子。而且……而且我儿子说，他晚上能听到那台机器在哭。”警察放下笔，
身体微微后靠，用一种尽量平缓的语气问：“您儿子？他多大了？”“五岁。”我回答。
“所以，是您儿子告诉您，复印机在哭。您自己亲眼见过，或者说……听过吗？”我愣住了。
我没有亲耳听过，但当我深夜加班，独自面对那台老旧机器低沉的运行嗡鸣时，
似乎总能捕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像是小孩抽泣的杂音，混在里面。可我不确定，
那是不是只是机器故障的异响，或者，仅仅是我的错觉。“我……我不确定。”我老实说，
“但是那个人影！警察同志，那个人影是真的！我复印的文件，干干净净，出来的纸上，
角落裡就会多一个模糊的、像小孩子蹲着的身影！一次是巧合，两次是意外，
可这已经连续一个星期了！”我激动地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叠文件，摊在桌面上。
那是我最近经手的一些报表和合同复印件。我指着每一张纸的右下角。“看！这里！这里！
还有这里！”警察凑过来，仔细地看着我指的地方，眉头越皱越紧。“女士，”他抬起头，
眼神里的那点耐心几乎消耗殆尽，“这些地方，除了有一些墨粉不均匀造成的污渍，
我什么也没看到。没有您说的小孩影子。”“怎么可能？！”我夺过文件，
低头看去——果然，那些曾经清晰映在我眼中的小小黑影，此刻在派出所明亮的灯光下，
竟然真的变成了一片片毫无意义的、灰蒙蒙的脏污墨点。它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随处可见，
根本无法让人联想到任何孩子的形状。我的血液仿佛瞬间凉了下去。
“不是的……之前明明很清楚的……”我喃喃自语，
巨大的困惑和一种被孤立、被否定的恐慌攫住了我。警察叹了口气：“女士，
您最近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或者……睡眠不太好？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很难立案。要不，
您先回去休息一下，或者……去看看医生？”他看着我的眼神，已经不再是看一个报案人，
而是在看一个需要帮助的、精神恍惚的病人。那一刻，我知道，他不会相信我了。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指着复印机说它吃人的疯子。
可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尖叫：那台机器一定有问题！它吞掉了什么，正在一点一点地，
吐回这个现实世界。而我的儿子，他是唯一一个，能“听”到那个被吞掉的东西的人。
我拿着那叠“干净”了的文件，失魂落魄地走出派出所。阳光刺眼，我却感觉浑身发冷。
回到公司，我该怎么面对那台机器？今晚，我又该如何向我那五岁的儿子解释，
妈妈没能抓住那个在复印机里哭的“朋友”？而最让我恐惧的是，当我今天早上离开家时，
儿子蹲在客厅角落玩积木，头也不抬地，
用他那种特有的、软糯而清晰的声音对我说：“妈妈，它说……它快要出来了。
”---2：调查与否定我没有听从警察的建议去看医生，而是直接回到了公司。
踏进办公区的那一刻，空调的冷气仿佛带着粘稠的质感，缠绕上来。同事们一如往常地忙碌，
键盘声、电话铃声、低语声交织，一切都显得正常得过分，反而透出一种虚假。
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投向走廊尽头那间独立的复印间。门关着，像一只闭着的、沉默的嘴。
“小悦，早上的报表复印好了吗？”部门主管李姐走过来，语气平常地问道。
我的心猛地一跳，强作镇定：“还……还没，李姐。复印机好像有点问题，我正要去看看。
”李姐挑了挑眉，没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尽快哈，总部催得急。
你最近脸色不太好，别太累了。”她的关心在我听来别有深意。
我是不是真的看起来像个疯子？我深吸一口气，走向复印间。推开门，
里面熟悉的墨粉和纸张气味扑面而来，那台老旧的复合机静静地蹲在角落，指示灯熄灭着，
像在沉睡。我打开灯，日光灯管闪烁了两下，才不情愿地亮起，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我拿起一叠待印的空白A4纸，手有些抖。深呼吸，将纸放入送纸器，按下电源键。
机器发出低沉的预热声，指示灯开始闪烁。我设定了十份复印，按下开始键。机器运作起来，
发出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声响。一张张白纸被吞入，又带着墨迹被吐出。
我紧紧盯着出纸口。第一张，干净。第二张，干净。……第五张，出来了。
我的呼吸骤然停止。在那张纸的右下角，一个清晰的、蜷缩着的孩童黑影印在那里！
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清晰，甚至能模糊分辨出头顶的发旋和抱膝的轮廓！它还在！
一股混杂着恐惧和“果然如此”的激动冲上头顶。我一把抓过那张纸，转身冲回办公区，
几乎是小跑着来到李姐的工位旁。“李姐！你看！就是这个！我没骗人！你看啊！
”我把那张纸几乎是戳到她眼前，声音因为激动而尖锐。李姐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
扶了扶眼镜，接过纸张，对着光仔细看了半晌，又用手指抹了抹那个黑影。“小悦，
”她放下纸，表情是毫不掩饰的困惑和一丝不悦，“你到底想让我看什么？
这不就是一块墨粉污渍吗？可能是硒鼓老化或者漏粉了。这台机器确实该换换了。
”“不是污渍！是个人影！一个小孩！”我急得快哭出来。周围的同事被我的声音吸引，
纷纷投来目光。那些目光里有关切，有好奇，但更多的是疑惑和疏离。李姐叹了口气，
语气缓和下来，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定论：“小悦，你真的需要休息了。这样吧，
我给你放半天假，你现在就去医院看看，检查一下身体，好不好？工作上的事不用担心，
我让别人接手。”她的话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她不是在商量，而是在通知。
在她们眼里，我已经不是一个可靠的员工，而是一个需要被处理掉的“问题”。
没有人相信我。我拿着那张在我眼中清晰无比、在他人看来只是污渍的复印纸，僵在原地。
同事们的目光像细密的针，扎在我身上。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幼儿园老师打来的。
一种更加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我。我颤抖着接起电话。“喂？是林晓女士吗？
您能来幼儿园一趟吗？乐乐我儿子他……他有点不对劲。”“他怎么了？
”我的声音干涩。“他……他把班上所有的白色蜡笔都折断了，然后用黑色的蜡笔，
在所有的画纸上，反复涂鸦同一个奇怪的图案……我们问他画的是什么，
他说……”老师的声音带着迟疑和恐惧，“他说，是复印机里那个小朋友的脸。
他还说……那个小朋友，快要没有地方呆了。
”---3：理性的诊断与内心的裂隙我带着儿子乐乐从幼儿园回家，他的小手紧紧攥着我，
一路沉默。他折断了所有白色蜡笔，用黑色涂满了一张又一张纸，
那些扭曲的、被老师称为“脸”的黑色色块，此刻正躺在我的包里，像一块块灼热的炭。
李姐强制安排的“休假”成了事实。第二天，在丈夫他因紧急项目出差在外，
电话里语气担忧却遥远的催促和李姐隐晦的压力下，我预约了一位心理医生。
诊室温暖明亮，与外面阴沉的天气形成反差。周医生看起来很温和，四十多岁，
戴着金丝边眼镜，声音平稳得像一条没有波澜的河。
我艰难地复述了最近发生的一切：复印机上的人影，儿子的异常，警察和同事的不信任。
我甚至拿出了那张“有影子”的复印纸和乐乐画的“脸”。周医生仔细地听着，
看着那些“证据”，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问了许多问题：我的睡眠很差，多梦易醒，
饮食没胃口，工作压力很大，最近在竞标一个关键项目，以及家庭情况。“林女士，
据你所说，你的儿子乐乐是五岁。在他之前……你是否还有过其他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