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出租屋里的年三十窗外的鞭炮声像催命符，一下下炸在我耳膜上。
我攥着手机蹲在出租屋的水泥地上，屏幕里是妈发来的视频邀请，小红点闪得我眼晕。
烟盒空了，我摸出最后一根皱巴巴的红塔山，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着，火苗窜起来的时候，
映出墙上那道去年搬桌子撞出来的裂缝。“喂，妈。”我把烟摁在泡面桶里，
听见那边传来堂哥家孩子的哭闹声。“阿哲啊，吃饭了没？”妈那边的背景音吵得很，
她嗓门得拔高八度，“你哥今天带对象回来，说是年后就订婚，彩礼都谈妥了。
”我盯着天花板上泛黄的水渍，那形状像极了高中毕业证上我傻呵呵的笑脸。“吃了，
公司加餐，红烧排骨。”其实我刚啃完第三个馒头，就着免费的咸菜。“你那边咋这么静？
”妈突然压低声音，“今年又不回来？”楼道里传来邻居开门的动静，大概是去楼下放烟花。
我赶紧站起来扒着窗户看，漆黑的夜空炸开一朵金色的花，照亮了对面楼晾着的褪色被单。
“嗯，值班，三倍工资呢。”“钱钱钱，你就知道钱！”妈突然哭起来，“你爸昨天去赶集，
看见你小学同学大强开着小轿车，带着媳妇孩子买年货。人家跟你同岁啊阿哲！
”我捏着手机的指节发白，塑料壳子上的裂痕又多了一道。大强，那个总抄我作业的胖子，
现在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包工头。去年同学群里有人发他盖的小洋楼照片，红砖墙亮得晃眼。
“妈，明年，明年我一定回。”我听见自己声音在抖。“明年？你都说了多少年了？
”妈哭着挂了电话，最后那句“你是不是在外面出啥事儿了”被忙音切断。
手机从手里滑下去，在地上磕出清脆的响。我瘫坐在地上，从床底摸出半瓶二锅头。
瓶盖一拧开，刺鼻的酒精味直冲脑门。十年了，从十八岁背着蛇皮袋离开家，
我在电子厂拧过螺丝，在工地搬过砖，在餐厅洗过盘子，最后在这个物流公司当分拣员，
一个月四千五，房租一千二，剩下的钱除了吃饭，
都填进了那些莫名其妙的窟窿——前女友打胎的医药费，被骗去搞传销的三万块，
还有上个月摔坏老板的平板电脑。楼下的鞭炮声越来越密，我抱着酒瓶往嘴里灌，
辛辣的液体烧得喉咙疼。手机屏幕亮起来，是初中同桌发来的朋友圈，
她在老家的院子里堆雪人，配文“终于回家啦”。她嫁了个中学老师，去年生了对双胞胎，
头像换成了一家四口的合影。我突然想出去走走。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
拉链卡在倒数第二格拉不动。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黑往下走，
每一步都踩在碎啤酒瓶渣上。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亮着灯，老板趴在柜台上打盹，
电视里正放着春晚小品，赵本山的声音透过玻璃传出来。“老板，再来一瓶二锅头。
”我把五块钱拍在柜台上，看见货架上摆着的旺旺大礼包，突然想起八岁那年，
爸攥着我的手在供销社买了两包，说考了双百就给我。“小伙子，一个人过年？
”老板揉着眼睛找零钱，“我儿子在上海读研，今年也不回。”我没说话，
拧开新酒瓶往嘴里倒。冷风吹得脸发麻，我沿着马路牙子往前走，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
像个找不到家的游魂。路过桥洞的时候，看见两个流浪汉裹着棉被打牌，
其中一个举着酒瓶跟我打招呼：“来一把不？输了喝酒！”我笑着凑过去，
盘腿坐在他们铺的硬纸板上。二锅头递过去，那胡子拉碴的大哥接过去猛灌一口，
酒顺着下巴流进油腻的棉袄里。“我以前是开饭馆的，”他指着另一个瘸腿的老头，
“他是搞装修的老板。”老头嘿嘿笑，露出只剩两颗牙的嘴：“都是过去式喽。
”我们三个对着瓶口轮流喝，没人问彼此的名字。桥洞外的马路上，偶尔有私家车呼啸而过，
车牌大多是本地的，后备箱里塞满了年货。有辆红色的小轿车慢下来，车窗摇开，
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往外扔零食盒，塑料袋飘了飘，正好落在我脚边。“操！
”我抓起酒瓶子就想扔过去，被那大哥按住。“犯不着。”他抢过酒瓶又喝一口，
“十年前我也这样，看见开好车的就眼红。后来饭馆着火，老婆跟人跑了，
才明白日子是给自己过的。”我望着远处的霓虹，
那些光怪陆离的颜色像极了刚进城时看到的景象。那时候我以为，只要肯卖力，
总能混出个人样。可现在，我连回家的勇气都没有。“再去买瓶酒！
”我摸出兜里最后二十块钱，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飘。马路对面就有个烟酒铺，
我低着头往前冲，听见刺啦的刹车声时，正看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朝我撞过来。车灯太亮，
晃得我想起十八岁那天，爸站在村口送我，手里攥着皱巴巴的五百块钱，
晨光也是这么刺眼睛。2 褪色的红领巾疼。不是被车撞的那种疼，
是后脑勺磕在水泥地上的钝痛。我想睁开眼，眼皮重得像粘了胶水，耳边是嗡嗡的鸣响，
夹杂着孩子们尖细的笑。“王哲！你又装睡！”有人拽我胳膊，力道不大，
指甲却刮得我皮肤痒。我猛地睁开眼，看见一片蓝白相间的天花板，吊扇慢悠悠转着，
扇叶上缠着蜘蛛网。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课桌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
粉笔灰在光柱里跳舞。讲台上站着个穿的确良衬衫的女人，齐耳短发，袖口别着红色的套袖。
她手里攥着半截粉笔，正瞪着我。“昨天布置的算术题，你是不是又没做？
”周围爆发出一阵哄笑，我旁边的小胖墩用胳膊肘撞我，他校服领口别着的红领巾歪歪扭扭。
“阿哲，李老师叫你呢。”李老师？我脑子像被塞进了一团乱麻。李桂英，
我的小学三年级班主任，她不是在我上初二那年就去世了吗？死于肺癌，
我记得妈当时还去随了份子。“站起来！”李老师把粉笔往讲台上一拍，白色粉末溅起来。
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低头看见自己身上的蓝白校服，裤腿短了一截，露出脚踝。
脚底下是双回力鞋，鞋头磨破了，用线缝了个歪歪扭扭的补丁——这双鞋，
是我八岁那年爸用劳保鞋改的。“三加五等于几？”李老师双手叉腰，
她的指甲上沾着蓝黑墨水。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发疼。周围的同学都在偷笑，
前排那个扎羊角辫的女生转过头，冲我做了个鬼脸。是陈雪，我小学时的同桌，
后来她家搬去县城，就再也没见过。去年同学群里有人说她离婚了，带着孩子开服装店。
“八……八？”我听见自己的声音，稚嫩得像捏着鼻子说话。“那七加九呢？
”李老师步步紧逼。“十六！”我脱口而出，
这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数字——我第一个月工资是一千六，那天我买了只烤鸭，
蹲在桥洞下啃得满嘴流油。李老师愣了一下，随即皱起眉头：“坐下吧，下次不许上课睡觉。
”我跌坐在硬邦邦的木椅上，心脏狂跳得像要撞碎肋骨。桌子上刻着歪歪扭扭的“早”字，
是我模仿鲁迅刻的，被李老师发现后罚站了一节课。旁边堆着几本课本，
《语文》封面上画着两个少先队员，《算术》的角被折得卷起来。下课铃响的时候，
我还没缓过神。陈雪转过身，把一块水果糖放在我桌上，玻璃糖纸在阳光下闪着彩光。
“给你，我妈从上海带回来的。”糖是橘子味的，含在嘴里甜得发腻。
我看着她羊角辫上的红色蝴蝶结，突然想起十七岁那年，在县城的网吧里，
她视频时说“阿哲，我们考同一所大学吧”。后来她考上了，我落榜了，在她去报到那天，
我背着行李登上了去南方的火车。“王哲，放学去掏鸟窝不？”大强凑过来，
他的校服扣子扣错了位，“后山那棵老槐树上有个大的。”我盯着他圆乎乎的脸，
这张脸后来会晒得黝黑，在酒桌上拍着胸脯说“阿哲你要是缺钱尽管开口”，
然后偷偷塞给我一个装着两千块的信封。“不去。”我摇摇头，突然想回家。放学铃响后，
我跟着人流往校门口走。土路两旁的白杨树抽出新芽，几个低年级的孩子在追打嬉闹，
扬起的尘土落在我的白球鞋上。远远看见爸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
车把上挂着个尿素袋，里面鼓鼓囊囊的。“阿哲！”爸看见我，从车上跳下来，裤脚卷着，
沾着泥点。他那时还没秃顶，头发黑黢黢的，眼角只有几道浅浅的皱纹。“爸。”我跑过去，
声音里带着哭腔。爸愣住了，伸手摸我额头：“咋了？被老师批评了？
”他从尿素袋里掏出个苹果，用袖子擦了擦，“给，今天在果园摘的，甜得很。
”苹果上还带着新鲜的果霜，我咬了一大口，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流。十年后爸躺在病床上，
插着氧气管，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我守在旁边，连个苹果都不敢给他吃，
医生说他吞咽功能已经退化了。“爸，我想好好学习。”我突然说。爸笑得露出两排黄牙，
蹬着自行车往家走，后座上的我搂着他的腰，闻到他汗衫上熟悉的肥皂味。
路过村头小卖部时，看见妈正站在柜台前，手里拿着两包旺旺大礼包。“你咋买这个？
挺贵的。”爸停下车。“阿哲这次算术考了满分。”妈把礼包塞给我，
眼里的光比过年挂的红灯笼还亮，“给我儿子奖励的。”我抱着礼包坐在后座上，
看见夕阳把我们三个的影子拉在一起，像条长长的绳子，把我从那个冰冷的出租屋，
拉回了1998年的春天。3 作业本上的未来晚饭是红薯稀饭配咸菜，
妈却额外炒了个鸡蛋，油星子溅在灶台上，她用抹布擦了好几遍。爸蹲在门槛上抽烟，
看着我狼吞虎咽，烟灰掉在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今天咋回事？”爸突然开口，
“李老师来家访，说你上课睡觉，还跟大强打架。”我嘴里的鸡蛋差点喷出来。打架？
我使劲回忆，只记得被车撞前那种天旋地转的疼。“我没打……”“没打？
大强他爸都找到村里了。”妈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说你把大强推到沟里，膝盖都擦破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左胳膊肘上有块淤青，大概是穿越时的“后遗症”。“他抢我作业本。
”我脱口而出，这是十岁那年真发生过的事，大强抄我作业被发现，
反咬一口说我故意给他错答案。爸突然笑了，把烟锅在鞋底磕了磕：“行，咱不欺负人，
也不能让人欺负。”他起身从柜子里翻出个铁皮盒，打开来，里面是一沓用红绳捆着的毛票，
“明天去买个新作业本，再给大强道个歉，毕竟他流血了。”铁皮盒角落里压着张黑白照片，
是爸年轻时在砖窑厂拍的，穿着的确良衬衫，笑得一脸灿烂。后来这张照片会被妈放大，
摆在他的遗像框旁边。我盯着照片看，突然想起爸去世那天，我攥着这铁皮盒，
里面只有三张皱巴巴的十块钱。“爸，我能问你个事儿不？”我扒拉着碗里的红薯，“你说，
人这辈子，是不是努力了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妈正收拾碗筷的手停住了，爸也愣了愣。
“傻小子，说啥胡话。”爸摸我的头，掌心粗糙得像砂纸，“咱庄稼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你看隔壁老马家的二小子，考上大学留在城里，不就是苦出来的？”老马家二小子，
后来成了县教育局的领导。去年我回家给他爸奔丧，他穿着笔挺的西装，
跟前来吊唁的人握手，看见我时，眼神里的陌生像冰锥子。我把剩下的稀饭喝完，
从书包里掏出算术本。泛黄的纸页上，老师用红笔写着“65分”，旁边画了个哭脸。
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考不及格，那天回家被爸用鸡毛掸子抽了屁股，
妈在旁边哭着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我要重做这些题。”我找出铅笔，
笔尖在嘴里抿了抿。爸和妈对视一眼，妈赶紧把煤油灯往我这边挪了挪。昏黄的灯光下，
我握着笔的手抖得厉害。这些简单的算术题，像一个个密码，通往不同的人生。
如果当年我没放弃复读，如果我没轻信那个搞传销的老乡，
如果我在那个雨天没让前女友独自去医院……“阿哲，你今天咋了？”妈摸着我额头，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妈，我想考大学。”我盯着作业本上的“3+5=8”，
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纸页上，晕开一小团墨迹。窗外传来青蛙的叫声，
还有远处池塘里鸭子的嘎嘎声。我想起十年后那个除夕夜，
我在出租屋里计算着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回家的路费，而现在，我坐在1998年的煤油灯下，
面前摊着一本可以改写命运的算术本。大强他妈带着大强来敲门时，我正在做最后一道题。
大强的膝盖上缠着纱布，看见我时脸涨得通红。“对不起。”我站起来，
把兜里的水果糖递给他，是陈雪给我的那棵。大强他妈还想说什么，被爸拉到院子里抽烟。
两个男人的声音混着蝉鸣飘进来，妈在灶台边给大强找饼干，铁盒子打开时发出清脆的响。
“这道题你做错了。”大强突然凑过来看我的作业本，他的小胖手指着“7+9=15”，
“应该是16。”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突然笑起来。原来有些东西，
不管过多少年都不会变。就像大强虽然爱抄作业，
却总在关键时刻提醒我；就像妈永远会在灶台上留着一碗热饭；就像爸那辆破自行车，
总能准时出现在校门口。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
在墙上投下树枝的影子。我摸了摸枕头底下的算术本，上面的红叉被我用橡皮擦掉，
改成了正确的答案。4 跳级风波与果园初芽也许，这一次，我能把人生这道题，
算对第四章 跳级风波与果园初芽煤油灯的味道还没散尽，我已经坐在了四年级的教室里。
李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捏着我的转学申请——准确来说，是跳级申请。她眉头拧成个疙瘩，
眼镜滑到鼻尖上，透过镜片打量我的眼神像在看个怪物。“王哲，你确定要跳级？
”她把申请往桌上一拍，粉笔灰簌簌往下掉，“三年级的课程你才学了半学期，
四年级的算术要学乘除法，语文要背《为人民服务》，你能跟上？”后排传来大强的嗤笑声，
他正用圆规在橡皮上扎洞。“老师，他昨天还把‘乘法’写成‘剩法’呢！
”我攥着衣角站起来，膝盖撞在课桌腿上，发出“咚”的一声。“李老师，我能。
”声音不大，却在安静的教室里撞出回音。这不是小孩子的逞强，
是我用十年打工生涯换来的笃定——我知道知识能当饭吃，知道错过的机会有多金贵。“好。
”李老师突然笑了，从教案本里抽出一张卷子，“这是上学期的期末测试，
你要是能考九十分以上，我就帮你申请。”接过卷子时，我的手在抖。
卷面标题是“1998年四年级数学期末测试”，印刷字迹有些模糊。
第一道题是“36×7=？”，我笔尖悬在纸上，突然想起在工地搬砖时，
包工头算错平方数克扣工钱，我拿着计算器跟他吵了一下午，最后被赶出来，
连当天的工钱都没拿到。“唰唰”的笔尖摩擦声里，我听见窗外的麻雀在叫。
等我把最后一道应用题答完，抬头看见李老师正扒着门框跟教导主任说话，
两人都朝我这边看。大强的脑袋快凑到我卷子上了，口水差点滴在“附加题”三个字上。
“252。”我突然报出第一道题的答案。大强愣住了，
手忙脚乱地去翻自己的算术本：“你咋算这么快？”“36×7=252，
”我指着他本子上的“212”，“你少算了36×5那步。”他脸瞬间红成猪肝色，
把本子往桌洞里塞。我突然想起十年后，他在酒桌上拍着我肩膀说：“阿哲，
当年要不是你帮我补数学，我连包工头都当不了——算账算不明白，谁信你啊？
”卷子交上去时，李老师的眼镜差点掉下来。她拿着红笔勾了又勾，
最后在卷首写了个“98”，附加题旁边画了个大大的五角星。“明天去四年级报道。
”她把卷子往我怀里一塞，转身时踩着了自己的裙摆，差点摔一跤。回家的路上，
大强一路跟在我屁股后面，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烤红薯。“阿哲，你是不是吃了啥聪明药？
”他把红薯往我手里塞，“我妈说吃烤红薯能变聪明，给你。”红薯烫得我手心发红，
甜香混着泥土味往鼻子里钻。我突然停下脚步，
看着路边那片荒坡——这片地十年后会被开发商推平，盖成别墅区，而现在，
它只是长满了野草，偶尔有几只山羊在啃苗。“大强，你说这地能种果树不？
”我指着荒坡问。他啃着红薯摇头：“俺爷说这地是‘漏沙田’，种啥死啥。
”我却想起在南方打工时，见过人家在石头缝里种脐橙，用塑料膜保水，产量比平地还高。
“回去跟你爸说，这地要是没人要，咱承包下来。
”大强的嘴张得能塞下整个红薯：“你要种啥？”“苹果树。”我咬了口红薯，烫得直哈气，
“以后结了果子，拉去县城卖。”到家时，爸正蹲在院子里编竹筐，妈在翻晒玉米。
我把跳级的事一说，爸手里的竹篾“啪”地断了，妈手里的木耙子掉在地上，
砸起一片玉米粒。“你说啥？跳级？”妈抓着我胳膊来回晃，“你是不是在学校闯祸了，
老师把你赶出来了？”“妈，我考了98分。”我把卷子展开，贴在堂屋的土墙上。
夕阳正好照在“98”上，红得晃眼。爸摸出旱烟锅，半天没点着。他盯着卷子看了又看，
突然往屋外跑，妈在后面喊“你去哪”，他头也不回：“找村支书！
问问那片荒坡承包要多少钱！”那天晚上，我家的煤油灯亮到后半夜。爸蹲在灶门前，
用火棍在地上画来画去，算承包费、买树苗的钱、雇人的工钱。
妈在旁边数着铁皮盒里的毛票，数到第三遍，突然哭了：“还差五十块。
”我摸出枕头底下的苹果——爸昨天给我的那个，一直没舍得吃。“明天我去镇上卖了它。
”爸把火棍一扔，摸我的头：“傻小子，苹果留着吃。钱的事，爸去跟你三大爷借。
”三大爷是镇上供销社的会计，平时抠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知道爸这一去，
少不了听冷话。可看着爸往门外走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十年后他躺在病床上，
拉着我的手说“爸没本事，没给你留啥家业”，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爸，”我追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