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丁克是一场豪赌。
其实不对。
豪赌至少还有赢面，而丁克赌的是对方永远不会变。
人心不是**，是沼泽。
我不过是那个当年太相信地图，忘了带绳索的旅人。
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的契约像一枚被放进真空柜的银戒，不会氧化，不会变形。
那年我二十五，他二十七。
那是北京暮春的最后一周，杨絮像一场柔软的雪，从三里屯一路飘到东四。我们起了个大早，挤上地铁六号线，在车窗里看见自己的倒影——我穿一件白色亚麻衬衫，袖口沾了咖啡渍；他套着藏青色卫衣，帽子边缘磨得发白。两个人都没化妆、没刮胡子，像两个急着赶去上课的大学生，而不是去领结婚证的成年人。
地铁呼啦啦穿过地下隧道，阳光偶尔从缝隙里漏进来，在我们脸上打出一格一格的光斑。我把头靠在他肩上，小声说：“以后要是你后悔了，我们就把戒指熔掉，做成两只汤匙，谁也别想再戴。”
他笑得眼睛弯弯，像两条桥：“傻瓜，我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小孩哭闹。我们只要把日子过成游乐园，只收门票，不放游客进来。”
说完，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早上七点去胖妹面庄打包的豌杂面。我们坐在地铁座位上，头碰头地吃，辣油滴在塑料袋上，红油花像一簇簇小烟火。邻座阿姨皱眉，我们却笑得更大声。那是我们最擅长的合谋——在众目睽睽里做两个不合时宜的小孩。
出了朝阳门地铁站，还要走七百米。路边有家花店，门口堆着一把一把的向日葵。他忽然停住，问老板要了一支最矮的——那支花茎被剪得太短，花盘却大得夸张，像一颗执拗的小太阳。他把花塞进我手里，说：“待会儿拍照用，红色背景布太丑，需要一点黄。”
北京那天出奇地热，民政局门口排着长队。有人抱着熟睡的孩子，有人被父母押着，脸上写满不情愿。我们排在倒数第三对，前面是一对白发老人，手里拿着1969年的结婚证，来补领新证。老太太穿红绸旗袍，耳坠晃成两滴血。她说：“当年我们没拍结婚照，今天补一张，等死了挂在灵堂。”说完自己先咯咯笑，老头子用拐杖轻轻敲她鞋尖：“呸，乌鸦嘴。”
我突然有点鼻酸，转头看他。他正低头在便签本上画速写日记：队尾的大叔、打瞌睡的小孩、抱着向日葵的我。他的笔尖刷刷走线，睫毛在眼下投出两道毛茸茸的影子。我问他：“以后我们老了，还会一起来吗？”
他头也没抬：“当然。到时候我要穿那件印着‘宇宙第一倔老头’的T恤，你要涂大红口红，我们把向日葵换成油菜花。”
拍照的时候，摄影师让我们靠近一点，说“再近一点”。我闻到他衣领上的洗衣粉味，混合着地铁里残留的辣油味，像一场刚刚开始的夏天。快门按下，闪光灯一亮，我心里“咚”地一声，像有什么东西落袋为安。
钢印“咔嚓”一声盖在红色小本本上，工作人员递给我们，说：“恭喜，百年好合。”我想哭，又觉得太俗；想笑，又怕显得不够庄重。结果是他先红了眼眶，背过身去擤鼻涕，肩膀一耸一耸。我假装没看见，把向日葵塞进他后颈的卫衣帽子里，绒毛沾了花粉，金粉粉的。
出了民政局，我们站在台阶上，阳光像一桶融化的黄油淋下来。我说：“要不要去买菜？今天庆祝。”
他摇头：“今天不做饭，去花光所有钱。”
于是我们坐地铁去了崇文门的新世界百货，在地下一层的超市推了一辆巨大购物车，像两个第一次拿到零花钱的暴发户。我们把进口矿泉水、黄桃罐头、三文鱼刺身、榴莲千层、气泡酒、草莓味避孕套……所有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统统扫进车里。收银员扫条码扫到手软，最后打出一张一米多长的小票。他折成纸飞机，在停车场逆风放飞，飞机撞到路灯杆，“啪”地一声掉下来，像一场失败的私奔。
傍晚，我们回到东四环租的四十平米小开间。我把向日葵插在玻璃瓶里，才发现花茎太短，只能斜靠在瓶口，像个打瞌睡的小胖子。他煮了最后一包辛拉面，加了两片芝士，我们头碰头蹲在茶几旁吃。汤面上浮着一层橘红色的油，倒映出两张被辣得通红的脸。
夜里，我们把那两张淡蓝色卡纸的誓词贴在冰箱门上，用磁铁压好。磁铁是他去年在镰仓买的，一只冲浪的柴犬。冰箱嗡嗡响，誓词纸轻轻颤动，像两只振翅欲飞的鸟。
临睡前，他忽然问：“如果以后我们吵架，会不会有人拿‘没有孩子’当武器？”
我困得眼皮打架，却还是伸手捂住他的嘴：“不会。我们写进合同里——谁提离婚，谁就去环球影城扮小黄人，一天不许摘头套。”
他笑出声，胸腔震动，像一台小马达。黑暗里，我摸到他的左手，无名指根处微微发烫，仿佛那里已经提前长出一只看不见的戒指。
关灯前最后一秒，我瞥见窗台上的向日葵。夜里没有光，它却像记住了白天的太阳，固执地朝着窗帘的方向探头。我缩进他怀里，听见自己说：
“那就说好了，游乐园只收门票，不放游客。”
他嗯了一声，尾音拖得老长，像给这句话系上了一个死结。
那是我最后一次相信，真空柜里的银戒真的不会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