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赫河发源于坪洲想儿山，从东北流向西南，经十一个乡镇入主河。
相传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设演兵场于坪洲谷中。
他赐名从此发源的河流为“额尔赫”，寓意理想之源、希望之源，以方便百姓祈福朝拜。
此后，清军如额尔赫河源头之水一样，逐渐漫延，进而使后金与中原在文化上同归一祖、并驾齐驱。
乾隆二十九年，一支队伍从坪洲开始出征迁徙，计划是三年时间，但是实际上只用了一年零五个月，而且途中遭遇雪灾、洪灾，十个月不能行进，实际上只用了七个月就到达新疆伊犁。
西千多人一路上风餐露宿，又有三百个新生命降生。
这真是一支壮观浪漫的庞大队伍，他们骑着骆驼和战马，朝起晚宿，从坪洲大平原，穿过草原、湿地、沙漠、戈壁，首达新疆伊犁。
岁月流逝，如今在额尔赫河畔，人们为这些西迁英雄竖起了雕像，犹如镶嵌在河水之上灿烂的文化明珠,彰显着民族大同背景下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
初识坪洲小城，你会被这过度的平静磨平所有的澎湃畅想。
从年关到年关，由十五再到十五，周而复始，从未改变。
鸟瞰小城，人间画布之上似乎从来仅有土黄和翠绿两种主色调，只有额尔赫河畔洒落的格桑花朵是多彩的，那是年轻的恋人们最常用的信物。
这里的人们大多都是过客，如金庸先生武侠小说中的过客，似“一蓑烟雨任平生”般的过客。
他们的迎来大多是悲伤的，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往往充斥着人生的大跌大落，各自带着内心深处的哭泣、排斥和厌倦踏进这方天地；他们的送往大多是喜悦的，往往包含着仕途的升迁、生命的重置，各自带着内心深处的希望和喜悦离开这方天地。
融入小城，你才会渐渐感受到平静背后的感动，犹如贾樟柯的电影表现，没有喧嚣艳丽的色彩，只有朴素平和的娓娓道来，演绎着、叙述着那些早己流入额尔赫河的一切或美好或凄凉的故事，斑驳了小城的红砖青瓦，传承了额尔赫河畔的世故人情。
凌晨西点的坪洲机械厂家属院，李想还在熟睡，母亲的缝纫机像一把钝剪刀，裁开浓稠的夜色。
她正把劳保服的翻领拆下，缝制成夜市用的防烫手套。
父亲李建国正蹲在楼道里磨辣椒面，石臼是从车间废料堆捡来的铸铁轴承座。
月光下，轴承座的钢印编号“1978-06”与辣椒的艳红糅合成一种刺目的搭配。
“一勺辣椒抵半勺肉沫。”
老李喃喃着，将研磨好的辣粉装进洗净的墨水瓶。
下岗后，他学会了用工厂的计量思维经营小摊，盐罐是车间的黄铜阀门改的，酱油瓶上贴着用游标卡尺画的刻度线。
当第一缕晨光爬上厂区锅炉房的烟囱时，三轮车的链条声便碾过院墙上斑驳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额尔赫河水岸花园夜市上空，电线交错成蛛网。
李想把父亲李建国的三轮车停在机械厂后街拐角第七根水泥电线杆下。
整条街的路灯坏了大半年，这是整个夜市月光最亮的位置。
车斗里装着改制清仓时买的劳保用品，十二个搪瓷面碗，三十七双帆布手套，还有半箱印着厂标的铝饭盒。
“素面一毛五，加蛋两毛。”
老李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时，指尖还留着车工特有的黄茧。
下岗证被压在装零钱的饼干盒底下，塑料封皮上的烫金字反着光。
他突然想起上个月在厂长办公室，会计把买断工龄的钱推过来时说：“老李你去夜市支个摊，比在车间挣得多。”
油锅腾起青烟的瞬间，老李二十年的肌肉记忆仿佛一下子苏醒了。
他的手腕自动做出车床进刀的动作，葱花均匀撒在面汤上，轨迹和他曾经操作铣刀切削工件的路径一模一样。
当第一个客人递来两元纸币时，他下意识摸向工作服胸袋，那里本该别着游标卡尺，现在却被一沓手绢包裹的零钱所代替。
傍晚的夜市总在锅炉房换班铃响后迎来第一波客人。
穿工装的老师傅们端着印有“大干100天”的搪瓷缸，蹲在电线杆下吸溜面条。
李建国的炒勺在铁锅上刮出的声响，竟与车床切削钢件的频率惊人的相似。
“老李，多搁点酸豆角！”
老李手腕一抖，酸豆角在空中划出抛物线，油星溅到下岗证塑封壳上，烫出一颗小小的黄斑，像枚被岁月锈蚀的勋章。
每次工商所来收管理费，老李都会翻出压在箱底的下岗证。
红色封皮上印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齿轮麦穗徽，内页夹着夜市卫生许可证。
穿制服的年轻人指着“经营场所”栏摇头：“李师傅，你这‘机械厂后街电线杆第七根’写得不规范。”
老李也一起笑着摇头，一边收起许可证书，一边拿出一块钱递了过去。
李想蹲在摊位后面洗刷搪瓷碗时，看见同学贾明儒的父亲徐先生正摇下车窗从皇冠轿车里探出头，递出百元大钞：“老李，二十份炒面，厂里招待港商！”
车载音响里传出叶倩文的《祝福》，老李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三次才接过钞票。
李想远远的看见父亲的影子被车灯拉长投在墙上，与斑驳的宣传画重叠在一起。
当晚，母亲在兜里摸到贾明儒家给的炒面钱，百元大钞被叠在账本里，和作废的粮票收据拼成跨时代的蒙太奇。
她突然意识到，丈夫现在每个月挣的钱，比工龄工资多出整整三倍。
徐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在老李的摊位前，带来了九十年代最前沿的商机。
他用摩托罗拉手机的光照亮价目表：“李师傅，有没有兴趣做预制菜？”
老李盯着对方递来的冷冻餐盒，哈出的白气在冬夜里结成冰晶。
那透明盒盖上印着“微波炉专用”的英文字母，让他想起厂里报废的德国机床说明书。
“咱这面条得现做，冻过就塌了筋骨。”
他搓了搓冻僵的手指，指节上还有车工特有的茧。
徐先生的金利来领带在寒风中晃动：“深圳的厂妹可等不起现炒的面。”
他掀开奔驰车后备箱，成箱的速食面在月光下泛着冷光，“你的手艺值钱，但时间更值钱。”
香港回归前夜，老李没去夜市。
他蹲在坪洲机械厂紧闭的大门前，看年轻人往厂牌上挂“时代超市筹备处”的横幅。
工人的镀铬水平仪突然滑落，气泡在玻璃管里剧烈晃动，像一滴困在时光里的钢水。
子夜时分，维多利亚港的烟花在黑白电视机里绽放着、轰鸣着，那是李想见过的最为宏大和震撼的场面，烟花炸裂的声音仿佛要将整个时代撕碎。
中考那天，李想在校服第三颗纽扣的位置别上了机械厂徽章，贾明儒的香港回归纪念章在隔壁座位闪着金光，两个金属片在地面投下的影子竟有部分重叠。
英语听力测试播放到“reform and opening up”时，老李正在他的三轮车挂上新招牌：“回归面馆”。
他用有机玻璃边角料刻的字，边缘还留着铣床加工的细腻纹路。
第一缕阳光照在冰柜上时，徐先生留下的速食面包装正在融化，冷凝水混着辣椒油，在地上汇成小小的紫荆花形状。
锅炉房的烟囱最后一次冒烟，下岗工人们捧着铝饭盒走来。
老李的炒勺与铁锅碰撞出清越的声响，这声音将穿过1997年的夏天，成为坪洲工业文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最后一声悠长的编钟余韵。
相传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设演兵场于坪洲谷中。
他赐名从此发源的河流为“额尔赫”，寓意理想之源、希望之源，以方便百姓祈福朝拜。
此后，清军如额尔赫河源头之水一样，逐渐漫延，进而使后金与中原在文化上同归一祖、并驾齐驱。
乾隆二十九年，一支队伍从坪洲开始出征迁徙，计划是三年时间，但是实际上只用了一年零五个月，而且途中遭遇雪灾、洪灾，十个月不能行进，实际上只用了七个月就到达新疆伊犁。
西千多人一路上风餐露宿，又有三百个新生命降生。
这真是一支壮观浪漫的庞大队伍，他们骑着骆驼和战马，朝起晚宿，从坪洲大平原，穿过草原、湿地、沙漠、戈壁，首达新疆伊犁。
岁月流逝，如今在额尔赫河畔，人们为这些西迁英雄竖起了雕像，犹如镶嵌在河水之上灿烂的文化明珠,彰显着民族大同背景下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
初识坪洲小城，你会被这过度的平静磨平所有的澎湃畅想。
从年关到年关，由十五再到十五，周而复始，从未改变。
鸟瞰小城，人间画布之上似乎从来仅有土黄和翠绿两种主色调，只有额尔赫河畔洒落的格桑花朵是多彩的，那是年轻的恋人们最常用的信物。
这里的人们大多都是过客，如金庸先生武侠小说中的过客，似“一蓑烟雨任平生”般的过客。
他们的迎来大多是悲伤的，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往往充斥着人生的大跌大落，各自带着内心深处的哭泣、排斥和厌倦踏进这方天地；他们的送往大多是喜悦的，往往包含着仕途的升迁、生命的重置，各自带着内心深处的希望和喜悦离开这方天地。
融入小城，你才会渐渐感受到平静背后的感动，犹如贾樟柯的电影表现，没有喧嚣艳丽的色彩，只有朴素平和的娓娓道来，演绎着、叙述着那些早己流入额尔赫河的一切或美好或凄凉的故事，斑驳了小城的红砖青瓦，传承了额尔赫河畔的世故人情。
凌晨西点的坪洲机械厂家属院，李想还在熟睡，母亲的缝纫机像一把钝剪刀，裁开浓稠的夜色。
她正把劳保服的翻领拆下，缝制成夜市用的防烫手套。
父亲李建国正蹲在楼道里磨辣椒面，石臼是从车间废料堆捡来的铸铁轴承座。
月光下，轴承座的钢印编号“1978-06”与辣椒的艳红糅合成一种刺目的搭配。
“一勺辣椒抵半勺肉沫。”
老李喃喃着，将研磨好的辣粉装进洗净的墨水瓶。
下岗后，他学会了用工厂的计量思维经营小摊，盐罐是车间的黄铜阀门改的，酱油瓶上贴着用游标卡尺画的刻度线。
当第一缕晨光爬上厂区锅炉房的烟囱时，三轮车的链条声便碾过院墙上斑驳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额尔赫河水岸花园夜市上空，电线交错成蛛网。
李想把父亲李建国的三轮车停在机械厂后街拐角第七根水泥电线杆下。
整条街的路灯坏了大半年，这是整个夜市月光最亮的位置。
车斗里装着改制清仓时买的劳保用品，十二个搪瓷面碗，三十七双帆布手套，还有半箱印着厂标的铝饭盒。
“素面一毛五，加蛋两毛。”
老李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时，指尖还留着车工特有的黄茧。
下岗证被压在装零钱的饼干盒底下，塑料封皮上的烫金字反着光。
他突然想起上个月在厂长办公室，会计把买断工龄的钱推过来时说：“老李你去夜市支个摊，比在车间挣得多。”
油锅腾起青烟的瞬间，老李二十年的肌肉记忆仿佛一下子苏醒了。
他的手腕自动做出车床进刀的动作，葱花均匀撒在面汤上，轨迹和他曾经操作铣刀切削工件的路径一模一样。
当第一个客人递来两元纸币时，他下意识摸向工作服胸袋，那里本该别着游标卡尺，现在却被一沓手绢包裹的零钱所代替。
傍晚的夜市总在锅炉房换班铃响后迎来第一波客人。
穿工装的老师傅们端着印有“大干100天”的搪瓷缸，蹲在电线杆下吸溜面条。
李建国的炒勺在铁锅上刮出的声响，竟与车床切削钢件的频率惊人的相似。
“老李，多搁点酸豆角！”
老李手腕一抖，酸豆角在空中划出抛物线，油星溅到下岗证塑封壳上，烫出一颗小小的黄斑，像枚被岁月锈蚀的勋章。
每次工商所来收管理费，老李都会翻出压在箱底的下岗证。
红色封皮上印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齿轮麦穗徽，内页夹着夜市卫生许可证。
穿制服的年轻人指着“经营场所”栏摇头：“李师傅，你这‘机械厂后街电线杆第七根’写得不规范。”
老李也一起笑着摇头，一边收起许可证书，一边拿出一块钱递了过去。
李想蹲在摊位后面洗刷搪瓷碗时，看见同学贾明儒的父亲徐先生正摇下车窗从皇冠轿车里探出头，递出百元大钞：“老李，二十份炒面，厂里招待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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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远远的看见父亲的影子被车灯拉长投在墙上，与斑驳的宣传画重叠在一起。
当晚，母亲在兜里摸到贾明儒家给的炒面钱，百元大钞被叠在账本里，和作废的粮票收据拼成跨时代的蒙太奇。
她突然意识到，丈夫现在每个月挣的钱，比工龄工资多出整整三倍。
徐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在老李的摊位前，带来了九十年代最前沿的商机。
他用摩托罗拉手机的光照亮价目表：“李师傅，有没有兴趣做预制菜？”
老李盯着对方递来的冷冻餐盒，哈出的白气在冬夜里结成冰晶。
那透明盒盖上印着“微波炉专用”的英文字母，让他想起厂里报废的德国机床说明书。
“咱这面条得现做，冻过就塌了筋骨。”
他搓了搓冻僵的手指，指节上还有车工特有的茧。
徐先生的金利来领带在寒风中晃动：“深圳的厂妹可等不起现炒的面。”
他掀开奔驰车后备箱，成箱的速食面在月光下泛着冷光，“你的手艺值钱，但时间更值钱。”
香港回归前夜，老李没去夜市。
他蹲在坪洲机械厂紧闭的大门前，看年轻人往厂牌上挂“时代超市筹备处”的横幅。
工人的镀铬水平仪突然滑落，气泡在玻璃管里剧烈晃动，像一滴困在时光里的钢水。
子夜时分，维多利亚港的烟花在黑白电视机里绽放着、轰鸣着，那是李想见过的最为宏大和震撼的场面，烟花炸裂的声音仿佛要将整个时代撕碎。
中考那天，李想在校服第三颗纽扣的位置别上了机械厂徽章，贾明儒的香港回归纪念章在隔壁座位闪着金光，两个金属片在地面投下的影子竟有部分重叠。
英语听力测试播放到“reform and opening up”时，老李正在他的三轮车挂上新招牌：“回归面馆”。
他用有机玻璃边角料刻的字，边缘还留着铣床加工的细腻纹路。
第一缕阳光照在冰柜上时，徐先生留下的速食面包装正在融化，冷凝水混着辣椒油，在地上汇成小小的紫荆花形状。
锅炉房的烟囱最后一次冒烟，下岗工人们捧着铝饭盒走来。
老李的炒勺与铁锅碰撞出清越的声响，这声音将穿过1997年的夏天，成为坪洲工业文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最后一声悠长的编钟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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