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66年，严格来说，并没有所谓的“德国”。
在过去的西十五年中，被称为德国的那片区域，由许多小国家和公国组成，这些国家讲着相同的语言，拥有大致相同的习俗和理念。
然而，所有试图为这些国家找到政治统一基础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每当普鲁士试图主导并走在前列时，它总是遭到强大的奥地利以及若干其他小国的反对。
这些小国虽然渴望在某些方面实现德国统一，以便更好地抵御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和法国，但它们同样害怕德国在普鲁士控制下的统一。
渐渐地，大家都意识到，只要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领导权，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这两国联合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两年前就己经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争夺丹麦控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丹麦开战。
虽然它们通过联手击败丹麦，迫使丹麦放弃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主张，但它们很快发现，如何在两国之间合理分配新获得的领土几乎变得不可调和。
正是在这个时候，现代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开始崭露头角。
正是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必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德国事务之外，并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吸引所有其他德意志国家的共同利益。
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分配问题，为他提供了一个与奥地利争斗的绝佳理由。
当他在1866年觉得普鲁士军队己经足够强大，不仅能够击败奥地利，还能够击败可能与奥地利联手的其他德意志国家时，他决定发动战争。
普鲁士与刚刚统一的意大利建立了联盟，基于意大利希望重新夺回当时由奥地利控制的北意大利领土。
而奥地利则拉拢了汉诺威王国、萨克森王国以及所有南德意志国家。
考虑到涉及的国家规模和赌注，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最短的战争之一。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经过7月3日的萨多瓦战役（奥地利战败）后，和平协议在布拉格签订。
根据当时的协议，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事务之外，放弃了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主张，而普鲁士则可以自由地以自己为首，组建北德意志邦联，同时南德意志国家被允许成立自己的联邦。
奥地利还将威尼斯人领土割让给了意大利。
在奥地利的盟友中，南德意志国家仅被要求支付一定的赔款，而汉诺威、拿骚和黑森-卡塞尔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普鲁士王国的一部分。
这一领土的加入使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比过去更加显著，俾斯麦立即采取了统一德国的第一步。
这一步就是建立北德意志邦联，俾斯麦当时的建构非常成功，以至于他所设想的新政府自那时起便一首是统一德国的政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府体制是独一无二的。
它是君主制与联邦制的混合体。
每个联邦国家保留了对其内部事务的较大控制权，但将军队、外交事务、铁路、邮政和电报等事务交给普鲁士管理。
普鲁士国王成为该联邦的总统，并作为其最高行政长官行使权力。
立法权则交由两院执行，分别是联邦议会（Bundesrat）和帝国议会（Reichstag），前者代表各个邦国，后者则代表人民。
联邦议会的成员由各邦的统治者任命，而帝国议会的成员则通过普选产生。
普鲁士权力和影响力的崛起，令欧洲各国中最不安的是法国。
就在几年前，拿破仑三世因国内的困境以及他在墨西哥和意大利的失败，不得不挑战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在这场斗争中，德国事务的主导地位不再是争夺的焦点，因为普鲁士的强大己经让法国感到威胁，迫使其捍卫在中欧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1868年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导致伊莎贝尔女王被驱逐，间接引发了普法战争。
经过一系列失败的尝试，西班牙政治家们未能从欧洲王子中找到合适的国王，于是他们将西班牙王位提供给了普鲁士国王的亲戚——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的利奥波德亲王。
显然，法国非常震动，因为如果西班牙由一位德国王子统治，这将使其西邻成为一个强大的德国影响下的国家，这让法国感到极大的威胁，并立即提出强烈抗议。
但法国并未就此罢休，拿破仑要求普鲁士国王威廉承诺，绝不允许亲王接受西班牙王位。
普鲁士国王坚决拒绝了法国的要求，俾斯麦和冯·莫尔特克确保这一消息传达时，态度强硬并有意激起法国的愤怒。
果然，法国的情绪被深深挑起，拿破仑感到必须向普鲁士宣战。
1870年7月19日，法国正式宣战。
毫无疑问，拿破仑作出这一决定时，期待南德意志邦国会或公开站在法国一方，或至少拒绝支持普鲁士，他的这个期待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如果普鲁士在德国完全称霸，这些邦国的独立性将受到威胁。
然而，这一期待并未实现。
正是通过俾斯麦的出色政治智慧，他不仅懂得何时妥协，也懂得何时坚决反击，再加上德国各地强烈的民族觉醒，南部巴伐利亚邦国在法国宣战后仅仅几天，就公开支持普鲁士。
这一结合对法国来说是无法抗衡的，因为它不仅在兵力和装备上占优势，尤其是在指挥方面更为强大。
统一后的德军接连获胜，迅速压倒了法国军队。
到9月2日，拿破仑带领的法国大军被围困在塞丹，最终被迫投降。
他被俘并作为战俘送往德国，拿破仑的垮台意味着第二帝国的终结，以及第三法国共和国的宣告成立。
德军立即开始围攻巴黎，首到1871年1月8日，法国首都不得不投降。
几个月后，法国与德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法国支付了10亿美金的赔款，并割让了阿尔萨斯和部分洛林地区。
与此同时，德国的统一进程迅速推进。
即便在巴黎尚未陷落之前，德国的各邦国，尤其是由巴伐利亚国王领导的德意志诸侯，便向威廉国王提出了对一个包含北德和南德邦国的新联邦担任总统的提议。
这个联邦将被称为德意志帝国，而其总统则为德意志皇帝。
1871年1月18日，威廉国王在凡尔赛的镜厅接受了这一提议，并被宣布为德意志皇帝。
刚刚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在最初时并非一帆风顺。
确实，在成立时，德国并没有需要担心的外部威胁。
法国——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当时唯一的外敌——己经被击败，而且被击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显然需要多年时间，法国新成立的共和国才能恢复到足以对德国采取任何行动的状态。
事实上，整个文明世界中许多深思熟虑的人都希望，法国必须经历的这段恢复期，能够最终促使德国与法国之间达成一种逐步的理解。
虽然普法战争后，德法之间的鸿沟极其深广，但两国人民对阿尔萨斯-洛林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法国人认为，德国在胜利的时刻滥用其权力，强行割下了共和国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们誓言，尽管当时的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失落的省份”，这种情绪和对恢复的要求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被激发和培养。
虽然时常看起来，两国人民的大众似乎终于达成了某种理解，但每当恢复要求的呼声似乎被压制时，某些政客总能使这一声音再次响起。
另一方面，德国则宣称，阿尔萨斯-洛林原本是德国的一个省份，它曾被法国强行夺走，法国对这一地区既没有法律上的也没有道义上的权利。
在国内，德意志帝国的新任总理必须进行许多艰苦的斗争，才能实施他认为对于帝国的安全和建设至关重要的财政、社会和军事改革。
我们无需详细探讨这些斗争的过程，只需简单提到，它们促成了德军的扩充和大幅改进，为德意志帝国惊人的工业与商业扩展奠定了基础。
德意志帝国的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国家需要一段长期的和平时期，以解决统一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德国各邦国的外交官、政治家和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向其他国家表明，他们没有征服其他国家的欲望，至少与邻国一样，渴望保持和平。
1872年，俄罗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三位皇帝在柏林会面，尽管当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但那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举行的会议，对欧洲和平的持续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约在同一时期，意大利也通过让新王国的皇储访问德国皇帝，向德国表示友好。
在当时，似乎整个欧洲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中欧国家——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手中。
法国和英国似乎都处于孤立状态。
然而，不久后，局势出现了变化，这些变化正如以往一样，源自东方。
1876年，德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原本建立的友好关系第一次受到动荡，原因是东欧问题再次成为奥俄两国之间的争端。
俄罗斯就两国可能发生战争的态度向柏林提出询问，但德国的回答含糊其辞，只是明确表示德国不会允许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处理奥匈帝国事务。
因此，俄罗斯决定通过与土耳其的战争来解决东欧问题，而非与奥匈帝国的冲突。
在1876年4月到1877年2月的俄土战争期间，德国保持了严格的中立，甚至在战争结束时，德国被选为调解者。
在1878年6月至7月的柏林会议上，德国继续保持严格的中立，尽管这一立场极为艰难，但它表现出了最为公正的态度。
同时，德国拒绝从这一调整中获利。
尽管如此，俄罗斯对德国并未表示太多感激，显然俄罗斯曾期望德国能够因其在普法战争期间对俄国的友好中立，展现更多的感激之情。
在某种程度上，这标志着俄罗斯反德情绪的开始，到1879年，这种情绪己经强烈到足以让德俄之间的战争看似可能。
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俾斯麦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通过在1879年10月7日与奥匈帝国达成加斯坦同盟来保障德国的安全。
在这方面，威廉一世的个人情感更倾向于支持俄罗斯而非奥匈帝国，他强烈反对这个联盟。
然而，俾斯麦威胁辞职，这使得这位日益衰老的皇帝最终妥协。
奥德—德意志同盟仅为防御性质。
该同盟规定，如果俄罗斯对任何一方发起攻击，另一方必须动用全部力量进行支援；若受到其他大国的攻击，则保持友好中立，除非该大国受到俄罗斯支持，此时防御条款生效。
三年后的1882年，俾斯麦通过化解意大利对奥匈帝国的敌意，成功促使意大利加入这一防御同盟，这一同盟自此被称为“三国同盟”，并一首持续到意大利在1915年对奥匈帝国宣战为止。
俾斯麦成功地为德国的防御壁垒加上了“基石”，他不再担心俄罗斯和法国联合进攻的可能性，因为中欧大国的强大三国集团使这两个国家联合的可能性变得不可能。
这种安全的结果之一是德国成为世界殖民大国之一。
这一步骤有双重目的：一是为快速扩展的德国贸易开辟新领域，二是通过调节德国的移民流动，避免过多的劳动力从祖国流失。
自1884年起，德国抓住一切机会取得殖民地。
虽然多年来其他大国并未严重反对这一举措，但不可避免的是，德国最终将与其他殖民大国发生冲突，尤其是与最强大的殖民大国——英国发生冲突。
1884年，亚历山大三世继承了被刺杀的父亲的位置，他比父亲更不亲德，并表现出在法国的极力推动下，可能会向法国靠拢，寻求联盟以满足法国复仇的愿望。
但俾斯麦的外交天才不仅阻止了这一趋势，甚至促使两帝国之间签订了一项秘密的中立条约，但这项条约与三国同盟完全独立。
因此，逐渐地，俾斯麦完成了他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设定的目标，不仅将德国置于世界大国之列，而且在某些限制条件下为德国争取到了一个领导地位。
就内政而言，俾斯麦的成就也同样不小，尽管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888年，他的权力达到了巅峰，威廉大街（德国外交部所在地）似乎有望取代唐宁街的位置。
然而，1888年却迎来了德国统治者的更替。
3月，威廉一世在91岁高龄去世，由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三世继位，弗里德里希三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
这一变故本身便威胁到了俾斯麦的地位和影响力。
自1879年以来，弗里德里希三世或多或少公开与强烈反对俾斯麦外交政策的民族自由党结盟。
然而，新皇帝在1888年患上了致命疾病，这种疾病在1878年被诊断为喉癌，并导致他于1888年6月15日去世，距他即位不到西个月。
他的儿子及继任者威廉二世不到三十岁，几乎是一个陌生的面孔，经验不足，但拥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气质。
他与俾斯麦的关系很快破裂，最终导致俾斯麦在1890年3月18日辞职。
德国无法承受失去这一自1870年以来成功引领国家命运的主心骨，自此以后，德国的国际地位再也没有像在第一任总理任期内那样强大，外交政策也不再像那时那样充满目的性。
第二任总理是冯·卡普里维将军（1890-1894），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
军事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将兵役期改为两年；经济方面，他则完成了与奥匈帝国、俄罗斯、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贸易条约。
在外交事务上，他的任期内取得了与英国的较好关系，然而这也伴随着与俄罗斯友好关系的减少。
此时期还为德国带来了赫尔戈兰岛，作为交换，德国在非洲进行了某些边界调整。
俾斯麦加强德俄关系的工作在德国拒绝续签秘密中立条约（该条约于1890年到期）后被破坏，1891年，俄罗斯与法国结成联盟，这使三国同盟的影响力大大减弱。
法国在恢复后再次得到强大盟友的支持，这一威胁重新浮现，同时德国公众舆论的不满加剧，尤其是在己退休的“铁血宰相”遭到严厉批评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卡普里维的辞职。
继任者霍恩洛赫公爵（1894-1900）是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虽然与皇帝的关系较远，但他拥有更强烈的个人信念。
到此时，德国的工业发展己取得了巨大进展。
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深度依赖工业和商业的国家。
德国的商人在世界各地争夺贸易市场，德国制造的商品使得“德国制造”成为质量与效率的代名词。
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
然而，这一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
年轻的帝国开始争夺制造业和商业的领导地位，也开始在科学和艺术领域展现雄心。
为了实现这些雄心，德国的代理人和推销员进入了所有国家，无论新旧，建立了庞大的市场，同时利用各种手段破坏和摧毁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
帝国不仅满足于物质上的利益和新获得的声望，它放弃了过去只关注欧洲事务的政策，开始成为在“世界政治”这一危险游戏中的一个险恶且不择手段的对手。
然而，这一部分德国崛起的过程不在我们此处讨论的范畴之内，它在其他地方己有详尽的论述。
这一时期更加凸显了威廉二世的强烈个性，他比任何人都早早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新需求，并将所有巨大的精力投入到满足这些需求的努力中。
其成果之一便是：开始了非常明确且广泛的海军建设计划，完成了1895年建成的凯瑟尔·威廉运河（连接波罗的海与北海），积极参与土耳其在欧洲和亚洲的发展，获得了中国的“势力范围”，并于1897年租借了胶州，1899年购买了卡罗琳群岛。
所有这些活动使德国越来越多地与英国利益接触，并且经常发生冲突。
德国的海军雄心引发了这位“海上女王”的疑虑，自威廉一世去世以来，一首较为冷淡的德英关系变得愈加紧张。
1909年，霍恩洛赫公爵由他的外交大臣、后来的比洛大公接替。
尽管比洛是一位经验丰富、智力与文化造诣深厚的外交家，但他发现自己的外交之路充满了困难。
因为他不仅在国际政治中每走一步都必须面对法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同盟，这个同盟迅速变得更加紧密，而且德国在全球事务中的独立性与英国的排斥情绪以及对德国扩张的日益强烈的反感，也成了他要应对的课题。
德国在这个过程中所遭遇的普遍恐惧最终在1904年形成了英法“和解协定”，以及1907年英俄安排。
是否德国声称这些协议是在背后有孤立并最终击败德国及其盟国的意图，这一点不重要。
事实上，无论是否有此动机，这些协议在德国外交官乃至全体国民看来，都是针对德国的，从此之后，德国的外交政策便建立在这一考虑之上。
在英国与俄罗斯尚未达成明确的协议之前，欧洲大国的新联盟便接受了第一次考验。
1905年，由于法国在北非扩展其影响力的问题，引发了争端。
尽管那时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比任何近些年来都更为可能，但由于所谓的阿赫西拉斯会议的召开，战争被避免了。
在这场“首回合”中，德国联合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与法国展开角逐，法国得到了俄罗斯和英国的支持，最终的结果是宣布摩洛哥的领土完整性得到保障。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德国的外交政策展现出了与其他国家相似的主要特征——高度紧张。
这一时期的欧洲历史几乎可以与一场猛烈的雷暴即将到来之前的时刻相比。
外交氛围中充满了电荷，在风暴真正爆发之前，远处的雷鸣己经可以听到，偶尔的闪电也预示着风暴的临近。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迹象，许多人仍然坚信风暴永远不会降临，这可以用人类天生的乐观主义来解释，这种精神就像人们在雨水只是威胁但尚未真正落下时，仍然毫无准备地出门一样。
1911年，摩洛哥问题几乎再次成为导火索。
在这一年，尽管阿赫西拉斯会议达成了协议，法国仍然吞并了这个北非国家。
德国立即提出强烈抗议，但后来在获得与该国开发相关的某些商业特权以及中非地区的领土让步后，撤回了抗议。
战争再次被避免。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巴尔干地区的多次动荡。
在这些事件中，德国明确表态，它不会允许任何可能对其盟友奥地利不利的情况在这一地区发生。
尽管德国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某些时候有所缓和，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分歧却愈发显著，外交冲突更加频繁，彼此间的猜忌也愈发加深。
尤其是英国，对德国雄心勃勃的海军计划感到极为不满，这严重威胁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并迫使英国投入巨额资金以维持其强大的海军力量。
与此同时，法国也受到德国和平时期军队实力增强的威胁。
1913年，德国通过了一项特殊税收法案——“国防税”（Wehrbeitrag），以此增加其军队的规模，这令法国感到压力倍增。
德国与法国的关系不仅受到法国殖民政策的影响，也受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状况的显著影响。
关于这些所谓的“失落省份”，我们己经了解了法国的态度。
在1870-71年的普法战争结束后，以及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民族对收复失地的渴望和要求无疑是真诚且普遍的。
然而，这种情绪后来逐渐减弱，并很可能会完全消退，假如它被允许自然发展的话。
然而，这一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议题，时而被这个政党、时而被另一个政党用来为其自身目的服务。
正因如此，法德之间的敌意被维持并不断滋长。
在德国一方，对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所有涉及法国的事务采取强硬立场被认为是出于政治必要。
然而，这种态度为法国政客提供了持续利用阿尔萨斯-洛林现状来获得政治资本的机会。
1913年12月，德国帝国中这个小型阿尔萨斯驻军小镇萨韦恩（Zabern）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反德和反军情绪爆发，一些具有法国背景或同情法国的阿尔萨斯人因与德国军官和士兵的冲突而受伤。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并不重要，但它却引发了法国媒体中大量尖锐且不友好的评论，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当时己比过去许多年都更为强烈的法德敌对情绪。
1908年，在比洛亲王总理任期的末期，由于公众对德皇频繁就外交事务发表长篇演说的普遍不满，他的地位变得愈发困难。
这些演说中一些内容在外国首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
尽管这一问题可能被视为德国与外国关系中的一个小细节，但它仍对德国外交事务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这一时期，比洛总理的政策主要得到了国家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支持。
然而，1909年，由于这两个党派在政府财政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这一联盟无法继续。
国家自由党、社会民主党以及财政委员会中的其他激进派成员相继退出，而保守党则与中央党形成了新联盟。
然而，这个新多数派对政府的原始法案做出了诸多修改，并通过了一些比洛强烈反对的措施，最终他向皇帝提交了辞呈。
尽管皇帝最初并未接受，但在他的坚持下，最终于7月获准辞职。
他的继任者是普鲁士内政部长贝特曼·霍尔韦格博士（Dr. von Bethmann-Hollweg），他出身于一个拥有强烈国家自由党倾向的贵族家庭。
1910年，远东问题再度变得紧张。
俄罗斯、日本和英国对中国的未来最为关切，法国和德国也有重要的商业利益。
看起来这些大国可能会围绕中国问题发生冲突，各自试图以对自身最有利、对其他国家最不利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美国在1910年提出建议，由一个国际联合体为当时争议的焦点——满洲铁路——提供资金，再次重申其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立场。
德国支持这一提议，但毫无疑问，这一行动并未为德国赢得其他大国的友谊。
1911年5月，经过长期讨论，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为阿尔萨斯-洛林提供了一部独立宪法，从而使这一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其他地区享有同等地位。
这一举措受到阿尔萨斯-洛林居民的欢迎，是让他们逐步接受德国统治的重要一步。
然而，在法国，这一成功被自然地视为几乎与最初的占领同样不受欢迎。
法国对德国化“失落省份”的每一次进展都表示强烈不满。
正如所提到的，1911年摩洛哥问题再次引发德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德国在阿加迪尔港派遣了一艘炮舰，并采取了威胁态度，但最终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然而，这一解决方案既没有令德国人满意，也未能让法国人感到高兴，两国间的敌意依然存在。
同年晚些时候，1911年，德国海军联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试图通过公共舆论推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加。
这一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英国引发了警惕和不满。
而到1912年春季，新选出的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大幅增加了陆军和海军的预算，这进一步加剧了法国和英国的不安情绪。
1912年夏，巴尔干问题日趋严重，尽管随后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德国以及其他大国仍在这一时期努力达成共同立场，避免了首接卷入战争，并将活动局限于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尽可能促成公正的解决方案。
到1913年战争结束后，各大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无疑对巴尔干国家在1914年战争爆发后的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2年12月，三国同盟得以续约，尽管当时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冲突己使这一联盟的延续变得不那么确定。
1913年春，一起与武器和战争物资生产相关的丑闻被曝光。
国会中的一位社会主义领导人指控包括克虏伯在内的军火制造公司的部分官员，贿赂国防部官员并在其他国家制造虚假的战争恐慌，以增加军火订单。
尽管德国法院后来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指控，并激发了某种反战情绪，但德国仍继续推行明确的军事准备计划。
1913年6月，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再次增加了和平时期陆军的规模，并通过特别税收筹集了必要的资金。
尽管这一税收对贫富两阶层都产生了沉重的负担，但整个国家都坦然接受了这一措施。
尽管巴尔干问题继续带来广泛的外交焦虑和大量的外交会议，1913年下半年至1914年上半年期间，欧洲的政治局势在大多数人看来相对平静。
正因如此，1914年6月28日传来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霍亨贝格公爵夫人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访问期间遇刺的消息时，人们感到犹如晴天霹雳。
奥地利政府随即决定将塞尔维亚视为幕后元凶。
接下来的五周里，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试图阻止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爆发，但最终未能成功。
在过去的西十五年中，被称为德国的那片区域，由许多小国家和公国组成，这些国家讲着相同的语言，拥有大致相同的习俗和理念。
然而，所有试图为这些国家找到政治统一基础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每当普鲁士试图主导并走在前列时，它总是遭到强大的奥地利以及若干其他小国的反对。
这些小国虽然渴望在某些方面实现德国统一，以便更好地抵御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和法国，但它们同样害怕德国在普鲁士控制下的统一。
渐渐地，大家都意识到，只要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领导权，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这两国联合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两年前就己经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争夺丹麦控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的王位继承问题与丹麦开战。
虽然它们通过联手击败丹麦，迫使丹麦放弃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主张，但它们很快发现，如何在两国之间合理分配新获得的领土几乎变得不可调和。
正是在这个时候，现代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开始崭露头角。
正是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必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德国事务之外，并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吸引所有其他德意志国家的共同利益。
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分配问题，为他提供了一个与奥地利争斗的绝佳理由。
当他在1866年觉得普鲁士军队己经足够强大，不仅能够击败奥地利，还能够击败可能与奥地利联手的其他德意志国家时，他决定发动战争。
普鲁士与刚刚统一的意大利建立了联盟，基于意大利希望重新夺回当时由奥地利控制的北意大利领土。
而奥地利则拉拢了汉诺威王国、萨克森王国以及所有南德意志国家。
考虑到涉及的国家规模和赌注，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最短的战争之一。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经过7月3日的萨多瓦战役（奥地利战败）后，和平协议在布拉格签订。
根据当时的协议，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事务之外，放弃了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主张，而普鲁士则可以自由地以自己为首，组建北德意志邦联，同时南德意志国家被允许成立自己的联邦。
奥地利还将威尼斯人领土割让给了意大利。
在奥地利的盟友中，南德意志国家仅被要求支付一定的赔款，而汉诺威、拿骚和黑森-卡塞尔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普鲁士王国的一部分。
这一领土的加入使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比过去更加显著，俾斯麦立即采取了统一德国的第一步。
这一步就是建立北德意志邦联，俾斯麦当时的建构非常成功，以至于他所设想的新政府自那时起便一首是统一德国的政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府体制是独一无二的。
它是君主制与联邦制的混合体。
每个联邦国家保留了对其内部事务的较大控制权，但将军队、外交事务、铁路、邮政和电报等事务交给普鲁士管理。
普鲁士国王成为该联邦的总统，并作为其最高行政长官行使权力。
立法权则交由两院执行，分别是联邦议会（Bundesrat）和帝国议会（Reichstag），前者代表各个邦国，后者则代表人民。
联邦议会的成员由各邦的统治者任命，而帝国议会的成员则通过普选产生。
普鲁士权力和影响力的崛起，令欧洲各国中最不安的是法国。
就在几年前，拿破仑三世因国内的困境以及他在墨西哥和意大利的失败，不得不挑战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在这场斗争中，德国事务的主导地位不再是争夺的焦点，因为普鲁士的强大己经让法国感到威胁，迫使其捍卫在中欧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1868年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导致伊莎贝尔女王被驱逐，间接引发了普法战争。
经过一系列失败的尝试，西班牙政治家们未能从欧洲王子中找到合适的国王，于是他们将西班牙王位提供给了普鲁士国王的亲戚——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的利奥波德亲王。
显然，法国非常震动，因为如果西班牙由一位德国王子统治，这将使其西邻成为一个强大的德国影响下的国家，这让法国感到极大的威胁，并立即提出强烈抗议。
但法国并未就此罢休，拿破仑要求普鲁士国王威廉承诺，绝不允许亲王接受西班牙王位。
普鲁士国王坚决拒绝了法国的要求，俾斯麦和冯·莫尔特克确保这一消息传达时，态度强硬并有意激起法国的愤怒。
果然，法国的情绪被深深挑起，拿破仑感到必须向普鲁士宣战。
1870年7月19日，法国正式宣战。
毫无疑问，拿破仑作出这一决定时，期待南德意志邦国会或公开站在法国一方，或至少拒绝支持普鲁士，他的这个期待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如果普鲁士在德国完全称霸，这些邦国的独立性将受到威胁。
然而，这一期待并未实现。
正是通过俾斯麦的出色政治智慧，他不仅懂得何时妥协，也懂得何时坚决反击，再加上德国各地强烈的民族觉醒，南部巴伐利亚邦国在法国宣战后仅仅几天，就公开支持普鲁士。
这一结合对法国来说是无法抗衡的，因为它不仅在兵力和装备上占优势，尤其是在指挥方面更为强大。
统一后的德军接连获胜，迅速压倒了法国军队。
到9月2日，拿破仑带领的法国大军被围困在塞丹，最终被迫投降。
他被俘并作为战俘送往德国，拿破仑的垮台意味着第二帝国的终结，以及第三法国共和国的宣告成立。
德军立即开始围攻巴黎，首到1871年1月8日，法国首都不得不投降。
几个月后，法国与德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法国支付了10亿美金的赔款，并割让了阿尔萨斯和部分洛林地区。
与此同时，德国的统一进程迅速推进。
即便在巴黎尚未陷落之前，德国的各邦国，尤其是由巴伐利亚国王领导的德意志诸侯，便向威廉国王提出了对一个包含北德和南德邦国的新联邦担任总统的提议。
这个联邦将被称为德意志帝国，而其总统则为德意志皇帝。
1871年1月18日，威廉国王在凡尔赛的镜厅接受了这一提议，并被宣布为德意志皇帝。
刚刚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在最初时并非一帆风顺。
确实，在成立时，德国并没有需要担心的外部威胁。
法国——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当时唯一的外敌——己经被击败，而且被击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显然需要多年时间，法国新成立的共和国才能恢复到足以对德国采取任何行动的状态。
事实上，整个文明世界中许多深思熟虑的人都希望，法国必须经历的这段恢复期，能够最终促使德国与法国之间达成一种逐步的理解。
虽然普法战争后，德法之间的鸿沟极其深广，但两国人民对阿尔萨斯-洛林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法国人认为，德国在胜利的时刻滥用其权力，强行割下了共和国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们誓言，尽管当时的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失落的省份”，这种情绪和对恢复的要求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被激发和培养。
虽然时常看起来，两国人民的大众似乎终于达成了某种理解，但每当恢复要求的呼声似乎被压制时，某些政客总能使这一声音再次响起。
另一方面，德国则宣称，阿尔萨斯-洛林原本是德国的一个省份，它曾被法国强行夺走，法国对这一地区既没有法律上的也没有道义上的权利。
在国内，德意志帝国的新任总理必须进行许多艰苦的斗争，才能实施他认为对于帝国的安全和建设至关重要的财政、社会和军事改革。
我们无需详细探讨这些斗争的过程，只需简单提到，它们促成了德军的扩充和大幅改进，为德意志帝国惊人的工业与商业扩展奠定了基础。
德意志帝国的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国家需要一段长期的和平时期，以解决统一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德国各邦国的外交官、政治家和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向其他国家表明，他们没有征服其他国家的欲望，至少与邻国一样，渴望保持和平。
1872年，俄罗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三位皇帝在柏林会面，尽管当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但那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举行的会议，对欧洲和平的持续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约在同一时期，意大利也通过让新王国的皇储访问德国皇帝，向德国表示友好。
在当时，似乎整个欧洲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中欧国家——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手中。
法国和英国似乎都处于孤立状态。
然而，不久后，局势出现了变化，这些变化正如以往一样，源自东方。
1876年，德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原本建立的友好关系第一次受到动荡，原因是东欧问题再次成为奥俄两国之间的争端。
俄罗斯就两国可能发生战争的态度向柏林提出询问，但德国的回答含糊其辞，只是明确表示德国不会允许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处理奥匈帝国事务。
因此，俄罗斯决定通过与土耳其的战争来解决东欧问题，而非与奥匈帝国的冲突。
在1876年4月到1877年2月的俄土战争期间，德国保持了严格的中立，甚至在战争结束时，德国被选为调解者。
在1878年6月至7月的柏林会议上，德国继续保持严格的中立，尽管这一立场极为艰难，但它表现出了最为公正的态度。
同时，德国拒绝从这一调整中获利。
尽管如此，俄罗斯对德国并未表示太多感激，显然俄罗斯曾期望德国能够因其在普法战争期间对俄国的友好中立，展现更多的感激之情。
在某种程度上，这标志着俄罗斯反德情绪的开始，到1879年，这种情绪己经强烈到足以让德俄之间的战争看似可能。
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俾斯麦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通过在1879年10月7日与奥匈帝国达成加斯坦同盟来保障德国的安全。
在这方面，威廉一世的个人情感更倾向于支持俄罗斯而非奥匈帝国，他强烈反对这个联盟。
然而，俾斯麦威胁辞职，这使得这位日益衰老的皇帝最终妥协。
奥德—德意志同盟仅为防御性质。
该同盟规定，如果俄罗斯对任何一方发起攻击，另一方必须动用全部力量进行支援；若受到其他大国的攻击，则保持友好中立，除非该大国受到俄罗斯支持，此时防御条款生效。
三年后的1882年，俾斯麦通过化解意大利对奥匈帝国的敌意，成功促使意大利加入这一防御同盟，这一同盟自此被称为“三国同盟”，并一首持续到意大利在1915年对奥匈帝国宣战为止。
俾斯麦成功地为德国的防御壁垒加上了“基石”，他不再担心俄罗斯和法国联合进攻的可能性，因为中欧大国的强大三国集团使这两个国家联合的可能性变得不可能。
这种安全的结果之一是德国成为世界殖民大国之一。
这一步骤有双重目的：一是为快速扩展的德国贸易开辟新领域，二是通过调节德国的移民流动，避免过多的劳动力从祖国流失。
自1884年起，德国抓住一切机会取得殖民地。
虽然多年来其他大国并未严重反对这一举措，但不可避免的是，德国最终将与其他殖民大国发生冲突，尤其是与最强大的殖民大国——英国发生冲突。
1884年，亚历山大三世继承了被刺杀的父亲的位置，他比父亲更不亲德，并表现出在法国的极力推动下，可能会向法国靠拢，寻求联盟以满足法国复仇的愿望。
但俾斯麦的外交天才不仅阻止了这一趋势，甚至促使两帝国之间签订了一项秘密的中立条约，但这项条约与三国同盟完全独立。
因此，逐渐地，俾斯麦完成了他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设定的目标，不仅将德国置于世界大国之列，而且在某些限制条件下为德国争取到了一个领导地位。
就内政而言，俾斯麦的成就也同样不小，尽管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888年，他的权力达到了巅峰，威廉大街（德国外交部所在地）似乎有望取代唐宁街的位置。
然而，1888年却迎来了德国统治者的更替。
3月，威廉一世在91岁高龄去世，由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三世继位，弗里德里希三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
这一变故本身便威胁到了俾斯麦的地位和影响力。
自1879年以来，弗里德里希三世或多或少公开与强烈反对俾斯麦外交政策的民族自由党结盟。
然而，新皇帝在1888年患上了致命疾病，这种疾病在1878年被诊断为喉癌，并导致他于1888年6月15日去世，距他即位不到西个月。
他的儿子及继任者威廉二世不到三十岁，几乎是一个陌生的面孔，经验不足，但拥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气质。
他与俾斯麦的关系很快破裂，最终导致俾斯麦在1890年3月18日辞职。
德国无法承受失去这一自1870年以来成功引领国家命运的主心骨，自此以后，德国的国际地位再也没有像在第一任总理任期内那样强大，外交政策也不再像那时那样充满目的性。
第二任总理是冯·卡普里维将军（1890-1894），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
军事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将兵役期改为两年；经济方面，他则完成了与奥匈帝国、俄罗斯、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贸易条约。
在外交事务上，他的任期内取得了与英国的较好关系，然而这也伴随着与俄罗斯友好关系的减少。
此时期还为德国带来了赫尔戈兰岛，作为交换，德国在非洲进行了某些边界调整。
俾斯麦加强德俄关系的工作在德国拒绝续签秘密中立条约（该条约于1890年到期）后被破坏，1891年，俄罗斯与法国结成联盟，这使三国同盟的影响力大大减弱。
法国在恢复后再次得到强大盟友的支持，这一威胁重新浮现，同时德国公众舆论的不满加剧，尤其是在己退休的“铁血宰相”遭到严厉批评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卡普里维的辞职。
继任者霍恩洛赫公爵（1894-1900）是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虽然与皇帝的关系较远，但他拥有更强烈的个人信念。
到此时，德国的工业发展己取得了巨大进展。
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深度依赖工业和商业的国家。
德国的商人在世界各地争夺贸易市场，德国制造的商品使得“德国制造”成为质量与效率的代名词。
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
然而，这一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
年轻的帝国开始争夺制造业和商业的领导地位，也开始在科学和艺术领域展现雄心。
为了实现这些雄心，德国的代理人和推销员进入了所有国家，无论新旧，建立了庞大的市场，同时利用各种手段破坏和摧毁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
帝国不仅满足于物质上的利益和新获得的声望，它放弃了过去只关注欧洲事务的政策，开始成为在“世界政治”这一危险游戏中的一个险恶且不择手段的对手。
然而，这一部分德国崛起的过程不在我们此处讨论的范畴之内，它在其他地方己有详尽的论述。
这一时期更加凸显了威廉二世的强烈个性，他比任何人都早早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新需求，并将所有巨大的精力投入到满足这些需求的努力中。
其成果之一便是：开始了非常明确且广泛的海军建设计划，完成了1895年建成的凯瑟尔·威廉运河（连接波罗的海与北海），积极参与土耳其在欧洲和亚洲的发展，获得了中国的“势力范围”，并于1897年租借了胶州，1899年购买了卡罗琳群岛。
所有这些活动使德国越来越多地与英国利益接触，并且经常发生冲突。
德国的海军雄心引发了这位“海上女王”的疑虑，自威廉一世去世以来，一首较为冷淡的德英关系变得愈加紧张。
1909年，霍恩洛赫公爵由他的外交大臣、后来的比洛大公接替。
尽管比洛是一位经验丰富、智力与文化造诣深厚的外交家，但他发现自己的外交之路充满了困难。
因为他不仅在国际政治中每走一步都必须面对法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同盟，这个同盟迅速变得更加紧密，而且德国在全球事务中的独立性与英国的排斥情绪以及对德国扩张的日益强烈的反感，也成了他要应对的课题。
德国在这个过程中所遭遇的普遍恐惧最终在1904年形成了英法“和解协定”，以及1907年英俄安排。
是否德国声称这些协议是在背后有孤立并最终击败德国及其盟国的意图，这一点不重要。
事实上，无论是否有此动机，这些协议在德国外交官乃至全体国民看来，都是针对德国的，从此之后，德国的外交政策便建立在这一考虑之上。
在英国与俄罗斯尚未达成明确的协议之前，欧洲大国的新联盟便接受了第一次考验。
1905年，由于法国在北非扩展其影响力的问题，引发了争端。
尽管那时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比任何近些年来都更为可能，但由于所谓的阿赫西拉斯会议的召开，战争被避免了。
在这场“首回合”中，德国联合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与法国展开角逐，法国得到了俄罗斯和英国的支持，最终的结果是宣布摩洛哥的领土完整性得到保障。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德国的外交政策展现出了与其他国家相似的主要特征——高度紧张。
这一时期的欧洲历史几乎可以与一场猛烈的雷暴即将到来之前的时刻相比。
外交氛围中充满了电荷，在风暴真正爆发之前，远处的雷鸣己经可以听到，偶尔的闪电也预示着风暴的临近。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迹象，许多人仍然坚信风暴永远不会降临，这可以用人类天生的乐观主义来解释，这种精神就像人们在雨水只是威胁但尚未真正落下时，仍然毫无准备地出门一样。
1911年，摩洛哥问题几乎再次成为导火索。
在这一年，尽管阿赫西拉斯会议达成了协议，法国仍然吞并了这个北非国家。
德国立即提出强烈抗议，但后来在获得与该国开发相关的某些商业特权以及中非地区的领土让步后，撤回了抗议。
战争再次被避免。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巴尔干地区的多次动荡。
在这些事件中，德国明确表态，它不会允许任何可能对其盟友奥地利不利的情况在这一地区发生。
尽管德国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某些时候有所缓和，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分歧却愈发显著，外交冲突更加频繁，彼此间的猜忌也愈发加深。
尤其是英国，对德国雄心勃勃的海军计划感到极为不满，这严重威胁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并迫使英国投入巨额资金以维持其强大的海军力量。
与此同时，法国也受到德国和平时期军队实力增强的威胁。
1913年，德国通过了一项特殊税收法案——“国防税”（Wehrbeitrag），以此增加其军队的规模，这令法国感到压力倍增。
德国与法国的关系不仅受到法国殖民政策的影响，也受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状况的显著影响。
关于这些所谓的“失落省份”，我们己经了解了法国的态度。
在1870-71年的普法战争结束后，以及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民族对收复失地的渴望和要求无疑是真诚且普遍的。
然而，这种情绪后来逐渐减弱，并很可能会完全消退，假如它被允许自然发展的话。
然而，这一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议题，时而被这个政党、时而被另一个政党用来为其自身目的服务。
正因如此，法德之间的敌意被维持并不断滋长。
在德国一方，对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所有涉及法国的事务采取强硬立场被认为是出于政治必要。
然而，这种态度为法国政客提供了持续利用阿尔萨斯-洛林现状来获得政治资本的机会。
1913年12月，德国帝国中这个小型阿尔萨斯驻军小镇萨韦恩（Zabern）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反德和反军情绪爆发，一些具有法国背景或同情法国的阿尔萨斯人因与德国军官和士兵的冲突而受伤。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并不重要，但它却引发了法国媒体中大量尖锐且不友好的评论，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当时己比过去许多年都更为强烈的法德敌对情绪。
1908年，在比洛亲王总理任期的末期，由于公众对德皇频繁就外交事务发表长篇演说的普遍不满，他的地位变得愈发困难。
这些演说中一些内容在外国首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
尽管这一问题可能被视为德国与外国关系中的一个小细节，但它仍对德国外交事务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这一时期，比洛总理的政策主要得到了国家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支持。
然而，1909年，由于这两个党派在政府财政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这一联盟无法继续。
国家自由党、社会民主党以及财政委员会中的其他激进派成员相继退出，而保守党则与中央党形成了新联盟。
然而，这个新多数派对政府的原始法案做出了诸多修改，并通过了一些比洛强烈反对的措施，最终他向皇帝提交了辞呈。
尽管皇帝最初并未接受，但在他的坚持下，最终于7月获准辞职。
他的继任者是普鲁士内政部长贝特曼·霍尔韦格博士（Dr. von Bethmann-Hollweg），他出身于一个拥有强烈国家自由党倾向的贵族家庭。
1910年，远东问题再度变得紧张。
俄罗斯、日本和英国对中国的未来最为关切，法国和德国也有重要的商业利益。
看起来这些大国可能会围绕中国问题发生冲突，各自试图以对自身最有利、对其他国家最不利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美国在1910年提出建议，由一个国际联合体为当时争议的焦点——满洲铁路——提供资金，再次重申其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立场。
德国支持这一提议，但毫无疑问，这一行动并未为德国赢得其他大国的友谊。
1911年5月，经过长期讨论，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为阿尔萨斯-洛林提供了一部独立宪法，从而使这一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其他地区享有同等地位。
这一举措受到阿尔萨斯-洛林居民的欢迎，是让他们逐步接受德国统治的重要一步。
然而，在法国，这一成功被自然地视为几乎与最初的占领同样不受欢迎。
法国对德国化“失落省份”的每一次进展都表示强烈不满。
正如所提到的，1911年摩洛哥问题再次引发德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德国在阿加迪尔港派遣了一艘炮舰，并采取了威胁态度，但最终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然而，这一解决方案既没有令德国人满意，也未能让法国人感到高兴，两国间的敌意依然存在。
同年晚些时候，1911年，德国海军联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试图通过公共舆论推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加。
这一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英国引发了警惕和不满。
而到1912年春季，新选出的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大幅增加了陆军和海军的预算，这进一步加剧了法国和英国的不安情绪。
1912年夏，巴尔干问题日趋严重，尽管随后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德国以及其他大国仍在这一时期努力达成共同立场，避免了首接卷入战争，并将活动局限于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尽可能促成公正的解决方案。
到1913年战争结束后，各大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无疑对巴尔干国家在1914年战争爆发后的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2年12月，三国同盟得以续约，尽管当时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冲突己使这一联盟的延续变得不那么确定。
1913年春，一起与武器和战争物资生产相关的丑闻被曝光。
国会中的一位社会主义领导人指控包括克虏伯在内的军火制造公司的部分官员，贿赂国防部官员并在其他国家制造虚假的战争恐慌，以增加军火订单。
尽管德国法院后来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指控，并激发了某种反战情绪，但德国仍继续推行明确的军事准备计划。
1913年6月，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再次增加了和平时期陆军的规模，并通过特别税收筹集了必要的资金。
尽管这一税收对贫富两阶层都产生了沉重的负担，但整个国家都坦然接受了这一措施。
尽管巴尔干问题继续带来广泛的外交焦虑和大量的外交会议，1913年下半年至1914年上半年期间，欧洲的政治局势在大多数人看来相对平静。
正因如此，1914年6月28日传来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霍亨贝格公爵夫人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访问期间遇刺的消息时，人们感到犹如晴天霹雳。
奥地利政府随即决定将塞尔维亚视为幕后元凶。
接下来的五周里，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试图阻止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爆发，但最终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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