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生锈的闹钟林小满第三次把扫码枪怼到薯片袋上时，
收银台的铁皮抽屉又发出“咔嗒”一声轻响。那是台用了十年的旧收银机，
抽屉滑轨早磨秃了，每次开合都像在喘粗气。她低头看了眼腕表——晚上九点四十五分，
距离下班还有十五分钟。超市玻璃门外，深秋的风卷着落叶打旋，
把“特价鸡蛋”的海报吹得哗哗响。最后一位顾客拎着塑料袋走出去时，
保安老张隔着货架喊：“小满，锁门了啊。”“来了。”她应着，
指尖在收银系统上敲下“结束营业”。屏幕暗下去的瞬间，
墙角的旧挂钟突然“铛”地敲了十下，震得她肩膀一抖。那钟是超市老板从旧货市场淘来的，
指针总比实际时间慢半小时，却没人舍得扔——老板说，“慢半拍，日子才过得稳当”。
换好外套走出超市，冷风吹得她缩起脖子。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母亲发来的视频请求。
林小满靠在路灯杆上接起，屏幕里立刻跳出母亲裹着厚围巾的脸：“今天发工资了没？
你弟下个月结婚，彩礼还差两万呢。”“妈，”她呵出一团白气，“这个月绩效被扣了，
只发了三千二。”“扣了？又扣了？”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你就不能机灵点？
跟你说过多少回，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搭话，上次那个偷牙膏的老太太，你非得当众拦着，
现在好了吧？”小满把冻得发红的手指塞进袖口：“知道了。”“知道有什么用？
”母亲的声音透过听筒刺过来，“你弟这婚要是黄了，我跟你爸就没脸在村里待了。
你爸今天去山上摘野核桃，摔了一跤，现在还躺在床上……”“他怎么样？
”小满猛地攥紧手机，指节泛白。“能怎么样？没钱去医院，就在家躺着呗。”母亲顿了顿，
语气软了些，“小满，妈知道你难，但你弟就这一次……”“我想想办法。”小满打断她，
挂电话时，听见听筒那头传来父亲压抑的咳嗽声。她站在超市门口的台阶上，
望着对面巷口那盏昏黄的路灯。巷子里藏着一排老房子，最深处的那家挂着块褪色的木牌，
上面用红漆写着“陈记钟表铺”。三个月前，她路过时看见铺子里亮着灯，
一个老头正趴在柜台上修表，放大镜卡在鼻梁上，像只专注的老蜜蜂。现在那盏灯还亮着。
小满咬了咬下唇，转身走进巷子。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黑，两侧的墙根处长着青苔，
空气里飘着一股旧木头和机油混合的味道。钟表铺的门虚掩着，玻璃柜台上摆着几十只钟表，
有的指针停在三点十七分，有的在“咔哒咔哒”地追赶时间。“老人家。”她推开门时，
老头正用镊子夹着一枚齿轮，手背上的青筋像老树根一样盘虬。陈望抬起头，
放大镜滑到鼻尖：“买表？”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像是被钟表的齿轮磨过。“不是，
”小满从帆布包里掏出个东西，“您能修这个吗？”那是个巴掌大的闹钟，
塑料外壳黄得发脆，指针卡在十二点零三分，背面的电池仓锈得粘成一团。
这是她十岁生日时，父亲用三斤核桃换的——那时父亲还没瘫在炕上，
还会扛着她在田埂上跑，笑声比闹钟还响。陈望接过闹钟，翻来覆去看了看：“零件锈死了，
修起来费劲。”“多少钱都行。”小满的声音有点发紧，“我……我急着用。”老头没抬头，
从抽屉里摸出螺丝刀：“明天这个点来取。”“能快点吗？”小满的指甲掐进掌心，
“我后天要带它回老家。”陈望顿了顿，抬眼打量她。眼前的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帆布鞋的鞋边开了胶，眼里却亮得很，像被阳光照到的玻璃碴。
他指了指墙角的小板凳：“坐着等吧。”第二章：齿轮与核桃修闹钟比陈望想的更麻烦。
他用酒精泡了半小时电池仓，锈迹才勉强剥落，里面的弹簧已经断成两截。
他从一个标着“废弃零件”的铁盒里翻找，终于找到枚尺寸差不多的黄铜弹簧，捏在手里时，
指尖微微发颤——十年前，他的手抖得没这么厉害。“您修表多少年了？
”小满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把齿轮一个个拆下来，排列得像列队的士兵。“四十年。
”陈望往齿轮上抹着机油，“从十八岁进钟表厂，到现在。”“那您一定很懂时间吧？
”老头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菊花：“时间哪需要懂？它就像这齿轮，转着转着，
该卡壳的总会卡壳，该咬合的总会遇上。”他顿了顿，“你这闹钟，是有念想？
”小满的手指绞着帆布包的带子：“我爸……他以前总说，这闹钟走得准，就像日子，
只要不停，总会好起来的。”陈望没接话，把修好的弹簧装回去，又用镊子夹起分针。
台灯的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映出头顶一小块秃斑。小满突然发现，
他的左手小指缺了一截，断口处结着厚厚的茧。“您的手……”“哦，
”陈望瞥了眼自己的手，像说别人的事，“三十年前，厂里车床出故障，卷进去半根手指。
”他放下镊子，往茶杯里续了点热水，“那时候我儿子刚上小学，总哭着要我给他修玩具车。
后来他长大了，说我满手机油味，丢人。”小满没说话。她想起自己十七岁那年，
父亲背着一筐红薯去镇上卖，换了件印着小熊的棉袄给她。她嫌棉袄土气，塞进衣柜最底层，
直到去年回家，才在母亲翻出来的旧物里看见——棉袄的领口磨出了毛边，针脚歪歪扭扭，
像父亲笨拙的爱。“咔哒。”陈望把最后一个齿轮装回去，拧上后盖，“试试。
”小满按了按闹铃键，清脆的“叮铃”声突然响起，像颗小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
她的眼眶一下子热了，赶紧别过头，假装看玻璃柜里的表。“多少钱？
”陈望摆摆手：“不值当要钱。”“那怎么行。”小满掏出钱包，
里面只有三张皱巴巴的十块，“我就这些了，不够的话……”“够了。
”老头从抽屉里抽出个牛皮纸信封，塞进她手里，“这个也拿着。”信封里是一沓零钱，
最大的面额是二十，还有几张五块、一块的，加起来正好两千。小满愣住了：“我不能要。
”“不是给你的。”陈望重新拿起放大镜，声音轻得像叹息，“是给那只闹钟的。
它走了这么多年，该换身新衣裳了。”他顿了顿，“你爸……需要的话，让他好好治病。
”小满捏着信封，指腹触到那些带着体温的零钱，
突然想起超市收银台的抽屉——每次她偷偷把自己的硬币塞进顾客的找零里时，
抽屉总会发出一声满足的轻响。“谢谢您。”她把闹钟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团温暖的光，
“我会还您的。”“不用还。”陈望的目光落在柜台上的一张照片上，
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学士服，笑得比阳光还刺眼，“要是真想还，就帮我个忙。
”他从玻璃柜里拿出个相框，
里面是张泛黄的黑白照：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站在钟表厂门口，
手里举着一块刚修好的怀表，嘴角扬得很高。“这是我徒弟，叫李建国，三十年前走丢了。
”陈望的手指轻轻拂过照片，“他总说，要开家比我大十倍的钟表铺。你要是在别处看到他，
告诉他，我这铺子还留着他的位置。”小满把照片看了又看，郑重地点头：“我记住了。
”第三章：转动的指针回老家的大巴车晃悠了六个小时。小满抱着闹钟坐在靠窗的位置，
看着窗外的白杨树从稀疏变成茂密——越靠近村子，树越高，风里的味道越熟悉，
混着秸秆和炊烟的香。车到站时，母亲正蹲在路边啃红薯，看见她下车，
赶紧把红薯塞进兜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钱凑够了？”“嗯。”小满把信封递过去，
“先带爸去医院。”母亲数钱时，手指抖得厉害，
数到第三遍才抬头：“这钱……”“我攒的。”小满避开母亲的目光，把闹钟放在行李上，
“爸看到这个，肯定高兴。”家里的土坯房还是老样子，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麦秸。
父亲躺在里屋的炕上，盖着打了补丁的棉被，听见动静，费力地转过头：“小满回来了？
”他的声音像漏风的风箱，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爸，你看我带啥了。
”小满把闹钟放在炕头，拧上发条。“叮铃铃”的响声里，父亲的眼睛突然亮了，
像蒙尘的星星被擦了擦。“这……这是……”“您以前给我买的闹钟，修好了。
”小满帮他掖了掖被角，“医生说您得去县里住院，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父亲的嘴唇动了动，眼泪顺着眼角的皱纹滑进枕头：“爸没用……让你受委屈了。
”“不委屈。”小满握住他的手，那只手曾经能扛起一百斤的麻袋，现在瘦得只剩下骨头，
“等您好了，还教我种玉米。”母亲在门口抹了把脸，
进来时眼睛红红的：“我去叫你王叔套车，明天一早就去县里。”那天晚上，
小满躺在自己的旧床上，听着炕头的闹钟“咔哒咔哒”地走。窗外的月光落在墙上，
照出她小时候画的身高线，最高的那条停在一米五——那是她离开家的那年，
以为到了城里就能长到一米六，就能把父母接去住楼房。可现在她还是只有一米五八，
还在超市里对着收银机发呆，连父亲的医药费都要靠一个陌生老头帮忙。凌晨三点，
闹钟突然响了。小满爬起来关掉它，却再也睡不着。她摸出手机，
通讯录里有个名字叫“张哥”，是超市的供货商，上个月在仓库卸货时，
偷偷塞给她一张名片：“想挣钱的话，打这个电话。”她盯着那个号码看了三分钟，
按下了拨号键。第四章：走快的表张哥说的“挣钱”，是帮他往超市的临期牛奶里换标签。
“就改改日期，没人看得出来。”他在电话里笑得油腻，“一次给你五百，干不干？
”小满站在医院住院部的走廊里，父亲刚做完检查，账单上的数字像条毒蛇。
护士第三次来催费时，母亲的脸色比墙上的白瓷砖还白。“干。”她说。
第一次换标签是在超市仓库，晚上十点，张哥给了她一沓新标签和一瓶胶水。
仓库里堆着几十箱牛奶，箱子上的生产日期印着“三个月前”。小满蹲在箱子前，
手指抖得撕不开标签，胶水蹭在手心，黏得像抹不开的愧疚。“快点，保安要巡逻了。
”张哥在门口抽烟，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小满咬咬牙，把新标签贴上去。
旧日期被盖住的瞬间，她仿佛听见“咔哒”一声——像陈望修闹钟时，齿轮卡壳的声音。
拿到五百块时，她把钱攥得发烫，转身就往医院跑。母亲正在给父亲擦脸，
看见她递过来的钱，眉头皱了皱：“哪来的？”“超市发的奖金。”小满低下头，
不敢看母亲的眼睛。那天下午，她去钟表铺还信封。陈望正在修一只瑞士怀表，
表盘上的珐琅彩画着日内瓦湖。“老人家，上次的钱……”“说了不用还。”老头头也不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