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夏天，湿热粘稠，像一块捂馊了的旧毛巾，糊在人的口鼻上。
我蹲在荷花池批发市场我那间不大的档口里，正和几个从郊县来的老主顾结账。
计算器敲的噼啪响，空气里混杂着化纤布料的味道、隔壁档口正在吃饭，饭菜的油腻气，还有一股……一股若有似无的、干燥的玉米须味儿。
就是这味儿。
像根细小的针，冷不丁扎了我一下。
心口猛地一缩，计算机按错了数。
“周老板，数不对吧？”
一个老主顾探过头来问。
我回过神，手指有点僵。
“哦，对不住，热迷糊了。”
赶紧重新算。
脸上堆着笑，嘴里说着“下次多送您两条围巾”的场面话，心里头那片沉甸甸的玉米地，却又被这股风掀开了盖子，湿冷的土腥气扑面而来。
那片玉米地，不在西川，在河南。
很远，很平。
平得一眼望不到边，只有望不到头的玉米秆子，绿得发黑，密得透不过风。
它们在我梦里长了根，三十多年了，拔不掉。
我叫周晓梅。
这是我后改的名字，我原来叫周小妹，这名字，是我爸妈取的。
1970年冬天，生在我们川北那个山坳坳里的周家湾，打从我落地的第一声哭嚎起，到后来跌跌撞撞跑出山沟沟，人人只叫我——小妹。
“小妹，回来吃饭喽！”
“小妹，把猪草背篓递过来！”
“小妹，莫跑远喽，小心沟！”
这名字像粘在我身上的胎记，甩不脱。
爸妈取的，图的就是个贱名好养活。
我是家里老幺，排在最末。
上头有个大哥，叫建国；两个姐姐，大的叫晓芳，二的……唉，二姐叫晓丽。
晓丽这名字，在家里提得少，像灶膛里没烧透的炭，闷着，一碰就有灰簌簌往下掉。
她没活下来，在我出生前两年，一场急病，人就没了。
那年头人命贱，不值钱，能活下来的都是能耐。
这事，我是后来从邻家婶子闲话里，从妈妈偶尔发愣的眼神里，一点点拼凑出来的。
家里原本该有三朵花，晓丽那朵，早早被风吹散了，连个根儿都没留下。
我是1970年冬天来的。
听妈妈说，那年冬天冷得很，风刮得邪乎，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
腊月里的一天，天阴沉得像锅底灰，我就急吼吼地要出来看这世界。
爸爸蹲在堂屋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锅子里的火明明灭灭，映着他愁苦又带着点期盼的脸。
接生婆是邻村的张婆婆，忙活了半宿，最后把我裹在一条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旧棉布里，抱出来给爸爸看。
“是个女娃！
周老西，你家又添了件‘小棉袄’！”
张婆婆嗓门洪亮，带着山里人特有的那种热乎劲儿，好像能驱散屋外的寒气。
爸爸凑近了看，黑红的脸上挤出一点笑，伸出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脸，又赶紧缩回去，怕硌着我似的。
“女娃也好，女娃也好……”他喃喃着，声音有点哑，“就叫‘小妹儿’吧。
贱名儿，压得住。”
我就这样成了周家的“小妹”。
家里穷，是那种石头缝里抠食吃的穷。
几间竹篱笆和黄泥夯的土坯房，顶上盖着茅草，年深日久，黑黢黢的。
屋前一小块巴掌大的院坝，屋后是陡峭的山坡。
几块薄田挂在半山腰，春种秋收，汗水摔八瓣儿，也未必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灶屋里，常年飘着红薯和玉米糊糊的味道，稀得能照见人影。
肉那是年节里才敢想一想的稀罕物。
可穷归穷，家里的那份暖和气儿，却像灶膛里捂着的火种，始终没灭过。
爸爸叫周福根，是个闷葫芦，话少得可怜，力气却大得像头牛。
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天擦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
他很少抱我，但每次从集上回来，哪怕只换回一小块麦芽糖，也必定掰下指甲盖大的一点点，偷偷塞进我手心。
那一点点甜，能在嘴里化开好久好久，是童年最金贵的滋味。
妈妈叫王秀英，性子比爸爸活泛些，手脚也麻利。
一大家子的吃穿缝补，屋里屋外，都靠她那双停不下来的手操持。
她总把我带在身边，下地时用背篓背着我，我在她背后晃荡，看天看云，看妈妈汗湿的后颈；做饭时，我就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帮她递个柴火，火光把我的小脸映得通红，也把妈妈忙碌的身影拉得好长。
妈妈看我的眼神，总是软软的，带着怜惜。
后来我才琢磨出那怜惜的滋味，里面大概掺着对早夭的二姐的想念，也掺着对我这“小妹”能否平安长大的忧虑。
大哥周建国那时己经是个半大小子了，在村里念小学。
他性子像爸爸，有点木讷，但对我这个幺妹，却有着笨拙的疼爱。
放学路上，他会钻进林子，给我掏鸟蛋，摘野果子。
有一次，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小把爆得喷香的玉米花，自己一颗没舍得吃，全揣在兜里带回来给我。
那玉米粒又香又甜，是我吃过最好的零嘴。
他看着我像小松鼠一样咯嘣咯嘣地吃，咧着嘴笑，露出两颗有点豁的门牙。
不过长大以后我再也没吃过玉米了。
大姐周晓芳，比我大好几岁，己经能帮妈妈干不少活了。
她性子泼辣，手脚也快，有点小管家婆的架势。
她总嫌我碍手碍脚，却也总在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把我拎过去帮她择菜，或者塞给我一个烤得焦香的红薯，嘴里还嘟囔着：“小妹，就在这儿坐着吃，别乱跑，掉沟里我可不管你！”
可当我真被门槛绊倒，摔个嘴啃泥哇哇大哭时，第一个冲过来把我拎起来，拍打着我身上灰土，又气又心疼骂我“笨死算了”的，也总是她。
日子就像门前那条绕山的小溪，清贫，却也按着它的节奏，不紧不慢地流着。
春天，山坡上开满不知名的野花，紫的、黄的、白的，我和邻家的娃儿们在花丛里疯跑，追蝴蝶，逮蚂蚱。
夏天，知了在树上没命地叫，溪水变得清凉，我们光着脚丫子在浅水里扑腾，摸石头底下的小螃蟹。
秋天，山上的野果子熟了，毛栗子、八月瓜，成了我们解馋的宝贝。
冬天最难熬，寒风呼呼地往屋里灌，我们一家子就围在烧得旺旺的火塘边，妈妈纳着永远纳不完的鞋底，爸爸闷头编着竹筐箩篼，大哥写作业，大姐帮着妈妈搓麻线。
火光跳跃着，映着一张张被生活磨砺却依然温情的脸。
我最小，常常倚在妈妈身边，听着柴火噼啪的轻响，眼皮打架，昏昏欲睡。
妈妈身上有股好闻的、混合着柴火和皂角的气息，那是安全感的味道。
关于二姐晓丽，家里几乎不提。
她的存在，像一个被刻意藏起来的旧疤。
只有一次，我翻箱倒柜找东西玩，在一个破旧木箱的最底层，摸到一个硬硬的小布包。
好奇地打开，里面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但明显小得不能再小的红布褂子，颜色褪得厉害，还有一双小小的、没纳完底的虎头鞋，针脚细密。
我举着跑出去问妈妈：“妈妈，这是谁的？
好小！”
妈妈正在灶台边搅着一锅糊糊，看见我手里的东西，脸色一下子变了。
她放下勺子，几步走过来，一把从我手里夺过去，动作快得有些慌乱。
她把那布包紧紧攥在手里，指节都泛了白，眼神首首地盯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嘴唇抿得紧紧的，好半天没说话。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锅里的糊糊咕嘟咕嘟冒着泡。
“妈妈？”
我怯生生地又叫了一声。
妈妈这才像惊醒过来，深深吸了口气，把那个布包飞快地塞回箱底，用力合上箱盖，发出“哐”一声闷响。
她转过身，眼圈有点红，却对我挤出一个很难看的笑，声音哑哑的：“小妹乖，莫乱翻东西……那是……那是你二姐的。”
“二姐？”
我那时还太小，对“二姐”的概念模糊得很。
“嗯。”
妈妈蹲下来，粗糙的手掌胡乱抹了把我的脸，那力道有点重，蹭得我脸皮生疼。
“她……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不回来了。”
妈妈的声音很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这衣服太小了，你穿不上。
以后……莫去翻那个箱子了。”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只觉得妈妈的手在抖，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沉甸甸的东西，比冬天的山还要沉重。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晓丽”这个名字背后，藏着巨大的、无声的悲伤。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去翻过那个箱子，也再没问起过二姐。
那个褪色的红布褂子和未完成的虎头鞋，连同妈妈那一刻的眼神，像一枚冰冷的钉子，悄悄楔进了我混沌的童年记忆里。
家里人都疼我，尤其是爸妈。
也许是因为前面夭折了一个女儿，也许是因为我最小，那份疼爱里总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补偿和担忧。
家里难得煮个鸡蛋，妈妈总是偷偷塞给我，看着我小口小口吃完，她自己就着咸菜喝稀粥。
爸爸去赶集，哪怕只卖了几把山货，换回几尺粗布，也必定要给我扯上二尺红头绳。
哥哥姐姐们也习惯了把最好的那份留给我。
在周家湾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我像一株被全家小心翼翼护着的幼苗，虽然土地贫瘠，但遮风挡雨的力气，他们一分也没吝啬过。
所以哪怕在这样清贫的家里长大，也压不住我骄傲的性子。
我就在这厚实的爱里，磕磕绊绊地长着。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像爸妈一样，在这山坳坳里生根、发芽、结果，再老去。
我那时还太年幼，不知道命运的风早己在看不见的地方打着旋儿，更不知道“小妹”这个寄托了爸妈卑微祈愿的贱名，并没有真正压住什么。
命运这盘磨，才刚刚开始转动它的第一圈。
我蹲在荷花池批发市场我那间不大的档口里，正和几个从郊县来的老主顾结账。
计算器敲的噼啪响，空气里混杂着化纤布料的味道、隔壁档口正在吃饭，饭菜的油腻气，还有一股……一股若有似无的、干燥的玉米须味儿。
就是这味儿。
像根细小的针，冷不丁扎了我一下。
心口猛地一缩，计算机按错了数。
“周老板，数不对吧？”
一个老主顾探过头来问。
我回过神，手指有点僵。
“哦，对不住，热迷糊了。”
赶紧重新算。
脸上堆着笑，嘴里说着“下次多送您两条围巾”的场面话，心里头那片沉甸甸的玉米地，却又被这股风掀开了盖子，湿冷的土腥气扑面而来。
那片玉米地，不在西川，在河南。
很远，很平。
平得一眼望不到边，只有望不到头的玉米秆子，绿得发黑，密得透不过风。
它们在我梦里长了根，三十多年了，拔不掉。
我叫周晓梅。
这是我后改的名字，我原来叫周小妹，这名字，是我爸妈取的。
1970年冬天，生在我们川北那个山坳坳里的周家湾，打从我落地的第一声哭嚎起，到后来跌跌撞撞跑出山沟沟，人人只叫我——小妹。
“小妹，回来吃饭喽！”
“小妹，把猪草背篓递过来！”
“小妹，莫跑远喽，小心沟！”
这名字像粘在我身上的胎记，甩不脱。
爸妈取的，图的就是个贱名好养活。
我是家里老幺，排在最末。
上头有个大哥，叫建国；两个姐姐，大的叫晓芳，二的……唉，二姐叫晓丽。
晓丽这名字，在家里提得少，像灶膛里没烧透的炭，闷着，一碰就有灰簌簌往下掉。
她没活下来，在我出生前两年，一场急病，人就没了。
那年头人命贱，不值钱，能活下来的都是能耐。
这事，我是后来从邻家婶子闲话里，从妈妈偶尔发愣的眼神里，一点点拼凑出来的。
家里原本该有三朵花，晓丽那朵，早早被风吹散了，连个根儿都没留下。
我是1970年冬天来的。
听妈妈说，那年冬天冷得很，风刮得邪乎，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
腊月里的一天，天阴沉得像锅底灰，我就急吼吼地要出来看这世界。
爸爸蹲在堂屋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锅子里的火明明灭灭，映着他愁苦又带着点期盼的脸。
接生婆是邻村的张婆婆，忙活了半宿，最后把我裹在一条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旧棉布里，抱出来给爸爸看。
“是个女娃！
周老西，你家又添了件‘小棉袄’！”
张婆婆嗓门洪亮，带着山里人特有的那种热乎劲儿，好像能驱散屋外的寒气。
爸爸凑近了看，黑红的脸上挤出一点笑，伸出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脸，又赶紧缩回去，怕硌着我似的。
“女娃也好，女娃也好……”他喃喃着，声音有点哑，“就叫‘小妹儿’吧。
贱名儿，压得住。”
我就这样成了周家的“小妹”。
家里穷，是那种石头缝里抠食吃的穷。
几间竹篱笆和黄泥夯的土坯房，顶上盖着茅草，年深日久，黑黢黢的。
屋前一小块巴掌大的院坝，屋后是陡峭的山坡。
几块薄田挂在半山腰，春种秋收，汗水摔八瓣儿，也未必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灶屋里，常年飘着红薯和玉米糊糊的味道，稀得能照见人影。
肉那是年节里才敢想一想的稀罕物。
可穷归穷，家里的那份暖和气儿，却像灶膛里捂着的火种，始终没灭过。
爸爸叫周福根，是个闷葫芦，话少得可怜，力气却大得像头牛。
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天擦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
他很少抱我，但每次从集上回来，哪怕只换回一小块麦芽糖，也必定掰下指甲盖大的一点点，偷偷塞进我手心。
那一点点甜，能在嘴里化开好久好久，是童年最金贵的滋味。
妈妈叫王秀英，性子比爸爸活泛些，手脚也麻利。
一大家子的吃穿缝补，屋里屋外，都靠她那双停不下来的手操持。
她总把我带在身边，下地时用背篓背着我，我在她背后晃荡，看天看云，看妈妈汗湿的后颈；做饭时，我就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帮她递个柴火，火光把我的小脸映得通红，也把妈妈忙碌的身影拉得好长。
妈妈看我的眼神，总是软软的，带着怜惜。
后来我才琢磨出那怜惜的滋味，里面大概掺着对早夭的二姐的想念，也掺着对我这“小妹”能否平安长大的忧虑。
大哥周建国那时己经是个半大小子了，在村里念小学。
他性子像爸爸，有点木讷，但对我这个幺妹，却有着笨拙的疼爱。
放学路上，他会钻进林子，给我掏鸟蛋，摘野果子。
有一次，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小把爆得喷香的玉米花，自己一颗没舍得吃，全揣在兜里带回来给我。
那玉米粒又香又甜，是我吃过最好的零嘴。
他看着我像小松鼠一样咯嘣咯嘣地吃，咧着嘴笑，露出两颗有点豁的门牙。
不过长大以后我再也没吃过玉米了。
大姐周晓芳，比我大好几岁，己经能帮妈妈干不少活了。
她性子泼辣，手脚也快，有点小管家婆的架势。
她总嫌我碍手碍脚，却也总在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把我拎过去帮她择菜，或者塞给我一个烤得焦香的红薯，嘴里还嘟囔着：“小妹，就在这儿坐着吃，别乱跑，掉沟里我可不管你！”
可当我真被门槛绊倒，摔个嘴啃泥哇哇大哭时，第一个冲过来把我拎起来，拍打着我身上灰土，又气又心疼骂我“笨死算了”的，也总是她。
日子就像门前那条绕山的小溪，清贫，却也按着它的节奏，不紧不慢地流着。
春天，山坡上开满不知名的野花，紫的、黄的、白的，我和邻家的娃儿们在花丛里疯跑，追蝴蝶，逮蚂蚱。
夏天，知了在树上没命地叫，溪水变得清凉，我们光着脚丫子在浅水里扑腾，摸石头底下的小螃蟹。
秋天，山上的野果子熟了，毛栗子、八月瓜，成了我们解馋的宝贝。
冬天最难熬，寒风呼呼地往屋里灌，我们一家子就围在烧得旺旺的火塘边，妈妈纳着永远纳不完的鞋底，爸爸闷头编着竹筐箩篼，大哥写作业，大姐帮着妈妈搓麻线。
火光跳跃着，映着一张张被生活磨砺却依然温情的脸。
我最小，常常倚在妈妈身边，听着柴火噼啪的轻响，眼皮打架，昏昏欲睡。
妈妈身上有股好闻的、混合着柴火和皂角的气息，那是安全感的味道。
关于二姐晓丽，家里几乎不提。
她的存在，像一个被刻意藏起来的旧疤。
只有一次，我翻箱倒柜找东西玩，在一个破旧木箱的最底层，摸到一个硬硬的小布包。
好奇地打开，里面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但明显小得不能再小的红布褂子，颜色褪得厉害，还有一双小小的、没纳完底的虎头鞋，针脚细密。
我举着跑出去问妈妈：“妈妈，这是谁的？
好小！”
妈妈正在灶台边搅着一锅糊糊，看见我手里的东西，脸色一下子变了。
她放下勺子，几步走过来，一把从我手里夺过去，动作快得有些慌乱。
她把那布包紧紧攥在手里，指节都泛了白，眼神首首地盯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嘴唇抿得紧紧的，好半天没说话。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锅里的糊糊咕嘟咕嘟冒着泡。
“妈妈？”
我怯生生地又叫了一声。
妈妈这才像惊醒过来，深深吸了口气，把那个布包飞快地塞回箱底，用力合上箱盖，发出“哐”一声闷响。
她转过身，眼圈有点红，却对我挤出一个很难看的笑，声音哑哑的：“小妹乖，莫乱翻东西……那是……那是你二姐的。”
“二姐？”
我那时还太小，对“二姐”的概念模糊得很。
“嗯。”
妈妈蹲下来，粗糙的手掌胡乱抹了把我的脸，那力道有点重，蹭得我脸皮生疼。
“她……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不回来了。”
妈妈的声音很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这衣服太小了，你穿不上。
以后……莫去翻那个箱子了。”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只觉得妈妈的手在抖，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沉甸甸的东西，比冬天的山还要沉重。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晓丽”这个名字背后，藏着巨大的、无声的悲伤。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去翻过那个箱子，也再没问起过二姐。
那个褪色的红布褂子和未完成的虎头鞋，连同妈妈那一刻的眼神，像一枚冰冷的钉子，悄悄楔进了我混沌的童年记忆里。
家里人都疼我，尤其是爸妈。
也许是因为前面夭折了一个女儿，也许是因为我最小，那份疼爱里总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补偿和担忧。
家里难得煮个鸡蛋，妈妈总是偷偷塞给我，看着我小口小口吃完，她自己就着咸菜喝稀粥。
爸爸去赶集，哪怕只卖了几把山货，换回几尺粗布，也必定要给我扯上二尺红头绳。
哥哥姐姐们也习惯了把最好的那份留给我。
在周家湾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我像一株被全家小心翼翼护着的幼苗，虽然土地贫瘠，但遮风挡雨的力气，他们一分也没吝啬过。
所以哪怕在这样清贫的家里长大，也压不住我骄傲的性子。
我就在这厚实的爱里，磕磕绊绊地长着。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像爸妈一样，在这山坳坳里生根、发芽、结果，再老去。
我那时还太年幼，不知道命运的风早己在看不见的地方打着旋儿，更不知道“小妹”这个寄托了爸妈卑微祈愿的贱名，并没有真正压住什么。
命运这盘磨，才刚刚开始转动它的第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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