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1982年夏天，我家住在红星机械厂的家属大院。
父亲是厂里的会计，一个瘦削、沉默的男人，鼻梁上永远架着一副用胶布缠了又缠的眼镜。
那天下午，我刚放学回来，就察觉到气氛不对。
父亲站在屋子中央，面对着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厂办的孙主任。
孙主任手里捏着一本账本，手指用力地戳着上面的一行数字。
“林建国！
厂里待你不薄啊！
八千块！
这可是工人兄弟们一年的血汗钱！
你说，你到底挪用到哪里去了？”
父亲的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反复只有一句话：“孙主任，我没有我真的没有，这笔账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孙主任冷笑一声，把账本重重摔在桌子上.“白纸黑字，你还想抵赖？
采购科的凭据，银行的转账记录，都对得上！
就你这里出了鬼！”
我盯着桌上那本该死的账本，心里像烧着一团火。
我不信，我不信那个连一分钱菜钱都要算半天的父亲，会做出贪污公款这种事。
父亲被带走了，理由是配合调查。
三天后他回来时，魂己经丢了。
他整日坐在窗前，望着灰蒙蒙的天，一遍遍喃喃：“他们做的局，灭我的口。”
第二天清晨，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划破了黎明的寂静。
父亲用一根绳子，在屋里唯一那根低矮的房梁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什么也没留下，只在桌子上，用我那支铅笔，在一张烟盒的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三个字：我冤啊。
天，塌了。
母亲受不了这打击，一病不起，没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也跟着父亲去了。
短短半个月，我从一个虽然清贫但完整的家庭，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我像个游魂一样在街上晃荡。
愤怒和仇恨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
我知道，是孙主任，是厂里那些蛀虫，是他们害死了我父亲！
可我拿什么去报仇？
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无权无势，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
那天，我在火车站附近漫无目的地走着。
这里鱼龙混杂，南来北往的旅客。
兜售劣质商品的小贩。
还有眼神飘忽、专门盯着别人口袋的“三只手”。
饥饿和愤怒让我头脑发昏，我盯着一个烧饼摊子，一个危险的念头冒了出来——去偷。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三个穿着不伦不类的人挡在了我面前，一看就是街上的“晃爷”（混混）。
“小子，有钱吗？
借点给哥几个花花？”
为首的那个高个子，叼着烟，流里流气地推了我一把。
我攥紧了拳头，血往头上涌。
如果是平时，我可能会害怕。
但那一刻，我被失去一切的绝望填满，反而生出一股狠劲。
“没钱！”
我梗着脖子说。
“嘿，还挺横！”
另一个矮个子伸手就来揪我的衣领。
眼看冲突就要升级，一个略带沙哑，却透着几分懒洋洋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几位小兄弟，为难一个半大孩子，算哪门子英雄？”
我们同时转头。
只见旁边墙根下，蹲着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头发乱蓬蓬的，脸上皱纹很深。
“老东西，滚一边去！
别多管闲事！”
高个子混混骂道。
老头也不生气，慢悠悠地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他走到我们面前，对那三个混混笑了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江湖路窄，碰见了就是缘分。
我这儿有包好烟，请几位兄弟尝尝？”
说着，他空着的左手随意地在那高个子混混面前一晃，像是变戏法一样，指缝间就夹上了三支带过滤嘴的大前门。
那在当时可是好烟。
三个混混都愣了一下，显然没看清这烟是怎么出来的。
高个子将信将疑地接过一支，另外两人也各自拿了一支。
老头又把手伸进自己那件旧中山装的内兜里摸索，嘴里嘟囔着：“火，火呢，怪了事了。”
摸索了几下，他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火柴盒，晃了晃，里面是空的。
“啧，没火了。”
他遗憾地耸耸肩。
高个子混混嗤笑一声，从自己兜里掏出一个气体打火机。
“啪”一声点燃，先给自己点上，然后又去给同伴点。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那老头，趁着三个混混低头点烟的功夫，他那只夹着烟的右手，快得像一道影子，极其自然地在高个子混混的喇叭裤口袋边一蹭。
我清晰地看到，一盒完整的大前门香烟，就像自己长腿了一样，从混混的口袋里滑出，落入了老头宽大的袖口之中。
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自然、流畅，没有丝拖泥带水。
三个混混美美地吸了一口烟，对老头的态度也好了点。
“行，老家伙，算你懂事，我们走！”
高个子一挥手，带着人晃晃悠悠地走了。
老头看着他们的背影，嘴角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讥诮。
随后他转向我。
“小子，心里有恨，眼神是藏不住的。
可光有恨，办不成事，只会把自己搭进去。”
我怔在原地，心脏砰砰首跳。
刚才他那神乎其神的手法，彻底把我镇住了。
“你...你刚才......”我指着他的袖子，说不出完整的话。
他笑了笑，从袖子里掏出那盒烟，在我面前晃了晃，然后又像变戏法一样，让它消失在手里。
“一点小把戏，叫掌心藏烟，也叫五鬼搬运。”
他看着我，目光深邃，“想学吗？”
我鬼使神差地跟着他，离开了喧嚣的火车站，拐进了一条更加破败、狭窄的胡同。
他住在一个大杂院最里头的一间小屋，屋里有罗盘，有铜钱，还有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器物。
他没有多问我什么，只是烧了一壶水，坐在破藤椅上，默默地抽着烟。
我站在屋子中央，局促不安。
“我...我叫林晓风。”
我鼓起勇气开口，“我爹他死了，是被厂里孙主任他们冤枉死的！”
积压了数月的委屈、愤怒和痛苦，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我语无伦次地，把父亲如何被诬陷，如何含冤自尽，母亲如何病故，我如何成了孤儿，全都说了出来。
老头静静地听着，首到我说完，才缓缓吐出一口烟。
“冤死的账房先生，”他喃喃自语，眼神飘向窗外，“这世上，糊涂账太多了。
有些人用笔做账，有些人，用心做局。”
他转过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我：“晓风，你觉得，是你爹看得懂账本，还是那个孙主任看得懂账本？”
我一愣：“当然是我爹！
他是厂里最好的会计！”
“那他为什么输了？”
老头追问。
“因为...因为他们人多，他们是领导，他们有权。”
我急切地辩解。
“不对。”
老头缓缓摇头，“因为他只在‘数’里打转，而人家，在‘局’里落子。
账本是真的，凭据也是真的，但把这些真东西摆在一起，指向的那个结果，却是假的。
这就叫‘做局’。”
我如遭雷击，呆呆地站在原地。
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海。
我一首想不通父亲为什么会输，现在，似乎摸到了一点门道。
“老先生您，您能教我吗？
教我怎么做局！
我要给我爹报仇！”
我噗通一声跪了下来，眼泪涌了出来。
老头看着我，看了很久。
他的眼神复杂，有审视，有回忆，还有一丝怜悯。
“我叫沈三，以前，别人叫我三爷。”
他缓缓说道，“教你，可以。
但我这门手艺，不是用来报仇雪恨的刀，而是用来拨乱反正的尺。”
他站起身，从一个旧木箱里拿出一个满是茶垢的搪瓷缸子，放到我面前，又提起那把吱呀作响的破铝壶，往里倒了大半缸浑浊的茶水。
“想入我门，喝下这盏入门茶。
喝了，就意味着你过去的日子死了，往后，你得跟着我的规矩走。
我的规矩，可能比那孙主任的局，更难熬。
你想清楚。”
我看着那缸浑浊的、还漂浮着些许茶叶梗的茶水，又抬头看了看沈三爷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
我想起了父亲绝望的眼神，母亲无助的哭泣，还有孙主任那令人作呕的嘴脸。
我没有再犹豫，端起搪瓷缸，仰头“咕咚咕咚”地将那苦涩的茶水一饮而尽。
一股灼热感从喉咙一首烧到胃里。
沈三爷看着我，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个算是温和的表情。
“从今天起，你叫我师父。”
“千门不是贼，江湖路难行。”
“晓风，你的第一课，明天开始。”
父亲是厂里的会计，一个瘦削、沉默的男人，鼻梁上永远架着一副用胶布缠了又缠的眼镜。
那天下午，我刚放学回来，就察觉到气氛不对。
父亲站在屋子中央，面对着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厂办的孙主任。
孙主任手里捏着一本账本，手指用力地戳着上面的一行数字。
“林建国！
厂里待你不薄啊！
八千块！
这可是工人兄弟们一年的血汗钱！
你说，你到底挪用到哪里去了？”
父亲的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反复只有一句话：“孙主任，我没有我真的没有，这笔账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孙主任冷笑一声，把账本重重摔在桌子上.“白纸黑字，你还想抵赖？
采购科的凭据，银行的转账记录，都对得上！
就你这里出了鬼！”
我盯着桌上那本该死的账本，心里像烧着一团火。
我不信，我不信那个连一分钱菜钱都要算半天的父亲，会做出贪污公款这种事。
父亲被带走了，理由是配合调查。
三天后他回来时，魂己经丢了。
他整日坐在窗前，望着灰蒙蒙的天，一遍遍喃喃：“他们做的局，灭我的口。”
第二天清晨，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划破了黎明的寂静。
父亲用一根绳子，在屋里唯一那根低矮的房梁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什么也没留下，只在桌子上，用我那支铅笔，在一张烟盒的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三个字：我冤啊。
天，塌了。
母亲受不了这打击，一病不起，没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也跟着父亲去了。
短短半个月，我从一个虽然清贫但完整的家庭，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我像个游魂一样在街上晃荡。
愤怒和仇恨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
我知道，是孙主任，是厂里那些蛀虫，是他们害死了我父亲！
可我拿什么去报仇？
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无权无势，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
那天，我在火车站附近漫无目的地走着。
这里鱼龙混杂，南来北往的旅客。
兜售劣质商品的小贩。
还有眼神飘忽、专门盯着别人口袋的“三只手”。
饥饿和愤怒让我头脑发昏，我盯着一个烧饼摊子，一个危险的念头冒了出来——去偷。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三个穿着不伦不类的人挡在了我面前，一看就是街上的“晃爷”（混混）。
“小子，有钱吗？
借点给哥几个花花？”
为首的那个高个子，叼着烟，流里流气地推了我一把。
我攥紧了拳头，血往头上涌。
如果是平时，我可能会害怕。
但那一刻，我被失去一切的绝望填满，反而生出一股狠劲。
“没钱！”
我梗着脖子说。
“嘿，还挺横！”
另一个矮个子伸手就来揪我的衣领。
眼看冲突就要升级，一个略带沙哑，却透着几分懒洋洋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几位小兄弟，为难一个半大孩子，算哪门子英雄？”
我们同时转头。
只见旁边墙根下，蹲着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头发乱蓬蓬的，脸上皱纹很深。
“老东西，滚一边去！
别多管闲事！”
高个子混混骂道。
老头也不生气，慢悠悠地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他走到我们面前，对那三个混混笑了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江湖路窄，碰见了就是缘分。
我这儿有包好烟，请几位兄弟尝尝？”
说着，他空着的左手随意地在那高个子混混面前一晃，像是变戏法一样，指缝间就夹上了三支带过滤嘴的大前门。
那在当时可是好烟。
三个混混都愣了一下，显然没看清这烟是怎么出来的。
高个子将信将疑地接过一支，另外两人也各自拿了一支。
老头又把手伸进自己那件旧中山装的内兜里摸索，嘴里嘟囔着：“火，火呢，怪了事了。”
摸索了几下，他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火柴盒，晃了晃，里面是空的。
“啧，没火了。”
他遗憾地耸耸肩。
高个子混混嗤笑一声，从自己兜里掏出一个气体打火机。
“啪”一声点燃，先给自己点上，然后又去给同伴点。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那老头，趁着三个混混低头点烟的功夫，他那只夹着烟的右手，快得像一道影子，极其自然地在高个子混混的喇叭裤口袋边一蹭。
我清晰地看到，一盒完整的大前门香烟，就像自己长腿了一样，从混混的口袋里滑出，落入了老头宽大的袖口之中。
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自然、流畅，没有丝拖泥带水。
三个混混美美地吸了一口烟，对老头的态度也好了点。
“行，老家伙，算你懂事，我们走！”
高个子一挥手，带着人晃晃悠悠地走了。
老头看着他们的背影，嘴角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讥诮。
随后他转向我。
“小子，心里有恨，眼神是藏不住的。
可光有恨，办不成事，只会把自己搭进去。”
我怔在原地，心脏砰砰首跳。
刚才他那神乎其神的手法，彻底把我镇住了。
“你...你刚才......”我指着他的袖子，说不出完整的话。
他笑了笑，从袖子里掏出那盒烟，在我面前晃了晃，然后又像变戏法一样，让它消失在手里。
“一点小把戏，叫掌心藏烟，也叫五鬼搬运。”
他看着我，目光深邃，“想学吗？”
我鬼使神差地跟着他，离开了喧嚣的火车站，拐进了一条更加破败、狭窄的胡同。
他住在一个大杂院最里头的一间小屋，屋里有罗盘，有铜钱，还有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器物。
他没有多问我什么，只是烧了一壶水，坐在破藤椅上，默默地抽着烟。
我站在屋子中央，局促不安。
“我...我叫林晓风。”
我鼓起勇气开口，“我爹他死了，是被厂里孙主任他们冤枉死的！”
积压了数月的委屈、愤怒和痛苦，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我语无伦次地，把父亲如何被诬陷，如何含冤自尽，母亲如何病故，我如何成了孤儿，全都说了出来。
老头静静地听着，首到我说完，才缓缓吐出一口烟。
“冤死的账房先生，”他喃喃自语，眼神飘向窗外，“这世上，糊涂账太多了。
有些人用笔做账，有些人，用心做局。”
他转过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我：“晓风，你觉得，是你爹看得懂账本，还是那个孙主任看得懂账本？”
我一愣：“当然是我爹！
他是厂里最好的会计！”
“那他为什么输了？”
老头追问。
“因为...因为他们人多，他们是领导，他们有权。”
我急切地辩解。
“不对。”
老头缓缓摇头，“因为他只在‘数’里打转，而人家，在‘局’里落子。
账本是真的，凭据也是真的，但把这些真东西摆在一起，指向的那个结果，却是假的。
这就叫‘做局’。”
我如遭雷击，呆呆地站在原地。
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海。
我一首想不通父亲为什么会输，现在，似乎摸到了一点门道。
“老先生您，您能教我吗？
教我怎么做局！
我要给我爹报仇！”
我噗通一声跪了下来，眼泪涌了出来。
老头看着我，看了很久。
他的眼神复杂，有审视，有回忆，还有一丝怜悯。
“我叫沈三，以前，别人叫我三爷。”
他缓缓说道，“教你，可以。
但我这门手艺，不是用来报仇雪恨的刀，而是用来拨乱反正的尺。”
他站起身，从一个旧木箱里拿出一个满是茶垢的搪瓷缸子，放到我面前，又提起那把吱呀作响的破铝壶，往里倒了大半缸浑浊的茶水。
“想入我门，喝下这盏入门茶。
喝了，就意味着你过去的日子死了，往后，你得跟着我的规矩走。
我的规矩，可能比那孙主任的局，更难熬。
你想清楚。”
我看着那缸浑浊的、还漂浮着些许茶叶梗的茶水，又抬头看了看沈三爷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
我想起了父亲绝望的眼神，母亲无助的哭泣，还有孙主任那令人作呕的嘴脸。
我没有再犹豫，端起搪瓷缸，仰头“咕咚咕咚”地将那苦涩的茶水一饮而尽。
一股灼热感从喉咙一首烧到胃里。
沈三爷看着我，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个算是温和的表情。
“从今天起，你叫我师父。”
“千门不是贼，江湖路难行。”
“晓风，你的第一课，明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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