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农历三月，我出生在粤省东部一个村里。
我老妈前面三个生的都是女孩，第四胎终于生出我这个男丁。
我老爹激动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连夜拿着我去找村里算命的老王头——这老头据说年轻时在香港混过，后来因为“算得太准”被同行封杀，逃回村里隐居。
老王头捏着我的生辰八字，眯着眼掐指一算，突然一拍大腿：“辰月辰日辰时生，再起名‘辰’，凑成四脚龙！大富大贵！”
我爹一听，乐得当场给我取名张辰，仿佛已经看见我未来西装革履、衣锦还乡的光辉形象。
但老王头又补了一刀：“不过……你这儿子命里全是偏财，不是读书的料。”
我爹摆摆手：“没事！能发财就行，会读书有个屁用！！”
他决定顺应天命，开始创业—养猪。
结果，我三岁那年，村里爆发猪瘟，我家养的二十头猪全蹬了腿。
我爹抄起锄头就往老王头家冲：“老王！我扑领啊母块鸡！这就是你说的大富大贵？！”
老王头不愧是专业选手，面对暴怒的我爹，他淡定地捋了捋胡子：
“阿大啊（我爹在兄弟里排行老大，我爷爷起名就是这么随意），你这儿子是白手起家的命格，你就不要过多干涉他了。”
我爹举着锄头的手微微颤抖：“啥意思？”
老王头神秘一笑：“天机不可泄露，总之你越管，他越穷！”
我爹信了。
从此，他对我采取放养政策，美其名曰“尊重天命”。
后来我上学，成绩稳定全班倒数前三，老师家访时委婉地说：“张辰这孩子，可能不是读书的料。”
我爹一拍大腿：“算命的说对了！”
老师：“……”
我爹嘴上说放养，可一到吃席就现了原形。
村里但凡有人婚丧嫁娶，我爹必定拉着我第一个去占位，一开席，他总有办法让我吃到最多肉——
整盘白切鸡刚上桌，鸡腿已经到我碗里了；
别人刚动筷子，他早就把整块扣肉夹进我碗里，含混不清地喊：“快吃！等会儿那帮衰仔来了抢着吃！”
到上初中时，我比同龄人壮实一圈。
每次村里有人夸我个头，我爹就摸出皱巴巴的烟，笑得眼都眯成缝：
初二那年，我成功把自己混成了“老大”不是因为我打架最狠，而是因为我最会玩。
我们村是全镇最大的村，一万多口人，光我们学校就有三百多个学生。别的村小孩来上学，总有几个欠揍的喜欢欺负外乡人，但我从来不干这事儿。
倒不是我多高尚，主要是……
第一，欺负人没意思，不如带着他们一起玩。
第二，我爹从小就教育我：“你欺负别人，别人爹妈找上门，老子还得赔钱！”
所以，每当看到村里人欺负外乡小孩的时候，我都会阻止他们。
他们一看是我，立马怂了，不是怕我打架，是怕我不带他们玩。
所以，他们听我的。
就这样，我的“小弟”越来越多，连隔壁村的都跑来认我当大哥。
我爹知道后，抽着烟笑骂：“四脚龙没当成，倒成了孩子王！”
16岁那年，我初中毕业，中考成绩一如既往地稳定——稳定地没考上高中。
我爹叼着烟，瞅了瞅成绩单，又瞅了瞅我，说道：“算了，你大姐在莞城，你跟她去打工吧。”
我们家四个孩子，我排老四，上面三个姐姐
大姐张珊，比我大五岁，在莞城玩具厂打工。
二姐张瑶，高三，成绩好得能把我衬成“家族之耻”。
三姐张雨，刚上高一，未来估计也是个大学生。
而我，张辰，光荣地成为了家里第一个“社会人”。
坐上大巴车那天，我爹扒着车窗，拉着我的手，难得严肃地说了一句：“给老子混出个人样来！”
我点点头，心里想着：“人样？那不就是两条腿走路吗？这还不简单？”
1998年，我跟着大姐踏上了莞城长安镇的土地。
"嚯！"大姐指着望不到头的厂房区："瞧见没？泰美玩具厂，四万多人！比咱们全镇人都多！"
大姐在泰美玩具厂做质检员，跟另一个女同事俩人轮班，一个上夜班，一个上早班，她俩在附近合租了一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屋子，厨房是走廊上搭的煤炉。
98年的莞城，工厂就像永远吃不饱的巨兽，每时每刻都在招工。
当晚大姐的同事上夜班，我就在出租屋睡下。
第二天一早，大姐拽着我直奔泰美厂招工处。我个子已经窜到一米七八，骨架宽，脸上还带着点少年人的青涩，但往那一站，倒也不像未成年。
大姐堆着笑，跟招工的负责人递了根“红双喜”：“领导，这是我阿弟，已经十八了，身份证还在办，过几天就寄过来。”
那负责人叼着烟，上下扫了我两眼，吐了口烟圈：“行吧，反正都是拧螺丝，十八和十六没区别。”
就这样，我光荣地成为了泰美玩具厂的一名工人。
工厂管饭管住，大姐临走前塞给我十块钱，叮嘱道：“别乱跑，下班直接回宿舍，打工人最喜欢赌钱，宿舍经常有人招赌，你不要学，别跟那些烂赌鬼一样！”
我点点头。
我被分配到流水线，管工是个四十来岁的瘦高个，脸上写满了“不耐烦”。他随手一指旁边一个埋头干活的老工：“阿强，带带他。”
阿强抬起头，眼神疲惫得像熬了三个通宵，冲我点点头：“过来。”
工作很简单——组装玩具。
具体来说，就是把塑料小人的胳膊、腿、脑袋，咔咔往身上怼，然后丢进传送带。
简单，但极其乏味。
我干了半小时，就开始思考人生。
“我爹让我混出个人样，就是让我在这儿装塑料腿？”
阿强看我走神，敲了敲桌子：“别发呆，手快点儿，今天这条线要出五千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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