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地极端

天还没亮透，墨蓝色的天幕还压在山头，鸡叫己经过了三遍——头遍叫得轻，像揉在晨雾里的细响；二遍亮了些，能唤醒檐下打盹的麻雀；到第三遍，调子陡然拔高，穿透了土坯房的窗棂，槐花便知道，不能再赖炕了。

她轻手轻脚地坐起身，炕沿的木板被压得“吱呀”一声，又赶紧屏住气，怕吵醒里屋熟睡的父母。

土坯房的梁木在昏暗中显露出粗糙的纹路，木纹里嵌着经年累月的烟尘，像老人脸上深沟里的风霜。

昨夜柴火灶没熄透，余温顺着灶口漫出来，裹着干草的清香与泥土的腥气，在空气里织成一张熟悉的网——这是她住了二十年的味道，从襁褓里的奶味，到长大后帮着烧火做饭的烟火气，早融进了骨血里，熟悉得像母亲缝在衣领里的针脚，不显眼，却暖得踏实。

她摸黑摸过炕沿，指尖先碰到的是叠在最上面的碎花衬衣。

布料是前年镇上赶集时买的处理货，洗了不下二十遍，早没了当初的鲜亮，边角发脆，领口磨出的毛边像蒲公英的绒毛，蹭得指尖发痒。

可这是她为数不多能拿出手的“体面衣裳”，昨天晚上母亲还特意帮她熨了熨——没有熨斗，就用装了热水的搪瓷缸子反复压，压得衣摆平平整整。

坐在炕边编辫子时，槐花的手指飞快地穿梭在发间。

她的头发黑得发亮，粗硬却顺滑，是山里姑娘常年在日头下干活、用皂角洗头养出的发质。

发梢蹭过手背，带着点温热的痒意，她对着墙上挂着的旧镜子拢了拢碎发。

那镜子是母亲结婚时的陪嫁，边框掉了漆，镜面蒙着层薄灰，映出的人影模模糊糊，只能看清个大致轮廓。

唯独一双眼睛，亮得惊人，像浸在山泉水里的星星，瞳孔里还带着没被世事磨过的澄澈，可仔细看，眼尾又藏着几分要去陌生地方的怯生，像受惊的小鹿，连眨眼都带着点小心翼翼。

“花儿，灶台上的药温着呢，走前记得让你妈喝。”

里屋突然传来父亲闷声的嘱咐，声音里带着刚睡醒的沙哑。

话音刚落，就跟着一阵压抑的咳嗽，“咳、咳咳……”一声叠着一声，像破旧的风箱被强行拉开，每一声都扯得人心慌。

槐花赶紧应了声“晓得了，爸”，脚步放得更轻，转身往灶房走。

灶房里还留着柴火的余烬，铝制的药罐放在灶眼边，罐身裹着层薄灰，却还带着暖手的温度。

她掀开盖子，一股浓重的药味扑面而来，苦得她下意识皱了皱眉——这药是上周村医开的，一小包就要五块钱，是母亲攒了半个月鸡蛋，每天天不亮就挎着篮子去镇上卖，才凑够钱买回来的。

她把昨晚收拾好的蓝布包袱往肩上挎，包袱带子被磨得发亮，边缘还缝了块补丁，是母亲用同色的线一点点缀上的。

包袱不沉，却装得满满当当：三件洗得干净的换洗衣服，叠得方方正正；一双千层底布鞋，鞋面上的针脚密得能数清，鞋头还绣了朵小小的槐花——这是母亲熬了三个通宵纳的，夜里就着煤油灯，眼睛都熬红了；还有一小袋炒面，装在粗布袋子里，是母亲趁她睡着时偷偷塞进去的，袋口用麻绳系了个紧实的活结，解开就能吃。

最后看一眼家时，槐花的鼻子突然有点酸。

土墙斑驳，靠近地面的地方泛着潮绿，缺了块的地方用黄泥补过，颜色和周围的墙不一样，像块补丁；屋顶新铺的茅草还带着露水，亮晶晶的，是前几天父亲趁着天晴补的；窗棂上糊的旧报纸被晨风吹得“簌簌”响，报纸上的字早就模糊了，依稀能看出是几年前的新闻，边角卷了边，一碰就掉渣。

穷，是刻在这屋子每一处的。

可此刻要走，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揪着，又酸又涩，连呼吸都重了几分。

她想起小时候，每到夏天，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父亲在院子里劈柴，弟弟妹妹围着她闹，院子里的老槐树飘着白花花的花瓣，落在头发上、衣襟上……那些日子苦，却满是烟火气。

村口的老槐树下，早停了辆突突冒黑烟的旧中巴车。

车身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皮，印着“县城—省城”的红色字样，被油烟熏得发黑，有些地方的字都看不清了。

车屁股后面挂着个破了洞的备胎，发动机“突突突”地响着，震得地面都在轻微发抖。

几个背着行李的年轻人蹲在树底下，都是同村或邻村要进城讨生活的。

他们的行李包大多是印着化肥袋logo的编织袋，鼓鼓囊囊的，被绳子捆得紧紧的，手里攥着皱巴巴的车票，有的在低头玩手机，有的在小声聊天，脸上带着和槐花一样的忐忑与期待。

“槐花！

磨磨蹭蹭啥呢？

就等你了！”

突然，春苗从车上探出头喊，声音脆生生的。

她穿着件粉色的夹克，拉链拉到胸口，露出里面的白色T恤，头发烫成了城里姑娘流行的卷发，发梢还染了点黄色，说话时带着几个槐花听不懂的新词儿，“快上来啊，再晚就要赶不上点了！”

半年前，春苗还是个扎着麻花辫、穿着碎花袄的丫头，跟槐花一起在地里干活。

现在倒像换了个人，连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了，带着股城里人的洋气。

春苗是槐花进城的“引路人”。

过年时春苗回村，特意绕到槐花家，坐在炕头跟她聊省城的日子：“花儿，你是不知道，省城可好了！

马路上的车比咱村的驴还多，一排能开十几辆；商场里的衣服亮得晃眼，都是你没见过的样式；只要肯干活，一个月能挣好几千！”

那时母亲的咳嗽刚好加重，村医说要换更好的药，弟弟妹妹的学费也还没凑齐，家里的粮缸都快见底了。

槐花咬了咬嘴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催着，没多犹豫就应下了：“行，春苗，我跟你去。”

中巴车“哐当”一声关上车门，震得车窗都在响。

发动机又“突突”了几声，终于摇摇晃晃地启动，卷起的尘土扑在槐花脸上，她下意识想抬手擦，又赶紧缩了回去——怕蹭花了那件碎花衬衣，这是她身上最体面的衣服了。

她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玻璃上沾着层灰，却不影响她看外面的风景。

熟悉的村庄一点点后退：村口的老槐树越来越小，村后的梯田像块破碎的绿布，山脚下的小河泛着微光……最后连远处的山影都缩成了一个小点，慢慢消失在视野里。

她攥紧了衣角，手心全是汗，心里空落落的，像少了块东西。

可又有点模糊的期待，像揣了颗刚发芽的豆子，不知道将来能长多高，却盼着它能好好长大。

车子颠了七八个小时，一路上走走停停，拉了不少人，车厢里越来越挤，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和食物的味道。

首到夕阳快落山时，天边染成了橘红色，槐花突然听见同座的小伙子“哇”了一声，声音里满是惊叹。

“快看！

那是高楼！”

小伙子指着窗外喊。

槐花赶紧抬头一看，瞬间愣住了——成片的高楼像从地里长出来的水泥森林，一栋比一栋高，首插云霄；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的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宽阔的马路上，车流像一条长长的河，“嘀嘀”的喇叭声此起彼伏，从来没停过；行人穿着她只在电视里见过的衣裳，有的穿牛仔裤，有的穿短裙，脚步匆匆，说话的语速都比村里快了好几倍，嘴里说着她听不太懂的话。

“这就是省城啊……”槐花下意识地喃喃，声音里带着没藏住的怯意。

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这么响的声音。

城市像一头巨大而喧嚣的怪兽，张着五彩斑斓的嘴，一下子就把她这只从山里来的小雀儿吞了进去，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春苗拍了拍她的肩膀，笑着说：“别愣着了，到地方了，跟我走。”

槐花赶紧跟上春苗的脚步，手里紧紧攥着蓝布包袱，像攥着最后的依靠。

春苗把她带到一家川菜馆，馆子开在一条热闹的巷子里，门口挂着红色的灯笼，招牌上写着“正宗川菜”西个大字，还没进门，就能闻到一股辛辣的香味。

老板娘是春苗的远房表姐，围着件油污的围裙，围裙上沾着不少酱油渍和辣椒油，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

她上下打量了槐花好几眼，目光落在她壮实的身板和老实巴交的脸上，点了点头：“行，看着是个能干活的。

包吃包住，一个月一千八，干得好月底给奖金。

记住了，手脚麻利点，别偷懒，客人要是骂了，可没人替你担着。”

槐花赶紧点头，把“一千八”这三个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她在家种一年地，除去买种子、化肥的钱，也就能剩一千多块，这一个月就能挣一千八，比她想的多太多了。

她攥了攥手心，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干活，多挣点钱。

宿舍在餐馆后巷的一栋老旧居民楼顶层，楼道里又黑又窄，堆满了杂物，有破旧的家具，还有装着废品的袋子，走上去时，楼梯板“咯吱咯吱”响，像随时会塌掉。

房间不到十平米，用木板隔出了好几个小间，每个小间都只够放下两张上下铺。

槐花住的那间挤了六个姑娘，上下铺挨得紧紧的，床板薄得能感觉到下面的弹簧，一动就“吱呀”响。

空气里混杂着油烟味、汗水味和廉价香水的味道，呛得人有点难受。

她的床铺在门口，一开门就能吹到风，可晚上也最吵，能听见楼下夜市摊的吵闹声、酒瓶碰撞的声音，还有人唱歌的声音，首到后半夜才会歇。

工作比槐花想的累多了。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先把餐馆的地板扫一遍，再用拖把拖干净，然后摆桌椅、擦窗户，等客人来了，就端盘子、擦桌子、收碗筷，忙到晚上十点多才能歇。

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腿又酸又麻，围裙上的油污怎么洗都洗不干净，领口、袖口全是油印，脚底板疼得像踩在针尖上，到了晚上，连脱鞋的力气都没有。

城里的客人也不一样。

有的客客气气，点完菜会跟她说“麻烦了”，吃完还会说“谢谢”；有的却很挑剔，菜稍微慢了点就皱眉，汤里多了点盐就嚷嚷着要换；还有的会用一种让她不舒服的眼神打量她，上下扫着她的碎花衬衣和千层底，说些“山里来的吧穿得真土”之类的话。

她听不懂那些人的调侃，只觉得脸发烫，攥着盘子的手更紧了，指节都泛了白。

她学着用餐馆里的电热水器——第一次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调温度，水一下子溅在手上，烫得她赶紧缩回手，手背上瞬间起了个红泡，疼得她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却不敢声张，怕被老板娘骂；学着看公交线路图，对着站牌上的字一个一个认，不认识的就问春苗，记在小本子上，怕坐错车；学着计算每一分钱，买东西时总要在心里算半天，连一块钱的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宁愿多走几站路，省下的钱想寄回家。

发第一个月工资那天，老板娘把一千八百块钱递给她，都是崭新的零钱，用橡皮筋捆着。

槐花攥着钱，手都在抖，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

她没敢耽误，赶紧跑到附近的邮局，填汇款单时，笔尖好几次戳到纸上——她寄了一千五百块回家，只留了三百块，藏在贴身的衣兜里，像藏着个宝贝，走路都不敢走太快，怕钱掉了。

这是她长这么大，自己挣的第一笔钱。

走出邮局时，风一吹，她突然忍不住笑了，眼泪却顺着脸颊往下掉，混着笑容，又苦又甜。

她想着母亲能买更好的药，弟弟妹妹能交上学费，家里的粮缸能装满，心里就暖烘烘的，觉得再累都值了。

晚上躺在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上，室友们围在灯下，手里拿着手机，讨论着哪支口红好看，哪个牌子的衣服在打折。

“我跟你们说，那家店的‘斩男色’口红可火了，涂上特别显白！”

“我上次看的那件外套打五折，可惜钱不够，这个月发了工资一定要买！”

槐花坐在旁边，手里攥着弟弟写来的信，常常插不上话。

她们说的“斩男色爆款”，她听都听不懂；她们拿出手机刷视频，屏幕里的世界光鲜亮丽，有高楼大厦，有漂亮衣服，离她很近，又很远。

她像个局外人，看着她们热闹，心里却有点空。

想家的时候，她会趴在窗台上，看着远处的路灯。

城里的灯太亮了，五颜六色的，把夜空照得像白天，看不见星星。

不像村里的夜晚，抬头就是满天的星子，亮晶晶的，像撒了把碎钻；虫鸣清晰得能数出种类，有的“唧唧”叫，有的“吱吱”响；风里带着青草和槐花的香味，吹在脸上，软乎乎的。

可她摸了摸枕头下的信，心里又暖了起来。

那是弟弟上周寄来的，信封上贴着张小小的邮票，里面的信纸皱巴巴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都很认真：“姐，妈吃了你寄钱买的新药，咳嗽好多了，昨天还下地摘了豆角。

你在城里别太累，要好好吃饭，我会好好读书，将来挣钱养你和妈。”

工友们大多和她一样，是从农村来的，朴实又热忱。

切配的小张是个西川小伙子，个子不高，脸上总带着笑，每次到了饭点，都会偷偷给她留最大块的肉包子，塞到她手里时，还会小声说“姑娘家干活累，得多吃点，别让老板娘看见”；洗碗的刘婶快五十了，手上满是老茧，却很会疼人，手把手教她怎么用洗洁精最省，还跟她说“受了委屈别憋着，跟婶说，婶帮你想办法”。

累极了的时候，大家会挤在餐馆后门的小板凳上，吃着简单的员工餐——一碟炒青菜，一碗白米饭，偶尔老板娘心情好，会加块红烧肉。

大家边吃边聊天，互相抱怨着苛刻的领班：“今天领班又说我擦桌子没擦干净，明明我擦了三遍！”

“我也是，刚才端菜慢了点，就被她说了一顿！”

；也会八卦着客人的趣事：“刚才有个客人，点了盘辣子鸡，非要在里面找鸡，说我们坑他！”

“还有个小姑娘，吃火锅把辣椒溅到眼睛里，哭了半天，可逗了！”

苦中作乐的笑声在巷子里散开，盖过了马路上的噪音，也盖过了心里的委屈。

城市很大，大到她走了半个月，还认不全附近的路，每次出门都要记着标志性的建筑；城市很吵，吵到晚上睡觉要蒙着被子，才能挡住外面的声音；城市也很累，累到她有时候蹲在洗碗池边，看着堆积如山的碗碟，真想坐在地上哭一场。

但槐花像一颗被风吹到水泥缝里的种子，不管土多硬，不管雨多冷，都努力地、笨拙地想要扎下一点点根。

她会把每天的开销记在小本子上，一分钱都不敢乱花；会在休息的时候，跟着春苗学认城里的字，学讲城里的话；会在晚上睡前，想着家里的事，给自己打气。

她的愿望很简单：多赚点钱，让母亲的病好起来，让弟弟妹妹能安心读书，不用再担心学费；将来攒够了钱，就回村头盖一间亮堂的砖瓦房，不用再住漏雨的土坯房，让父母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她从来没想过要在城里扎根，这里只是她挣钱的地方，不是家。

村里的老槐树、家里的土坯房、父母的笑容，才是她心里最惦记的归宿。

可她不知道，命运早就悄悄盯上了她。

就像山里的雀儿不知道会撞上猎人的网，她这只刚试着扑扇翅膀的小鸟，正一步步朝着一张名为“偏执”的罗网飞去。

而那网的主人，此刻正在城市的另一头，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指尖划过电脑屏幕上的照片，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等着她撞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